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勒里的初衷当然是好的，至少是为了法国的。
因为他知道，国王认为“经济、财政、制度，都是旁枝末节且无趣、缺乏激情的”。
而作为一个在密西西比泡沫爆炸后全面掌管法国的老丞相，弗勒里却知道，经济、财政、制度，是缺乏激情的，但却是国家争霸的基石。
现在法国的情况很特别，很特别。
非常特别。
不管是科尔贝尔统制经济的拥趸者、还是要求完全放开国家监管的重农学派、亦或是归结于小资社的经济浪漫主义，他们都需要找一个“别人这么干成功了”的例子。
因为二十年前，那个赌棍出身的约翰·劳，对国王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时候，法国人是自信的、浪漫的，即便觉得没人尝试过，但时代风起云涌，没尝试过却成功的事多了去了，这才是新时代。
然而一波操作，搞出了1720年整个欧洲的经济危机，法国财政和国家信用处在崩溃的边缘。无准备金的纸币、年收益率3500的股票回报率的忽悠、王家银行为泡沫经济呐喊助威……这都让法国人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缓了将近十年，才堪堪缓过来。
从那之后，法国不管是启蒙运动、还是经济政策，都需要一个“别人这么干过、而且干的挺好”的经验来支撑。这种心态，一直到法革爆发，才全面扭转，开始不断地尝试新事物，一波又一波，成为人类社改试验田和革命老区。
至于此时。
科尔贝尔的拥趸者，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这么干的。数百年的改革者，也是政府全面监管、管控，以严格的标准和税收，让宋帝国的国库收入领先世界。
重农学派的拥趸者，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这么干的。无为而治，对经济没有任何的管控，财政收入主要从土地税来获得，免收一切形式的工商税，并对商业工业没有过分的监管。
伏尔泰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绝对理性的立宪君主制度。
魁奈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农人穷困，则国家穷困；国家穷困，则国王穷困。
尤其是在经济制度上，法国的经济学家需要一个遥远的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证。
因为20年前那件事，太吓人了，那场泡沫就是没有成功的例子来支撑而出现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差点崩溃，人们暂时不敢去相信那些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新奇的学说。
所有新奇的学说都必须扣上一个“别人这么干成功了”的论据。
大顺和法国，真的完全不一样。
包括大顺之前的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都不一样。
只是看着像。不管是集权、修路、挖运河、官营经济，都只是看着像，但根本不一样。
然而弗勒里却认为，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高度集权和科尔贝尔国家规划工业主义的集大成者。
既然，这个高度集权和科尔贝尔国家规划工业主义的集大成者，能够在两千年内，一直处在世界的第一梯队；既然这个高度集权和科尔贝尔国家规划工业主义的集大成者，能够在这个时代向欧洲疯狂地输出商品并且是绝对的贸易顺差。
那么，肯定是有值得法国借鉴、学习的地方。
弗勒里想知道，大顺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能让大顺只吃金银、半点不吐？
弗勒里想知道，大顺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能让大顺组织一场在万里之外的荒漠进行的数万人规模的会战？
弗勒里想知道，大顺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能让大顺的手工业呈现出对欧洲完全碾压的发达程度？
这些东西，枯燥、无趣、叫人昏昏欲睡。
弗勒里清楚，他的国王陛下，不会把心思放在这些无趣、枯燥的事上，只会和大顺的特使一起，对着地球仪或者地图集，纵横捭阖、指点江山。
