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叫人联想到当初“胡闹”的敲登闻鼓上书内容，也就很自然地联想到这里面有刘钰的事。
这件事肯定是要闹出来大风波的，张牧之心想，刘钰这小子倒是会选时间。
蠲免一年，白云航正式试行就算成功，也是两年之后。两年之后若是有效，则可能在全国推广，
但那时候，基本上就要平叛准噶尔部了。到时候刘钰带兵一走，风波闹得再厉害，也不能逼着皇帝在前线撤职大将。
等到准部打完，战功卓著，纵然有人弹劾，又有何用？
想到这，张牧之心里暗笑，想着刘钰做事果然不声不响搞出来一些大动静。
反正平准噶尔就是一道坎，过不去的话刘钰必死无疑。可要是过去了，之前的再多弹劾也就是放屁，擦腚还嫌弹劾的奏折硬。
张牧之心道，什么叫有恃无恐啊？这就叫有恃无恐。
倒是这个白云航，胆子也是真的大。
到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还是这白云航本就是个胆大包天的，两个人臭味相投，就这么邂逅了？
眯着老眼，悄悄看了一眼皇帝，见皇帝神态自若，就等着众人发声。他想着自己的态度此时已经不重要，便一言不发，等着别人先说话。
“陛下，臣以为刘钰乃龙禁，亦领练兵之责。他却干预地方事务，这是否有些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此事一旦形成常态，领军出镇者干预地方事务，恐有藩镇之祸。”
上来先扣了一个大帽子，张牧之眼睛微微一睁，闷声道：“此言差矣。白云航说的清楚，是他有心，而人手不足，不得已去借人手。这又不是刘钰强逼着白云航做的，这怎么能叫干预地方事务呢？此事既是白云航上疏，与刘钰何等关系？总不能因为刘钰在威海练兵，就说此事是他唆使的吧？”
李淦呵了一声，品着这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心道这可不是多管闲事。
众人并不知道刘钰当初用“断漕运、开科举、扶傀儡”这些话吓唬皇帝的事，自然也就不知道李淦的噩梦。
敌人从东边而来、舰队直插长江口、断漕运开科举的噩梦，一直环绕在李淦的心间。
当然，人固有一死，未必就在他生前会这般。
然而李淦的噩梦更具体一点，便是“神州再度陆沉，始于泰兴”这样的后世史书评价。
就像是刘钰一直表现出的那种态度：准噶尔疥癣之疾，哪怕不用编练新军，一样打的赢。编练新军不过是拿准噶尔练手，真正的威胁只有东海。
李淦也认为，的确如此。
大顺的内外环境，远比前朝要宽松，也远比历史上的清朝问题更少。
若以满清对比，东北西南不论，西北在大顺就比满清更安稳。
一则是陕西是大顺的起家地，老五营五分之一的兵力驻扎在西京附近。
二则就是宗教问题，大顺的情况和满清完全不一样。
明末陕西大起义，回人也有不少，大顺军中有不少并肩作战的，良家子中也有不少回人。
明时西北的绿色教派，是在中国魔改后的哈乃斐派，融合了唐前儒家、景教等，提倡“以儒释教”，在明末已经开始汉文译经。不少教徒不但当兵，而且还参加科举。
哈乃斐派在一些方面却确实宽容一些，比如可以容忍男男、女女这样的同婚。
甚至在中国经过魔改之后，祭奠死者要穿孝、有头七。教内只有教长，没有法官，不行教法，甚至回汉通婚，不准内部私自嫁娶，要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没有要求通婚的一方必须改信。
原本历史上，因为明末大起义的缘故不少教徒义军跟着李过退到了湖广，以及后续的米剌印、丁国栋反清，拥立“朱识锛”。
要效狄仁杰拥立庐陵王李显故事。
从“朱识锛”这个名字的辈分上，很容易判断这是肃王一系：瞻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曦晖跻当运，凯谏处恒隆。
