过河的连队高奏战鼓，军官擎着一面上书“仁义”二字的大旗，正式进入没有任何抵抗的高知城下町。
刘钰像是旅游一样过了河，站在高知城下町的播磨屋桥旁，低头看了看这座很出名的桥，忍不住笑道：“若是小时候，使使劲儿，我能尿到桥对面。”
身旁的军官听着这个笑话，暗笑道看来勋贵家里的孩子，小时候也这么玩？也有打趣的接话道：“大人年轻力壮，想来此时也定可以。”
刘钰哈哈一笑，也没有真的脱下裤子试一试，只觉得倭人眼中的名胜名景，着实有些寒碜。
站在这座小桥上，习惯性地朝着河里吐了口唾沫，却并没有成群的鱼游过来。
抬头问身旁跟着自己来的那个倭人师匠道：“这里便是土佐藩主的御用商人播磨屋家？”
用日语说了御用商人这个词，若是用汉语他是不可能说御用这两个字的。
倭人师匠点点头，说道：“这便是播磨屋，负责给大名运送大米去江户或者大阪，也经营纸张等业务。对面是柜屋，亦是本地豪商。这桥是私桥，为了方便两家来往。周围都是跟着藩主从挂川一起来土佐的武士，他们都住在这附近。但现在，应该都逃到高知城中了。”
既这么说，这里应该就是城下町的中心了，这个播磨屋和柜屋的主人，在高利贷和典当地名单上，也是名列前面的。
而且这两家在之前的垦田许可中，还出资开辟了大片的良田，拥有很多的佃户。
说起高知的豪商，那倭人师匠忍不住叹息道：“就是这些商人，导致了领主道德败坏。所谓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也。”
“富有田尸及新垦土地之辈，丰衣足食无所匮乏；而乃目睹天灾天罚不知自捡，置平民乞食于不顾。至于彼辈自身，或则山珍海味，妻妾围侍；或则引诱大名家臣于青楼酒肆，饮宴无度，一掷千金。际此民生艰难时节，彼辈依然锦衣玉食，游乐于优伶娼妓之间，一如往昔。此情此景，实同纣王长夜之宴也。”
“大人何不效古贤，散发钜桥鹿台财米，以救今日饥馑困顿之百姓？此等钱财，皆不义之财。”
刘钰心道行家啊，散发钜桥鹿台财米……这不就是造反的标准模板？
散，自是要散的，却不是现在。估计豪商们也都一起躲到高知城去了，此时也无甚可散的。
从这师匠的话里，也算是印证了刘钰的判断，在封建经济慢慢瓦解的过程中，底层人对商人的恨胜过对领主的——只要允许土地买卖，哪怕稍微松个口子。
终究这师匠是儒生，哪怕他不是朱子亦非阳明，自称古儒一派，可内心其实始终盼着领主实行仁政的，还没到真正敢造反的地步。
商人，尤其是囤积土地的商人、有垄断特许的商人，是最容易招恨的。幕府其实也是把这些商人当大肥羊来养，由他们吸收仇恨，时不时就出台赖账法令。
只要稍微松一下商人身上的铁链，商人就会让封建主知道什么叫富集财富的效率。至于是否合法，亦或者是否符合道德，刘钰根本不想评判。
反正他在大顺搞贸易公司和实业，最愁的就是大顺高利贷的利息，让他的一些利润稍低的项目根本无法募集到资金。
五成地租亦算仁政的地租水平，更是让大顺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愣是要靠海外贸易才能搞出工商业起步萌芽。
师匠的话，让他对此时的倭国百姓情绪，渐渐加深了了解。
叫人砸开了播磨屋的大门，进到里面，果然一片狼藉，空无一人。
他也不想住在这种地方，市区过于危险，地形复杂，万一真有不怕死的搞刺杀，肯定闹出乱子。
“这样，先张榜安民，只说我来此，非为财货，乃为仁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抢劫者笞……”
将几份重新书写的榜文交到身后人手中，那师匠疑惑道：“抢劫者笞？大人这是不准备效古贤钜桥事？”
刘钰笑道：“武王散鹿台之财，岂可谓之抢？发钜桥之粟，岂可谓之劫？只恐这些财货都转移到高知城中了。不急，不急，先去张贴榜文。”
师匠不知刘钰何意，但见陆战队的士兵肃立不动，对旁边那些富商的房屋虽时不时窥探，可不得命令竟是纹丝不动，心下佩服，便和剩余几个志同道合之辈一起帮着张贴榜文。