所以他要在死前，完成一些法兰西未来的经济制度规划。
战术上，是造纸业、纺织业的技术引进。
战略上，是大顺经济形态、税收形态的学习。
在财政总监菲利贝尔·奥利，冲着刘钰大致提出了这两个战术、战略上的请教和提议后，刘钰实在是忍不住苦笑一声。
战术上，大顺确实是领先的。
造纸业、纺织业，确实比此时的法国强，甚至可以说，强多了。但也只是单纯的技术上的。
但是战略上……法国要是学大顺的财政政策，今年学了，明年就该亡国了。
大顺的财政政策，比大明强点有限，比大宋这种官营垄断极高、百姓被压榨的极狠的帝国，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法国援助完北美独立，国库欠债22亿里弗。按照密西西比泡沫爆炸后、1726年的货币政策，8盎司白银折合51里弗，1里弗约为45克白银，也就是欠债欠了24亿两大顺的库平银。
大顺国库有能力欠24亿两库平银吗？欠的起吗？能借出来吗？
万历三十年，全国清查土地11亿亩。大顺顶天也就按照这个亩数征税，刨除盐税商税，加上改革后的人头税摊入土地，方便计算，也就收个2200万两。
合算一下，理论上一亩地征收002两白银。可以说，理论上完全是仁政的“三十税一”还要低的水准，因为如果真要达成三十税一的标准，以现在的亩产一石来算，按说应收3300万两以上才对。
于是顶着一个让欧洲汗颜的“低税率”，搞的农民起义层出不穷，两三亿的人口，内部市场严重不足。这么大的底蕴，根本收不上来应收的税。法国要是这么搞，学大顺，既没有大顺的人口，也没有大顺的体量，第二年财政破产是必然的。
钱都去哪了？农民不知道，朝廷假装不清楚，总之就是按照欧洲的税率来搞，感觉完全能搞出一亿的岁入，但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
说句难听的，如果大顺国库欠了法国支持北美战争的这么多钱，按照大顺民间的普遍贷款利率来算国税，每年的财政收入连利息都还不起。
问题到底出在哪，刘钰心里明镜似的，皇帝心里也明镜似的，但不敢动，也动不了。
正因如此，李淦才会宠信刘钰，对日开战，琢磨着下南洋，搞贸易。
因为皇帝，是真的穷，没钱。而且皇帝也清楚，朝廷问百姓收一块钱，到了基层，就能收上来一百块。
所以皇帝才在看到对日开战、以商控蒙的利益后，如此坚定地准备下南洋。
按说刘钰这一次来欧罗巴，李淦是希望刘钰从欧洲这边取取经的，怎么收税？怎么弄钱？
没想到刘钰这边没学到啥，法国人倒是先跑过来问刘钰，大顺怎么收税？怎么弄钱？
苦笑之后，刘钰是真的没法回答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大顺的手工业为啥发达？和官营经济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是底子厚、先走了上千年，底子随便祸祸，甚至历史上这底子厚到满清搞成那样一直到苏伊士运河开通才彻底击垮了松江纺织业。
大顺为啥只吃不拉？这不只是小农经济的问题，更在于欧洲现在的手工业水平就是次、成本就是高。因为如果大顺小农经济解体，也轮不到此时的欧洲往大顺卖货，而是江浙地区直接吸全国的血，免关税欧洲也干不过。
大明也好、大顺也罢，之所以在和欧洲接触后，会被欧洲称之为富庶之国，和皇帝的关系真的不大。
荷兰人卖大顺面子，卖的不是李家王朝的，卖的是松江织工、福建茶农、江西瓷匠的面子。
单就统制经济、国家监管、官营手工业而言，大顺和法国差一大截。
于是情形就是如此的魔幻：法国丞相以为大顺是集权和统制经济的完全体；大顺却羡慕法国的官营经济和国家监管能力。
战略上，刘钰只能掉书袋，把从春秋战国开始的管仲、黄老、盐铁论、王安石管控经济那一套，配上后世的一些理念，穿凿附会，和法国人大书特书，听的法国的财政总监菲利贝尔一愣一愣的。
战术上，刘钰则死咬着造纸、纺织等一些技术优势的手工业，回答的模棱两可。
造纸之类的技术，当然可以交换，反正纸张也卖不到欧洲，卖过来加上运输成本也没利润。
但既然法国人有求，那自是可以借此谈条件。
刘钰一流露出模棱两可的态度，菲利贝尔·奥利顿时明白过来，这显然是有戏的意思。
无非就是需要拿什么来交换。
菲利贝尔作为财政总监，手里其实真没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交换。大顺的主要货物，瓷器、丝绸、棉纺织品、茶叶，这些法国或是能够部分自产、或是可以有替代品，这个关税就绝对不能用来交换的。
真要是放开关税，印度和中国的棉纺织品、瓷器、茶叶、丝绸，就能直接把法国的这点自主工业彻底冲毁。
但除了拿关税交换外，菲利贝尔也想不到别的可以交换的技术。
当然，他也不知道，刘钰也根本不准备让法国拿这个来换。