这导致满清对西北地区的哈乃斐派进行了一波屠戮，破坏了原本的统治性地位。
新传入的苏菲派迅速抓住了机会，大肆扩张。
苏菲派到了中国，自然也经历了魔改，然而他们融合的却是一些糟粕。
魔改后的苏菲派学到了很多糟粕，教徒跪拜首领，“道祖”马明心甚至公然说：向我叩头吧，我即为主，我就是圣人！
遇到三灾八难，要焚香祈求；早晚要给教长上香；教徒要把钱财贡献给教长或者教堂……俨然成了封建庄园，封建主拥有财力、人力、人心、内部司法权、行政权。马明心的哲合忍耶派也就成为了同治年间大乱的重要因素。
但大顺这边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大顺没有打破哈乃斐派一家独大的局面，也没有对西北大加屠戮导致苏菲派趁机占据空位。
魔改后的哈乃斐派仍旧占据主要地位，地方官仍旧把持着司法权，各个地区的教内头面人物的家族势力都来源于政府：或是军官、或是良家子、或是考科举当官。
苏菲派各个门宦想发展，这些以儒释教的魔改哈乃斐派的、和士绅军人互相通婚、权力自上而授的边军、军官、良家子或者科举官们，首先就不会答应。
搞个人崇拜、封建庄园制，就会先扣上一个“邪派”的名目，利用官方势力加以打压。
总的来说，哈乃斐派相对而言，相对比较温和，也相对比较容易世俗化。尤其是传到中国融合了儒、景教等后的特色魔改派。
朝廷从明朝开始，就一直紧抓着司法权，大顺延续下去。
再加上西京的特殊政治地位，故而按说作为烂摊子的西北，在大顺这边其实很稳定。
东北这边也很稳定，西南改土归流是个漫长的过程却也问题不大，西域的准噶尔也非是曾经的瓦剌，雪山地区只要夺回了西域也就安稳了。
大顺是个理所当然的陆权国家，然而如果新军真的如刘钰所言可以以一敌三、甚至以千破万，罗刹国又相隔万里暂时根本无力大规模作战，那其实也就没有太大的陆上威胁了。
只有大顺没有了陆上威胁，才会去考虑海防的事。
是故李淦眼里，刘钰关于“东海危机”的谶言，也就成为了悬在心头最危险的利刃。
也正因此，在刘钰说过那些惊恐之言后，李淦才会如此在意。若是陆上威胁不除，是很难在意海防的。西北为边将扼冲之处，西可进、北制蒙、南入青海雪山，此地安稳，没有大乱，陆上便无太大风险。
李淦曾问过刘钰，关于海防事，有没有快速解决的办法？
刘钰的回答也很简单：
英国，战船吨位20万吨，一吨大约就是两千斤。
只要战船吨位超过英国，就可以保东海无忧。
按照西洋诸国的造价，一艘战舰，一吨造价平均算上大炮，大约是40到50英镑，150两。
20万吨，也就是三千万两白银嘛。
20万吨战舰，少说七万海军，按照每人每年40两银子，再加上军官的、维护费、训练费、火药消耗、训练消耗，军饷500万两。
所以，皇帝只要能拿出3000万两白银，再保证每年500万两军饷，便可保证30年后再无东海之忧。
的确，理论上很好解决。
只要有钱。
只要能保证每年能有8000万两的岁入，这就都不是问题。
皇帝听到8000万岁入的话，以为天方夜谭，刘钰也没法告诉他第六次反法同盟组建的那一年，英国的岁入是1亿6000万两。
海防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钱。
那么刘钰在文登帮着清查田亩，对李淦而言，这当然不是多管闲事，而是分内之责。
若是能够全国清查田亩，不说岁入8000万，但提高个六七百万应该不成问题。
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总得这抠唆一点、那挤出一点。
一年多收个六七百万，就能干挺多事。
哪怕一半作为全国清查和成本，还剩下三四百万投入海军，李淦觉得也比现在自己扣扣索索就给海军投了十万两的内帑要强。
想解决海军问题，本身就在于钱。
或者说，想解决国内的大部分问题，只要钱到位，很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哪怕是今年山东的大灾，只要有足够的钱，在南方买米运来，又怎么会有这么剧烈的灾祸？
