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上都是汉字,德川吉宗亲自在圣堂给人讲过朱子学,汉学水平还是足够的。

    越是水平够,看的越来气。

    刘钰现实义正辞严地质问德川吉宗,为何要纵容萨摩藩侵占琉球?固然是从德川家康时候开始的,但是延续到现在却未制止,难道这不是罪恶吗?

    知乱而不拨,亦为罪也。

    又质问德川吉宗,何以行桀纣之政,征收超过四成的贡赋,此隋炀亦不耻云云。

    看到刘钰满篇的仁义,德川吉宗不怒反笑,他是真的被气笑了。

    在刘钰垄断长崎贸易之前,也不是没有其余船主的唐人风说书,里面对大顺的情况介绍了许多。

    的确,理论上大顺的正税不高,可是佃户依旧缴纳将近五成的地租,甚至更高,这些东西唐风说书上都写的明白。

    心想无非是我将税直接收到手中,而唐国朝廷是没收那么多,可是地主依旧收的不少。

    况且只怕你唐国尚不如我,若如前朝大明,若能保证公四民六、一人一作、地不得买卖,岂能亡国?若真能做到一人一作、公四民六,只怕亦算是善政了。

    又想我虽为了增加收入,又加了税,以致五公五民,可我至少控制了土地兼并,不至有唐国兼并之势。即便开了商人垦田、默许租佃的头,以增加收入,却也未至之前唐人风说书中富者阡陌相连的程度。

    我虽抬高米价,可武士与农民欣喜,商人固然苦痛,可自古仁政,岂有士农工商四民皆喜之政?米价低,则士农苦、工商乐;米价高,则工商苦、士农乐。世间安有两全法?

    越看刘钰的信,越觉得刘钰虚伪。

    只觉唐国之民尚苦,你既仁义,不去解唐人百姓之苦,何以来用仁义刺我?

    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看着这些洋洋洒洒的数篇仁义道德的指责,德川吉宗直接翻了过去。

    仁义问题,自有儒生争辩,这都是毫无意义的问题。

    他想知道刘钰到底想要什么。

    翻过了四五页仁义、仁德、仁政的废话,终于到了图穷匕见的那一刻,德川吉宗骇然,这才明白这一次事情严峻了。

    他以为大顺最大的要求,无非就是让岛津氏谢罪,再不掺琉球事。亦或者又是打嘴炮,逼其朝贡,哪曾想看到后面,句句惊心。

    胸间郁结的气血不断上涌,让他的太阳穴一跳一跳的疼,倒像是江户湾的海潮汹涌而来冲击着他的脑袋。

    直到看到最后,刘钰又“很好心”地提醒他,若是不想背这个锅,可由住在“僭洛阳”的那位去背,亦算是全了两人一面之缘的交情。

    德川吉宗哼哼冷笑数声,心道你倒好心,连这个都想到了?

    抬头又问那两个土佐的家臣。

    “唐人舰船,着实不可胜?”

    两个土佐的家臣回忆着在高知见过的战舰,回忆起战舰齐射将关船打碎的场景,伏地不敢言。

    许久才道:“船坚炮利,非水军所能敌。一炮糜烂数十里,当者皆碎、山石俱裂,诚不能胜。”

    又实打实地形容了一下唐人舰队的规模,将刘钰说“给他时间整理水军、会战于浦贺”的话转达之后,德川吉宗知道水军无论如何是赢不了的。

    刘钰和史世用都来过江户,此番来既是有备而来,且有恃无恐,自是打定了水军不能交锋的主意。

    若是信上的条件稍微再宽松一些,德川吉宗其实有心直接同意。可信上的条件,他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答应了便是死,无异于饮鸩止渴。

    可水军不能胜,陆军看起来也不能胜,就算是江户最精锐的旗本,也不可能五百人攻破高知城,纵横土佐数十里无人能挡。

    况且大顺大国也,岂能只有五百可战之兵?加以百倍,亦不算多。就算所有在籍的武士都召集起来,老弱病残全算上,江户也不守了,也不过三十万,这还打什么?

    头越发的疼,德川吉宗扣下书信,叫那两个土佐的家臣先退下,又将亲信重臣老中奉行等皆召至身前,先将刘钰信中关于“开国”的要求说了一下。

    后世日本电视剧里的常客、身份和名气类如天朝包拯的大冈忠相,此时正类似是“开封府尹”,留下了不少断案的传奇,此时又兼推广铸币改革和番薯种植,在开国一事上正有一些发言权。

    当日刘钰来江户的时候,也曾有过一面之缘,也研读过刘钰留下的关于币制改革的小册子,当时还以为这是个不忠不孝只求自己快活的世外高人,哪曾想转眼就成了欺压幕府的大敌。

    “将军殿下,昔日新井白石曾言:金银者非比米粟,不可再生。自朱印船贸易来,本国金银多半流失出外。为此新井白石立贸易信牌制,严防金银外流。将军虽不喜其人,却延其政,足见善政。”

