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七十四章神宗
有了基础，大宋开始重启发展之路，尤其在先帝独断乾纲期间，随着大宋国势日益强盛，也在一步步地重新减轻百姓负担，调整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税收制度、行政结构、经济结构、军事结构、战略部署，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胜利。
从举步维艰到脚步轻快，从包袱沉重到摆脱负担，从身体羸弱到筋强骨健，从狐疑畏缩到自信昂扬。
文章里从新法立法，施行，用人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刻反思，过就是过，新党第一次正视了这个问题，不再遮掩，大方承认。
大方承认的底气，就来自于他们后来取得的成绩。
章惇详细列举了变法十五年来的巨大成就，工业从无到有，不算新宋和东胜两洲飞地，国土面积扩大了四分之一，财政收入从一亿贯增加到了两亿贯，金银铜铁产量翻了五番，耕地面积从庆历末年的两百多万顷，恢复到了四百多万顷，接着增加到了八百多万顷！
漕运纲粮，从一年输送三百万石到最高一年输送一千两百万石，国家每年盈余从七百万贯增加到两千万贯，国库总余长期保持在六千万贯之上。
这还不算重新充实的封桩库，新添的元丰库！
新军从最初三百人扩大到如今十万人，冗兵从举国八十万人减少到了五十万人，厢军完全裁撤，水师从内河弱旅变成了拥有南洋、北洋两支舰队，战马从四万匹增加到了三十万匹。
官员的俸禄得以增加，百姓的生活日益改善，人口从一亿增加到一亿五千万，而其中五等户以下比例从四成减少到了三成。
大宋毫无疑问，已经被先帝打造成了一个盛世，哪怕面对文景、贞观、开元，也毫无愧色的盛世！
这就是十五年来变法的巨大成果！
在这样的成就之下，太皇太后和陛下秉承先帝遗志，决意将改革的步伐，从蜀中、汴京、两浙、南海、宁夏、河西，继续推进到京东京西、河东河北、江南淮南、两广福建，臣是大力拥护的。
同时大宋应该调整国策，反哺曾经为国家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善良百姓，解除变法初期为全面战争所作的过度准备，将国家政策从集资备战，调整到宽养民力上来。
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故保甲可废，州郡治安之力不可废；
青苗可废，贫苦扶持之策不可废；
义仓可废，粮秣充积之计不可废；
保马可废，军马保育之政不可废；
免役可废，水利交通之营不可废；
市易可废，国用赋税之征不可废；
义勇可废，强军振旅之基不可废；
方田可废，抑止兼并之行不可废！
改良新法，不是逸官驰政；
进贤退恶，不是排除异己；
刷新朝政，不在大言无实；
保国安民，不在短视一时！
苏油见到这篇奏章，不由得击节叫好，好一个章子厚，这才是大宋真宰相该有的水平！
这篇奏章，立即将改革派划分出了两个阵营，将实心为了国家强盛选择改革的那帮人，与借由赞助新法，希图幸进的那帮人，完全区分开来。
改革派相比保守派，吃亏就吃亏在文章不行，王安石吕惠卿一去，在这上头除了蔡卞这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家伙，剩下的基本全是弱鸡。
章惇这道奏章一上，改革派中比较实心任事的那一帮子，老臣如韩缜、沈括、曾布、新进如蔡卞，尤其是两个手握大军功的将领——王韶和种谔，都或明或暗地站到了章惇的一边。
而吕惠卿、邓绾、蔡确、邢恕、李定、苏亶等，被大家区分了出来。
其中吕惠卿本来能力相当不错，但是因为诋毁王安石，欺师灭祖这黑锅没法洗。
而邢恕则完全是因为投靠蔡确站错了队，本来是保守派那边的人，却也被划到了背锅侠的阵营。
苏油也暗自出力不少，不说别的，就章惇那边一大帮子，七个里头除了韩缜，个个都跟他交情深厚。