山东非是西北，三面沿海，只要有钱，根本不是问题。就算江南米不够，那越南米、暹罗米呢？
至于这些人说的“军队干预地方、恐有藩镇之祸”，这就纯属是诛心之言了。
李淦心里清楚，刘钰的承诺是编练一支“有制之军”，是要能做到把他调走，这支军队依旧可战，才算是真的练兵成功。
这支军队不是刘家军，是他皇帝的军队；那些军官也不是刘钰的嫡系，而是皇帝从武德宫里选出来的天子门生，他刘钰多大的脑袋能把这支军队藩镇化？
甚至李淦心里很清楚，新军陆军，刘钰根本不在乎，也根本不想着在这上面抓军权，这一点他即便远在京城，却也知道的一清二楚刘钰练兵的所作所为。
他知道刘钰这么干，只是想要向他传递一个信号：武德宫的学子在地方的正确用法，是数百人一组空降清查，而不仅仅是分散为官在官场掺沙子。
李淦心想朕读懂了刘钰的意思，怕是你们还未真正读懂。
白云航站出来建议试行摊丁入亩，这也不过是延续前朝张居正的改革，朝中不是没有人提过。关键是没有人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方式。
摊丁入亩的难点，不再税收，也不再施行，甚至说到了这一步，在文登试行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亩数已经清查了、救灾得利百姓正是最信任的时候、即便有人煽动却也只能煽动曲线上的那些人，而不至于把底层不明真相的人煽动起来。
若只是曲线之上的那些人，若不裹挟煽动欺骗底层，朝廷会怕那点人反对吗？
真正的难点是在实行之前的准备，清查田亩、因地制宜确定不同肥力的田亩各摊多少丁税银、是确保朝廷的政策可以解读到各个村乡而不是被人故意曲解引发动乱。
李淦心想，你们担心的是试行成功，却不知真正该担心的，是在试行之前的准备是如何完成的。
心道：“也好，正是个把话题往摊丁入亩政策本身上引的机会，若是都把目光盯在政策本身上，那真正的杀机反倒隐藏了。”
于是借着刚才有人反对的声音，说道：“此事朕所考虑的，在于摊丁入亩这件事，似乎的确与民多利。这人丁税，对富户不过杯水、对穷户却是极大的负担。”
“如今又要垦蒙古、奴儿干、辽东、台湾等地，若绑定丁税，反倒是影响迁徙，亦不好统计税收。单就说这个摊丁入亩的办法，诸卿觉得好不好呢？”
“至于白云航在文登清查隐田一事，这也只不过是救荒之余的意外所得罢了。此事朕亦清楚，不必谈。”
天佑殿内几个人都清楚，白云航办的这件事，忌讳之处有两点。
摊丁入亩固然可恶，但真正叫士绅心生怨恨的，还是清查田亩。
“陛下，臣以为，这清查田亩之事，另有说法。”
“一则，官员或是为了功绩，以小尺量田，本来或许根本没有隐田，他却把一县土地多量出数万亩，增加税收，以为升迁功绩。”
“二则，官员或是为了爱民，以大尺量田，本来或许一县有十万亩土地，量完之后却只剩下八万亩，这样一来，少了税赋，民众得利，官员的爱民之心也得以施行。”
“三则，就算把土地隐田都量了出来，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那么，这些隐田难道都是自耕百姓种植吗？想必都是佃户。”
“原本土地不征税，或许一亩地收一石粮，租金六斗。如今这土地收税了，只怕一亩地的租金，就要变成七斗。这样一来，只恐民怨沸腾，天下震动。”
李淦闻言，皱眉道：“依卿之意，这隐田反倒是越多越好？越多隐田，民众的负担反而轻了？可若都是隐田，朝廷税收怎么办？譬如这一次山东大灾，朕若是多出来两百万两银子，自江南、越南、暹罗等地买粮，山东如何会饿死如此多人？”
那大臣摇头道：“臣非是说隐田越多越好，而是说清查田亩，治标不治本，反而将多征收的赋税转嫁到了佃户身上。臣以为，若想治本，当复井田！然若不可复，那清查田亩，也无非治标之法。如张太岳之法，数十年后，又是曾经模样。长远看，意义不大。”