武士全都逃到了高知城，可城下町的人也不可能都逃过去。
高知城一共四十米高的小山，可能还没刘钰家里的花园占地面积大，也实在盛不下太多的人。
土佐藩剩余的武士蜗在高知城中，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刘钰在这边搞事情，他们无可奈何。
打又打不过，也不敢下来。
好在刘钰之前一直散发传单，宣扬自己是仁义之师，确确实实没有抢劫之类的事发生，对于一些武士的家人也没有施暴，并未骚扰。
城下町的人不怎么惧怕。毕竟不是西洋人，而是这些倭人经常听说的唐人，并没有太多的惊惧。
大多的商户都没有逃走，还是在城中，安静的等待着他们的命运。
这些人，也是刘钰准备使用的工具。
和不同的人，要说不同的话。
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除了民族之外，可能很难找到一个把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统合起来的大义。
城下町外的农夫，渴望的是土地，在意的是高利贷，等待的是自己质押土地的文书。
城下町内的商人，渴望的公平，在意的是御用商人的特权，等待的是有一天他们能和武士阶层平起平坐。
于是这一次出榜安民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些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的。
新的榜文上，刘钰先讲了一个故事。
“我在唐国便听闻，尔等小邦有武士庶民之分。听说有商人见武士的身上有个跳蚤，便好心出言提醒。却不想武士大怒，挥刀便将其斩杀，说是跳蚤是畜生身上最多，说他身上有跳蚤，便是侮辱他是畜生。”
“若在唐国，莫说区区一个武士，便是宰相，若敢因此当街杀人，也必受戮。如此观之，尔国当真蛮夷也。你们多是商人，想必你们平日也多受武士欺压吧……”
以这个故事起头，用很通俗的语言，拉近了和这些小商贩的关系。
新的榜文把矛头指向了两部分人。
一部分这些小商人们羡慕嫉妒恨、恨不能为之的特权商人。
以及绝大多数的武士。
既然幕府的统治阶层是武士，想要幕府害怕，就得证明自己有能力把非统治阶层的人都煽动起来。
农民有人、商人有钱、一些乡村教书匠有文化、落魄武士有武力。
一个都不能少。
这是做给幕府和大名看的，为的就是幕府没办法进行全面动员。
明明有四十万在籍武士，却最多敢用七八万组成几个机动兵团，大部分还是要留在各地城中维持统治。
榜文的最后，是刘钰的法令，说是城中一切照旧，如有发现抢劫者，可前往播磨屋桥附近汇报。
随后便派出军队，先控制了米铺，强制要求开门营业，并且进去搜查了一下存米的情况。
又叫买米的人不得多买，每人每天只能购买一定的数量。
随着米铺被强制开门，只用了一天时间，整个城下町就再度运转起来。
又一次上演了一下当中鞭笞“抢劫”士兵的戏码，倭人皆称仁义之师，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屋子，前往城下町东边的一处空地，听刘钰等人的宣讲。
城下町的一些人上过寺子屋，认识一些字。
前几日刘钰把传单随风散发的时候，城中的武士到处搜检，可还是有一些胆子较大一点的，将这些传单悄悄收好，对于上面描绘的“仁政”向往不已。
那是大顺都没有的仁政，可那也是这些自小不自觉接触过儒学的人所能想象到的合理的仁政。
所描绘的世界，就像是切支丹教徒眼中的天堂。天堂尚且需要来世，可这样的仁政，似乎近在眼前。