因为关税协定这东西，主动权在法国人手里。
将来真要是法国人反悔了，大顺也没本事弄二十万大军逼着法国炮舰开关，那岂不是等于白送了法国人几套技术？
法国要是在越南、朝鲜的位置，大顺倒是真能打过法国；可问题是隔着数万里，法国真要反悔，大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投射能力过于有限，真的都过不了好望角——法国在毛里求斯，就常驻有一支三艘战列舰、5艘巡航舰的舰队。之前欠的课，欠的太多了，两百年间海上一步都没走出去。
刘钰想要的东西，菲利贝尔给不了。
大顺和法国之间，不可能签订一个有效的贸易协定，大顺也不可能打开法国市场，贸易利益无法让刘钰给出这些技术支持。刘钰最想要的战列舰图纸，拿到了；舰船设计方案，也拿到了一些。再别的东西，大顺这边并不想要，而且法国的战列舰使用思路，逐渐走歪了，大顺要一堆100炮的重型战列舰卵用没有，大顺的海军存在目的又不是在英吉利海峡决战，要一堆笨重的、高火力低机动的重型战列舰什么用？
他想要的东西，路易十五能给。但刘钰和路易十五的谈判，无疑是高规格且秘密的，级别过高，以至于菲利贝尔这样的“户部尚书”，是没资格参与的。
对此，刘钰倒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财政总监阁下，我可以说，造纸、纺织等行业的技术支持，大顺是可以给予的，甚至包括平板玻璃制造的全套技术转移。反正，天朝的玻璃，也不可能卖到法国来。”
“但是，国与国之间，既有友谊，也有利益交换。西洋参和貂皮贸易，那是中法之间的友谊；而技术转移，那就需要拿我想要的利益来交换了。”
“这样吧，请您回去转告弗勒里大人，就说技术转移的问题，我原则上同意，但是需要一定的交换条件。请他草拟一份报告，转交给贵国的国王殿下，在我朝觐国王殿下的时候，进行交换。”
“鉴于我这一次来法国，不是以大顺政府官员的身份，而是以天子近侍特使的身份，一些谈判的内容，恐怕您是不能参与的。”
“弗勒里大人重病在身，也不方便，我建议还是按我说的，由弗勒里大人提出这项交换的意义，以及最高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价码，最终定下来。”
“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天平衡量。只要，报出价格。”
因为他知道，国王认为“经济、财政、制度，都是旁枝末节且无趣、缺乏激情的”。
而作为一个在密西西比泡沫爆炸后全面掌管法国的老丞相，弗勒里却知道，经济、财政、制度，是缺乏激情的，但却是国家争霸的基石。
现在法国的情况很特别，很特别。
非常特别。
不管是科尔贝尔统制经济的拥趸者、还是要求完全放开国家监管的重农学派、亦或是归结于小资社的经济浪漫主义，他们都需要找一个“别人这么干成功了”的例子。
因为二十年前，那个赌棍出身的约翰·劳，对国王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时候，法国人是自信的、浪漫的，即便觉得没人尝试过，但时代风起云涌，没尝试过却成功的事多了去了，这才是新时代。
然而一波操作，搞出了1720年整个欧洲的经济危机，法国财政和国家信用处在崩溃的边缘。无准备金的纸币、年收益率3500的股票回报率的忽悠、王家银行为泡沫经济呐喊助威……这都让法国人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缓了将近十年，才堪堪缓过来。
从那之后，法国不管是启蒙运动、还是经济政策，都需要一个“别人这么干过、而且干的挺好”的经验来支撑。这种心态，一直到法革爆发，才全面扭转，开始不断地尝试新事物，一波又一波，成为人类社改试验田和革命老区。
至于此时。
科尔贝尔的拥趸者，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这么干的。数百年的改革者，也是政府全面监管、管控，以严格的标准和税收，让宋帝国的国库收入领先世界。
重农学派的拥趸者，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这么干的。无为而治，对经济没有任何的管控，财政收入主要从土地税来获得，免收一切形式的工商税，并对商业工业没有过分的监管。
伏尔泰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绝对理性的立宪君主制度。
魁奈说，遥远的东方帝国，就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农人穷困，则国家穷困；国家穷困，则国王穷困。