这件事肯定是要闹出来大风波的，张牧之心想，刘钰这小子倒是会选时间。
蠲免一年，白云航正式试行就算成功，也是两年之后。两年之后若是有效，则可能在全国推广，
但那时候，基本上就要平叛准噶尔部了。到时候刘钰带兵一走，风波闹得再厉害，也不能逼着皇帝在前线撤职大将。
等到准部打完，战功卓著，纵然有人弹劾，又有何用？
想到这，张牧之心里暗笑，想着刘钰做事果然不声不响搞出来一些大动静。
反正平准噶尔就是一道坎，过不去的话刘钰必死无疑。可要是过去了，之前的再多弹劾也就是放屁，擦腚还嫌弹劾的奏折硬。
张牧之心道，什么叫有恃无恐啊？这就叫有恃无恐。
倒是这个白云航，胆子也是真的大。
到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还是这白云航本就是个胆大包天的，两个人臭味相投，就这么邂逅了？
眯着老眼，悄悄看了一眼皇帝，见皇帝神态自若，就等着众人发声。他想着自己的态度此时已经不重要，便一言不发，等着别人先说话。
“陛下，臣以为刘钰乃龙禁，亦领练兵之责。他却干预地方事务，这是否有些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此事一旦形成常态，领军出镇者干预地方事务，恐有藩镇之祸。”
上来先扣了一个大帽子，张牧之眼睛微微一睁，闷声道：“此言差矣。白云航说的清楚，是他有心，而人手不足，不得已去借人手。这又不是刘钰强逼着白云航做的，这怎么能叫干预地方事务呢？此事既是白云航上疏，与刘钰何等关系？总不能因为刘钰在威海练兵，就说此事是他唆使的吧？”
李淦呵了一声，品着这句“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心道这可不是多管闲事。
众人并不知道刘钰当初用“断漕运、开科举、扶傀儡”这些话吓唬皇帝的事，自然也就不知道李淦的噩梦。
敌人从东边而来、舰队直插长江口、断漕运开科举的噩梦，一直环绕在李淦的心间。
当然，人固有一死，未必就在他生前会这般。
然而李淦的噩梦更具体一点，便是“神州再度陆沉，始于泰兴”这样的后世史书评价。
就像是刘钰一直表现出的那种态度：准噶尔疥癣之疾，哪怕不用编练新军，一样打的赢。编练新军不过是拿准噶尔练手，真正的威胁只有东海。
李淦也认为，的确如此。
大顺的内外环境，远比前朝要宽松，也远比历史上的清朝问题更少。
若以满清对比，东北西南不论，西北在大顺就比满清更安稳。
一则是陕西是大顺的起家地，老五营五分之一的兵力驻扎在西京附近。
二则就是宗教问题，大顺的情况和满清完全不一样。
明末陕西大起义，回人也有不少，大顺军中有不少并肩作战的，良家子中也有不少回人。
明时西北的绿色教派，是在中国魔改后的哈乃斐派，融合了唐前儒家、景教等，提倡“以儒释教”，在明末已经开始汉文译经。不少教徒不但当兵，而且还参加科举。
哈乃斐派在一些方面却确实宽容一些，比如可以容忍男男、女女这样的同婚。
甚至在中国经过魔改之后，祭奠死者要穿孝、有头七。教内只有教长，没有法官，不行教法，甚至回汉通婚，不准内部私自嫁娶，要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没有要求通婚的一方必须改信。
原本历史上，因为明末大起义的缘故不少教徒义军跟着李过退到了湖广，以及后续的米剌印、丁国栋反清，拥立“朱识锛”。
要效狄仁杰拥立庐陵王李显故事。
从“朱识锛”这个名字的辈分上，很容易判断这是肃王一系：瞻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曦晖跻当运，凯谏处恒隆。
这导致满清对西北地区的哈乃斐派进行了一波屠戮，破坏了原本的统治性地位。
新传入的苏菲派迅速抓住了机会，大肆扩张。
苏菲派到了中国，自然也经历了魔改，然而他们融合的却是一些糟粕。