    “唐人之丝、绸、瓷等,皆被追捧。而长崎那边,唐人海商只喜铜锭,如俵物等皆不肯携带。”

    “若开国,唐人货物涌入,本邦金银外流,不消数年,金银日少、货物日多,则金银价日贵一日,只恐両替商人必囤积金银。如此,恐又有唐人刘钰所谓‘通货紧缩’之祸。”

    “本邦除铜之外,无货可卖出;唐人除铜之外,无货不可入。虽唐人亦禁切支丹教,可锁国之策万不能变,国门万万不可开。”

    日本和大顺不一样,大顺的“央行”是日本和西洋诸国的东印度公司,要不是这几年开发云南,伴随着经济发展,可能连铜钱都铸不起了。

    可是大顺根本不用担心,因为往那一坐,银子就会源源不断地送来,根本不会去考虑太多。

    日本自己有金山银山,而且还不是比喻意义的金山银山,而是实打实的金山银山,对于金银外流的事,还是极为敏感的。

    新井白石的改革,断了大顺海商的财路,导致了大顺海商内卷,从原本的合力控制议价权合伙坑日本商人,到之前的海商内卷分成了漳州帮、福州帮和浙江帮,这些幕府都看在眼中。

    要不是刘钰之前确确实实给幕府帮了大忙,德川吉宗也不会默许刘钰在长崎贸易上的垄断地位。

    大冈忠相此时再提此事,就此断言,万万不可开国,哪怕大顺也禁天主教,那也不行。

    一旦开国,想都不用想,日本的丝织业和工商业就彻底完蛋了。

    所有的经验都源于总结,天朝没有机会总结,因为哪怕到一鸦的时候、哪怕英国人已经偷了茶种在印度种植自产自销,依旧没有总结的机会,因为即便算上鸦片依旧还是顺差。直到被人倾销到小农破产的时候,才有“有识之士”想明白。

    日本却有经验,而且早在几十年前就有经验,大顺海商的瓷器把日本刚刚起步的瓷器差点搞垮。

    趁着明末战乱西洋人在天朝无法拿到货的机会好容易生长起来的瓷器产业,在大顺稳定天下后不到二十年,就岌岌可危。

    不得已出台了政策,在长崎抓到运瓷器的船就直接扣押、取消贸易信牌,这才保住了日本的瓷器产业。

    而且那还是大顺海商主要卖丝、顺带偶尔当压舱石运瓷的情况。

    既有总结经验的机会,便不至于这么应对是错,对于开国一事,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考虑,万不可开。

    德川吉宗叹了口气,无可奈何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刘钰小儿深谙水战之道,怕难有镰仓神风之助。他通实学、晓天文,如今更是可以直接来到江户。既能来江户,况于长崎、萨摩?”

    大冈忠相却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进言道:“殿下,我邦国小,又无大船,水战的确不能胜。可我邦不善水战,却有善于水战的。我正有一驱虎吞狼之计。”

    “哦?计将安出?”

    德川吉宗话音刚出,立刻想到了荷兰人。若说日本此时能联系到的,又善于水战的,也就只有荷兰人了。

    当年岛原之乱,也多亏了荷兰人帮忙,舰队炮击岛原的天主教徒,加之每年荷兰商馆的人都来参觐……

    可是,驱虎吞狼,虎又不傻,如何能驱?

    德川吉宗自是读过三国的,摇头道:“荀文若二虎竞食之计,乃操为汉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故可表刘备为徐州牧,乃使吕布深恨之。老夫有何可使唐、荷相争?”

    大冈忠相见德川吉宗已经想到了荷兰人,便将自己的策略解释了一番。

    所谓驱虎吞狼,非是借刀杀人,更准确来说,也可以叫“二虎竞食”。

    既是竞食,则必先有食,而且这个食,还得是二虎都想要的食物。

    原本大顺和荷兰之间,并没有可争的食物。

    但现在既然大顺要求日本开国,荷兰也一直希望日本扩大日荷贸易,多发几张贸易信牌给荷兰,那么大顺与荷兰之间,便有了“竞食”的基础。

    日本自己的金银,或者叫市场,便是二虎所竞之食也。

    大冈忠相解释了何以驱使虎狼之后,德川吉宗点点头,面露笑意,可随后又道:“若荷兰人胜,则恐赶走了狼、又来了猛虎。”

    “唐人的舰队,我且不能战胜。若唐人都打不过荷兰人,那么荷兰人的舰队,我又怎么可以战胜呢?”

    大冈忠相胸有成竹,宽慰道:“殿下放心,于唐国水军,荷兰为虎。于我邦,荷兰不过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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