尤其是在经济制度上，法国的经济学家需要一个遥远的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证。
因为20年前那件事，太吓人了，那场泡沫就是没有成功的例子来支撑而出现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差点崩溃，人们暂时不敢去相信那些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新奇的学说。
所有新奇的学说都必须扣上一个“别人这么干成功了”的论据。
大顺和法国，真的完全不一样。
包括大顺之前的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都不一样。
只是看着像。不管是集权、修路、挖运河、官营经济，都只是看着像，但根本不一样。
然而弗勒里却认为，遥远的东方帝国，就是高度集权和科尔贝尔国家规划工业主义的集大成者。
既然，这个高度集权和科尔贝尔国家规划工业主义的集大成者，能够在两千年内，一直处在世界的第一梯队；既然这个高度集权和科尔贝尔国家规划工业主义的集大成者，能够在这个时代向欧洲疯狂地输出商品并且是绝对的贸易顺差。
那么，肯定是有值得法国借鉴、学习的地方。
弗勒里想知道，大顺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能让大顺只吃金银、半点不吐？
弗勒里想知道，大顺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能让大顺组织一场在万里之外的荒漠进行的数万人规模的会战？
弗勒里想知道，大顺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能让大顺的手工业呈现出对欧洲完全碾压的发达程度？
这些东西，枯燥、无趣、叫人昏昏欲睡。
弗勒里清楚，他的国王陛下，不会把心思放在这些无趣、枯燥的事上，只会和大顺的特使一起，对着地球仪或者地图集，纵横捭阖、指点江山。
所以他要在死前，完成一些法兰西未来的经济制度规划。
战术上，是造纸业、纺织业的技术引进。
战略上，是大顺经济形态、税收形态的学习。
在财政总监菲利贝尔·奥利，冲着刘钰大致提出了这两个战术、战略上的请教和提议后，刘钰实在是忍不住苦笑一声。
战术上，大顺确实是领先的。
造纸业、纺织业，确实比此时的法国强，甚至可以说，强多了。但也只是单纯的技术上的。
但是战略上……法国要是学大顺的财政政策，今年学了，明年就该亡国了。
大顺的财政政策，比大明强点有限，比大宋这种官营垄断极高、百姓被压榨的极狠的帝国，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法国援助完北美独立，国库欠债22亿里弗。按照密西西比泡沫爆炸后、1726年的货币政策，8盎司白银折合51里弗，1里弗约为45克白银，也就是欠债欠了24亿两大顺的库平银。
大顺国库有能力欠24亿两库平银吗？欠的起吗？能借出来吗？
万历三十年，全国清查土地11亿亩。大顺顶天也就按照这个亩数征税，刨除盐税商税，加上改革后的人头税摊入土地，方便计算，也就收个2200万两。
合算一下，理论上一亩地征收002两白银。可以说，理论上完全是仁政的“三十税一”还要低的水准，因为如果真要达成三十税一的标准，以现在的亩产一石来算，按说应收3300万两以上才对。
于是顶着一个让欧洲汗颜的“低税率”，搞的农民起义层出不穷，两三亿的人口，内部市场严重不足。这么大的底蕴，根本收不上来应收的税。法国要是这么搞，学大顺，既没有大顺的人口，也没有大顺的体量，第二年财政破产是必然的。
钱都去哪了？农民不知道，朝廷假装不清楚，总之就是按照欧洲的税率来搞，感觉完全能搞出一亿的岁入，但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
说句难听的，如果大顺国库欠了法国支持北美战争的这么多钱，按照大顺民间的普遍贷款利率来算国税，每年的财政收入连利息都还不起。
问题到底出在哪，刘钰心里明镜似的，皇帝心里也明镜似的，但不敢动，也动不了。
正因如此，李淦才会宠信刘钰，对日开战，琢磨着下南洋，搞贸易。
因为皇帝，是真的穷，没钱。而且皇帝也清楚，朝廷问百姓收一块钱，到了基层，就能收上来一百块。
所以皇帝才在看到对日开战、以商控蒙的利益后，如此坚定地准备下南洋。
按说刘钰这一次来欧罗巴，李淦是希望刘钰从欧洲这边取取经的，怎么收税？怎么弄钱？
没想到刘钰这边没学到啥，法国人倒是先跑过来问刘钰，大顺怎么收税？怎么弄钱？