魔改后的苏菲派学到了很多糟粕，教徒跪拜首领，“道祖”马明心甚至公然说：向我叩头吧，我即为主，我就是圣人！
遇到三灾八难，要焚香祈求；早晚要给教长上香；教徒要把钱财贡献给教长或者教堂……俨然成了封建庄园，封建主拥有财力、人力、人心、内部司法权、行政权。马明心的哲合忍耶派也就成为了同治年间大乱的重要因素。
但大顺这边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大顺没有打破哈乃斐派一家独大的局面，也没有对西北大加屠戮导致苏菲派趁机占据空位。
魔改后的哈乃斐派仍旧占据主要地位，地方官仍旧把持着司法权，各个地区的教内头面人物的家族势力都来源于政府：或是军官、或是良家子、或是考科举当官。
苏菲派各个门宦想发展，这些以儒释教的魔改哈乃斐派的、和士绅军人互相通婚、权力自上而授的边军、军官、良家子或者科举官们，首先就不会答应。
搞个人崇拜、封建庄园制，就会先扣上一个“邪派”的名目，利用官方势力加以打压。
总的来说，哈乃斐派相对而言，相对比较温和，也相对比较容易世俗化。尤其是传到中国融合了儒、景教等后的特色魔改派。
朝廷从明朝开始，就一直紧抓着司法权，大顺延续下去。
再加上西京的特殊政治地位，故而按说作为烂摊子的西北，在大顺这边其实很稳定。
东北这边也很稳定，西南改土归流是个漫长的过程却也问题不大，西域的准噶尔也非是曾经的瓦剌，雪山地区只要夺回了西域也就安稳了。
大顺是个理所当然的陆权国家，然而如果新军真的如刘钰所言可以以一敌三、甚至以千破万，罗刹国又相隔万里暂时根本无力大规模作战，那其实也就没有太大的陆上威胁了。
只有大顺没有了陆上威胁，才会去考虑海防的事。
是故李淦眼里，刘钰关于“东海危机”的谶言，也就成为了悬在心头最危险的利刃。
也正因此，在刘钰说过那些惊恐之言后，李淦才会如此在意。若是陆上威胁不除，是很难在意海防的。西北为边将扼冲之处，西可进、北制蒙、南入青海雪山，此地安稳，没有大乱，陆上便无太大风险。
李淦曾问过刘钰，关于海防事，有没有快速解决的办法？
刘钰的回答也很简单：
英国，战船吨位20万吨，一吨大约就是两千斤。
只要战船吨位超过英国，就可以保东海无忧。
按照西洋诸国的造价，一艘战舰，一吨造价平均算上大炮，大约是40到50英镑，150两。
20万吨，也就是三千万两白银嘛。
20万吨战舰，少说七万海军，按照每人每年40两银子，再加上军官的、维护费、训练费、火药消耗、训练消耗，军饷500万两。
所以，皇帝只要能拿出3000万两白银，再保证每年500万两军饷，便可保证30年后再无东海之忧。
的确，理论上很好解决。
只要有钱。
只要能保证每年能有8000万两的岁入，这就都不是问题。
皇帝听到8000万岁入的话，以为天方夜谭，刘钰也没法告诉他第六次反法同盟组建的那一年，英国的岁入是1亿6000万两。
海防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钱。
那么刘钰在文登帮着清查田亩，对李淦而言，这当然不是多管闲事，而是分内之责。
若是能够全国清查田亩，不说岁入8000万，但提高个六七百万应该不成问题。
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总得这抠唆一点、那挤出一点。
一年多收个六七百万，就能干挺多事。
哪怕一半作为全国清查和成本，还剩下三四百万投入海军，李淦觉得也比现在自己扣扣索索就给海军投了十万两的内帑要强。
想解决海军问题，本身就在于钱。
或者说，想解决国内的大部分问题，只要钱到位，很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哪怕是今年山东的大灾，只要有足够的钱，在南方买米运来，又怎么会有这么剧烈的灾祸？