城下町的东边空地，越来越多的人跑来听仁义唐国之人的演说，刘钰也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此番来非是为了土地和财货，乃是为了帮助倭人建设王道之土、行仁义之政。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和这些城下町的小商人，刘钰就抓着武士特权、特权商人这两件事说。
好在他是读过前四史的，一篇《货殖列传》，足够引经据典，说商人对于国家是有用的，是促进财富流通的，四民之一并不低贱，从精神上取得了这些小商人的好感。
又凭借公平的买卖，获取了这些商人的信任。
随后他就公开宣布，正常经营的商人是好的、但是放贷的商人是坏的，尤其是放贷而让农夫用土地质押、凭借天灾低价购买土地的高利贷商人，是不符合“仁政”的，是要处置的。
并且公开点了一下那些农夫提供的放高利贷和囤地的商人名单，派兵守在了他们的家门口，并且给他们两天时间，将所有的质押文书送来，否则的话就要受到惩罚。
大部分小商贩既没有放高利贷的资本，也没有参与土地贸易的人脉，不少人或是带着一些良心、或是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对这项声明拍手称快。
在限定的时间到来之前，半数的高利贷商人乖乖地把质押文书送到了刘钰手中。
但是那几个真正的大商人，却都躲到了高知城中，他们的家里并没有留下什么人，粮食和金银也都转移了，这也在刘钰的意料之中。
当着许多围观者的面，刘钰训斥了一番那些放高利贷的商人，又下达了几项根本没有意义的命令：
所有贷款的年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所有贷款，连本带利偿还到一倍本金之后，无论本金是否还完，都视为还清了。
至于能否实行，刘钰根本不在乎，他又不会在这里太久，马上就会离开。就像是所有在野党在在野时候许下的诺言，听起来总是那样美好，这些画饼自是引来了许多欠债的小商贩的拥护。
刘钰像是旅游一样过了河，站在高知城下町的播磨屋桥旁，低头看了看这座很出名的桥，忍不住笑道：“若是小时候，使使劲儿，我能尿到桥对面。”
身旁的军官听着这个笑话，暗笑道看来勋贵家里的孩子，小时候也这么玩？也有打趣的接话道：“大人年轻力壮，想来此时也定可以。”
刘钰哈哈一笑，也没有真的脱下裤子试一试，只觉得倭人眼中的名胜名景，着实有些寒碜。
站在这座小桥上，习惯性地朝着河里吐了口唾沫，却并没有成群的鱼游过来。
抬头问身旁跟着自己来的那个倭人师匠道：“这里便是土佐藩主的御用商人播磨屋家？”
用日语说了御用商人这个词，若是用汉语他是不可能说御用这两个字的。
倭人师匠点点头，说道：“这便是播磨屋，负责给大名运送大米去江户或者大阪，也经营纸张等业务。对面是柜屋，亦是本地豪商。这桥是私桥，为了方便两家来往。周围都是跟着藩主从挂川一起来土佐的武士，他们都住在这附近。但现在，应该都逃到高知城中了。”
既这么说，这里应该就是城下町的中心了，这个播磨屋和柜屋的主人，在高利贷和典当地名单上，也是名列前面的。
而且这两家在之前的垦田许可中，还出资开辟了大片的良田，拥有很多的佃户。
说起高知的豪商，那倭人师匠忍不住叹息道：“就是这些商人，导致了领主道德败坏。所谓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也。”
“富有田尸及新垦土地之辈，丰衣足食无所匮乏；而乃目睹天灾天罚不知自捡，置平民乞食于不顾。至于彼辈自身，或则山珍海味，妻妾围侍；或则引诱大名家臣于青楼酒肆，饮宴无度，一掷千金。际此民生艰难时节，彼辈依然锦衣玉食，游乐于优伶娼妓之间，一如往昔。此情此景，实同纣王长夜之宴也。”
“大人何不效古贤，散发钜桥鹿台财米，以救今日饥馑困顿之百姓？此等钱财，皆不义之财。”
刘钰心道行家啊，散发钜桥鹿台财米……这不就是造反的标准模板？