苦笑之后，刘钰是真的没法回答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大顺的手工业为啥发达？和官营经济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是底子厚、先走了上千年，底子随便祸祸，甚至历史上这底子厚到满清搞成那样一直到苏伊士运河开通才彻底击垮了松江纺织业。
大顺为啥只吃不拉？这不只是小农经济的问题，更在于欧洲现在的手工业水平就是次、成本就是高。因为如果大顺小农经济解体，也轮不到此时的欧洲往大顺卖货，而是江浙地区直接吸全国的血，免关税欧洲也干不过。
大明也好、大顺也罢，之所以在和欧洲接触后，会被欧洲称之为富庶之国，和皇帝的关系真的不大。
荷兰人卖大顺面子，卖的不是李家王朝的，卖的是松江织工、福建茶农、江西瓷匠的面子。
单就统制经济、国家监管、官营手工业而言，大顺和法国差一大截。
于是情形就是如此的魔幻：法国丞相以为大顺是集权和统制经济的完全体；大顺却羡慕法国的官营经济和国家监管能力。
战略上，刘钰只能掉书袋，把从春秋战国开始的管仲、黄老、盐铁论、王安石管控经济那一套，配上后世的一些理念，穿凿附会，和法国人大书特书，听的法国的财政总监菲利贝尔一愣一愣的。
战术上，刘钰则死咬着造纸、纺织等一些技术优势的手工业，回答的模棱两可。
造纸之类的技术，当然可以交换，反正纸张也卖不到欧洲，卖过来加上运输成本也没利润。
但既然法国人有求，那自是可以借此谈条件。
刘钰一流露出模棱两可的态度，菲利贝尔·奥利顿时明白过来，这显然是有戏的意思。
无非就是需要拿什么来交换。
菲利贝尔作为财政总监，手里其实真没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交换。大顺的主要货物，瓷器、丝绸、棉纺织品、茶叶，这些法国或是能够部分自产、或是可以有替代品，这个关税就绝对不能用来交换的。
真要是放开关税，印度和中国的棉纺织品、瓷器、茶叶、丝绸，就能直接把法国的这点自主工业彻底冲毁。
但除了拿关税交换外，菲利贝尔也想不到别的可以交换的技术。
当然，他也不知道，刘钰也根本不准备让法国拿这个来换。
因为关税协定这东西，主动权在法国人手里。
将来真要是法国人反悔了，大顺也没本事弄二十万大军逼着法国炮舰开关，那岂不是等于白送了法国人几套技术？
法国要是在越南、朝鲜的位置，大顺倒是真能打过法国；可问题是隔着数万里，法国真要反悔，大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投射能力过于有限，真的都过不了好望角——法国在毛里求斯，就常驻有一支三艘战列舰、5艘巡航舰的舰队。之前欠的课，欠的太多了，两百年间海上一步都没走出去。
刘钰想要的东西，菲利贝尔给不了。
大顺和法国之间，不可能签订一个有效的贸易协定，大顺也不可能打开法国市场，贸易利益无法让刘钰给出这些技术支持。刘钰最想要的战列舰图纸，拿到了；舰船设计方案，也拿到了一些。再别的东西，大顺这边并不想要，而且法国的战列舰使用思路，逐渐走歪了，大顺要一堆100炮的重型战列舰卵用没有，大顺的海军存在目的又不是在英吉利海峡决战，要一堆笨重的、高火力低机动的重型战列舰什么用？
他想要的东西，路易十五能给。但刘钰和路易十五的谈判，无疑是高规格且秘密的，级别过高，以至于菲利贝尔这样的“户部尚书”，是没资格参与的。
对此，刘钰倒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财政总监阁下，我可以说，造纸、纺织等行业的技术支持，大顺是可以给予的，甚至包括平板玻璃制造的全套技术转移。反正，天朝的玻璃，也不可能卖到法国来。”
“但是，国与国之间，既有友谊，也有利益交换。西洋参和貂皮贸易，那是中法之间的友谊；而技术转移，那就需要拿我想要的利益来交换了。”
“这样吧，请您回去转告弗勒里大人，就说技术转移的问题，我原则上同意，但是需要一定的交换条件。请他草拟一份报告，转交给贵国的国王殿下，在我朝觐国王殿下的时候，进行交换。”
“鉴于我这一次来法国，不是以大顺政府官员的身份，而是以天子近侍特使的身份，一些谈判的内容，恐怕您是不能参与的。”
“弗勒里大人重病在身，也不方便，我建议还是按我说的，由弗勒里大人提出这项交换的意义，以及最高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价码，最终定下来。”
“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天平衡量。只要，报出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