山东非是西北，三面沿海，只要有钱，根本不是问题。就算江南米不够，那越南米、暹罗米呢？
至于这些人说的“军队干预地方、恐有藩镇之祸”，这就纯属是诛心之言了。
李淦心里清楚，刘钰的承诺是编练一支“有制之军”，是要能做到把他调走，这支军队依旧可战，才算是真的练兵成功。
这支军队不是刘家军，是他皇帝的军队；那些军官也不是刘钰的嫡系，而是皇帝从武德宫里选出来的天子门生，他刘钰多大的脑袋能把这支军队藩镇化？
甚至李淦心里很清楚，新军陆军，刘钰根本不在乎，也根本不想着在这上面抓军权，这一点他即便远在京城，却也知道的一清二楚刘钰练兵的所作所为。
他知道刘钰这么干，只是想要向他传递一个信号：武德宫的学子在地方的正确用法，是数百人一组空降清查，而不仅仅是分散为官在官场掺沙子。
李淦心想朕读懂了刘钰的意思，怕是你们还未真正读懂。
白云航站出来建议试行摊丁入亩，这也不过是延续前朝张居正的改革，朝中不是没有人提过。关键是没有人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方式。
摊丁入亩的难点，不再税收，也不再施行，甚至说到了这一步，在文登试行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亩数已经清查了、救灾得利百姓正是最信任的时候、即便有人煽动却也只能煽动曲线上的那些人，而不至于把底层不明真相的人煽动起来。
若只是曲线之上的那些人，若不裹挟煽动欺骗底层，朝廷会怕那点人反对吗？
真正的难点是在实行之前的准备，清查田亩、因地制宜确定不同肥力的田亩各摊多少丁税银、是确保朝廷的政策可以解读到各个村乡而不是被人故意曲解引发动乱。
李淦心想，你们担心的是试行成功，却不知真正该担心的，是在试行之前的准备是如何完成的。
心道：“也好，正是个把话题往摊丁入亩政策本身上引的机会，若是都把目光盯在政策本身上，那真正的杀机反倒隐藏了。”
于是借着刚才有人反对的声音，说道：“此事朕所考虑的，在于摊丁入亩这件事，似乎的确与民多利。这人丁税，对富户不过杯水、对穷户却是极大的负担。”
“如今又要垦蒙古、奴儿干、辽东、台湾等地，若绑定丁税，反倒是影响迁徙，亦不好统计税收。单就说这个摊丁入亩的办法，诸卿觉得好不好呢？”
“至于白云航在文登清查隐田一事，这也只不过是救荒之余的意外所得罢了。此事朕亦清楚，不必谈。”
天佑殿内几个人都清楚，白云航办的这件事，忌讳之处有两点。
摊丁入亩固然可恶，但真正叫士绅心生怨恨的，还是清查田亩。
“陛下，臣以为，这清查田亩之事，另有说法。”
“一则，官员或是为了功绩，以小尺量田，本来或许根本没有隐田，他却把一县土地多量出数万亩，增加税收，以为升迁功绩。”
“二则，官员或是为了爱民，以大尺量田，本来或许一县有十万亩土地，量完之后却只剩下八万亩，这样一来，少了税赋，民众得利，官员的爱民之心也得以施行。”
“三则，就算把土地隐田都量了出来，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那么，这些隐田难道都是自耕百姓种植吗？想必都是佃户。”
“原本土地不征税，或许一亩地收一石粮，租金六斗。如今这土地收税了，只怕一亩地的租金，就要变成七斗。这样一来，只恐民怨沸腾，天下震动。”
李淦闻言，皱眉道：“依卿之意，这隐田反倒是越多越好？越多隐田，民众的负担反而轻了？可若都是隐田，朝廷税收怎么办？譬如这一次山东大灾，朕若是多出来两百万两银子，自江南、越南、暹罗等地买粮，山东如何会饿死如此多人？”
那大臣摇头道：“臣非是说隐田越多越好，而是说清查田亩，治标不治本，反而将多征收的赋税转嫁到了佃户身上。臣以为，若想治本，当复井田！然若不可复，那清查田亩，也无非治标之法。如张太岳之法，数十年后，又是曾经模样。长远看，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