散，自是要散的，却不是现在。估计豪商们也都一起躲到高知城去了，此时也无甚可散的。
从这师匠的话里，也算是印证了刘钰的判断，在封建经济慢慢瓦解的过程中，底层人对商人的恨胜过对领主的——只要允许土地买卖，哪怕稍微松个口子。
终究这师匠是儒生，哪怕他不是朱子亦非阳明，自称古儒一派，可内心其实始终盼着领主实行仁政的，还没到真正敢造反的地步。
商人，尤其是囤积土地的商人、有垄断特许的商人，是最容易招恨的。幕府其实也是把这些商人当大肥羊来养，由他们吸收仇恨，时不时就出台赖账法令。
只要稍微松一下商人身上的铁链，商人就会让封建主知道什么叫富集财富的效率。至于是否合法，亦或者是否符合道德，刘钰根本不想评判。
反正他在大顺搞贸易公司和实业，最愁的就是大顺高利贷的利息，让他的一些利润稍低的项目根本无法募集到资金。
五成地租亦算仁政的地租水平，更是让大顺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愣是要靠海外贸易才能搞出工商业起步萌芽。
师匠的话，让他对此时的倭国百姓情绪，渐渐加深了了解。
叫人砸开了播磨屋的大门，进到里面，果然一片狼藉，空无一人。
他也不想住在这种地方，市区过于危险，地形复杂，万一真有不怕死的搞刺杀，肯定闹出乱子。
“这样，先张榜安民，只说我来此，非为财货，乃为仁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抢劫者笞……”
将几份重新书写的榜文交到身后人手中，那师匠疑惑道：“抢劫者笞？大人这是不准备效古贤钜桥事？”
刘钰笑道：“武王散鹿台之财，岂可谓之抢？发钜桥之粟，岂可谓之劫？只恐这些财货都转移到高知城中了。不急，不急，先去张贴榜文。”
师匠不知刘钰何意，但见陆战队的士兵肃立不动，对旁边那些富商的房屋虽时不时窥探，可不得命令竟是纹丝不动，心下佩服，便和剩余几个志同道合之辈一起帮着张贴榜文。
武士全都逃到了高知城，可城下町的人也不可能都逃过去。
高知城一共四十米高的小山，可能还没刘钰家里的花园占地面积大，也实在盛不下太多的人。
土佐藩剩余的武士蜗在高知城中，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刘钰在这边搞事情，他们无可奈何。
打又打不过，也不敢下来。
好在刘钰之前一直散发传单，宣扬自己是仁义之师，确确实实没有抢劫之类的事发生，对于一些武士的家人也没有施暴，并未骚扰。
城下町的人不怎么惧怕。毕竟不是西洋人，而是这些倭人经常听说的唐人，并没有太多的惊惧。
大多的商户都没有逃走，还是在城中，安静的等待着他们的命运。
这些人，也是刘钰准备使用的工具。
和不同的人，要说不同的话。
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除了民族之外，可能很难找到一个把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统合起来的大义。
城下町外的农夫，渴望的是土地，在意的是高利贷，等待的是自己质押土地的文书。
城下町内的商人，渴望的公平，在意的是御用商人的特权，等待的是有一天他们能和武士阶层平起平坐。
于是这一次出榜安民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些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的。
新的榜文上，刘钰先讲了一个故事。
“我在唐国便听闻，尔等小邦有武士庶民之分。听说有商人见武士的身上有个跳蚤，便好心出言提醒。却不想武士大怒，挥刀便将其斩杀，说是跳蚤是畜生身上最多，说他身上有跳蚤，便是侮辱他是畜生。”
“若在唐国，莫说区区一个武士，便是宰相，若敢因此当街杀人，也必受戮。如此观之，尔国当真蛮夷也。你们多是商人，想必你们平日也多受武士欺压吧……”
以这个故事起头，用很通俗的语言，拉近了和这些小商贩的关系。
新的榜文把矛头指向了两部分人。
一部分这些小商人们羡慕嫉妒恨、恨不能为之的特权商人。
以及绝大多数的武士。
既然幕府的统治阶层是武士，想要幕府害怕，就得证明自己有能力把非统治阶层的人都煽动起来。
农民有人、商人有钱、一些乡村教书匠有文化、落魄武士有武力。
一个都不能少。
这是做给幕府和大名看的，为的就是幕府没办法进行全面动员。
明明有四十万在籍武士，却最多敢用七八万组成几个机动兵团，大部分还是要留在各地城中维持统治。
榜文的最后，是刘钰的法令，说是城中一切照旧，如有发现抢劫者，可前往播磨屋桥附近汇报。
随后便派出军队，先控制了米铺，强制要求开门营业，并且进去搜查了一下存米的情况。
又叫买米的人不得多买，每人每天只能购买一定的数量。
随着米铺被强制开门，只用了一天时间，整个城下町就再度运转起来。
又一次上演了一下当中鞭笞“抢劫”士兵的戏码，倭人皆称仁义之师，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屋子，前往城下町东边的一处空地，听刘钰等人的宣讲。
城下町的一些人上过寺子屋，认识一些字。
前几日刘钰把传单随风散发的时候，城中的武士到处搜检，可还是有一些胆子较大一点的，将这些传单悄悄收好，对于上面描绘的“仁政”向往不已。
那是大顺都没有的仁政，可那也是这些自小不自觉接触过儒学的人所能想象到的合理的仁政。
所描绘的世界，就像是切支丹教徒眼中的天堂。天堂尚且需要来世，可这样的仁政，似乎近在眼前。
城下町的东边空地，越来越多的人跑来听仁义唐国之人的演说，刘钰也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此番来非是为了土地和财货，乃是为了帮助倭人建设王道之土、行仁义之政。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和这些城下町的小商人，刘钰就抓着武士特权、特权商人这两件事说。
好在他是读过前四史的，一篇《货殖列传》，足够引经据典，说商人对于国家是有用的，是促进财富流通的，四民之一并不低贱，从精神上取得了这些小商人的好感。
又凭借公平的买卖，获取了这些商人的信任。
随后他就公开宣布，正常经营的商人是好的、但是放贷的商人是坏的，尤其是放贷而让农夫用土地质押、凭借天灾低价购买土地的高利贷商人，是不符合“仁政”的，是要处置的。
并且公开点了一下那些农夫提供的放高利贷和囤地的商人名单，派兵守在了他们的家门口，并且给他们两天时间，将所有的质押文书送来，否则的话就要受到惩罚。
大部分小商贩既没有放高利贷的资本，也没有参与土地贸易的人脉，不少人或是带着一些良心、或是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对这项声明拍手称快。
在限定的时间到来之前，半数的高利贷商人乖乖地把质押文书送到了刘钰手中。
但是那几个真正的大商人，却都躲到了高知城中，他们的家里并没有留下什么人，粮食和金银也都转移了，这也在刘钰的意料之中。
当着许多围观者的面，刘钰训斥了一番那些放高利贷的商人，又下达了几项根本没有意义的命令：
所有贷款的年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所有贷款，连本带利偿还到一倍本金之后，无论本金是否还完，都视为还清了。
至于能否实行，刘钰根本不在乎，他又不会在这里太久，马上就会离开。就像是所有在野党在在野时候许下的诺言，听起来总是那样美好，这些画饼自是引来了许多欠债的小商贩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