改革派之前一盘散沙，完全是树倒猢狲散的态势，经此一整合后，朝局顿时翻然一变。
这些人的力量加在了一起，让所有人都不得不重新重视起来。
章惇的论调，百分之八十都和苏油一贯的言行相契合，将苏油在熙宁元丰年间的成果当做改革派的成果列举出来，苏油没有提出一丁点的异议。
蔡京就曾经讥笑章子厚的脸皮名副其实，被苏油严厉制止，并且明确声明那些成果本来就是在王相公和先帝的领导下取得的。
这话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苏油一向干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但是只要那颗羊头还在那里挂着，哪怕它已经臭了，“奉行新法，人性改良”八个字，依旧是得到王安石和赵顼认可的，依旧是在他们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
因为王安石是苏油施展这些措施时的宰执，赵顼是皇帝，是顶头上司，老二和老大。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政治。
而远在金陵的王安石，在看到这篇奏章之后，更是老怀大慰。
章惇闪亮耀眼的果断登场，立刻重新整合了眼看就要覆没的改革派势力，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客观合理评价了赵顼和安石相公的变法成就，至少定义在了七三开，让王安石也不禁感叹——侥天之幸，吾辈尚存。
这个定性一旦形成，那今后大宋改革的成就越大，作为开创者和奠基人，王安石留在历史上的形象，就会更加的光辉与崇高。
于是王安石给章惇去了一封长信，好好勉励了老章一番，并且送去了自己潜心多年研究的心得——《经济论》。
而对于高滔滔来说，平衡朝政才是最重要的。
之前改革派宣称的“改道”之说，确实让她异常恼怒。
然后章惇将自己从里边摘了出来，用一封精辟的奏章表示——坚决拥护太皇太后。
这封奏章给了高滔滔最大的理论武器。
新法的践行者都说，太皇太后没有改道，只是改良新法的不当之处，这本就是先帝遗意，是和先帝一条心，是沿着先帝的既定方针路线继续正确前进不动摇，让高滔滔受到的阻力一下子去掉了一大半！
高滔滔也是水准之上的政治家，立刻敏锐地察觉到了平衡朝局的最佳方案。
三派兼用！最大多数人的支持！
赵顼政治成熟之后，不止一次跟高滔滔闲聊过这个话题，曾经好几次想要启用苏轼，就是明证。
然而都被王珪、蔡确，甚至大苏的亲小幺叔出手给抹杀了。
王珪认为苏轼是威胁，蔡确是想将苏轼作为拖累苏油和苏颂的工具，而苏油则是认为时机不到，与其让大苏到朝中来得罪人，还不如在外头旅游来得开心。
最起码，两篇《赤壁赋》给扁罐漏勺留下来！
苏油现在又摆明了架势不愿意列位在司马光和吕公著之前，表现出谦退和容让。
其实也是因为他考虑到自己年轻了太多，不争这一时。
职务不重要，影响力在就够了。
但是高滔滔却觉得亏欠了苏油。
如今就是机会，将苏轼苏辙调入朝堂，是阻力最小的时候。
一个平衡的朝局在自己眼皮底下慢慢形成，高滔滔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改良的旗号，现在已经得到了改革派中章惇等的支持，保守派中吕公著、范纯仁等的支持，而苏油自己，一直就是改良派。
也就是说，将新政定义在“新法改良”框架内，能够得到朝中最大多数人的拥护。
九月，乙未，高滔滔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罢废免行钱。
免行钱最初是王安石让行户缴纳，以免除“征调物资”设立的名目，但是施行后效果很差。
之后苏油上奏要求将政府采购通过招标和公示的方式进行，才算是给行户们解除了负担，“免行钱”得以真正的“免行”。
之后每当遇到什么大灾，宽罢受灾地区当年的免行钱，就成了赵宋皇室显示“畏天爱民”的作秀，如王珪去世前的那场小地震，便诏罢了一次京周三路的免行钱。
苏油给高滔滔的四通拆分方案，会让朝廷增加六百万贯商税，于是高滔滔在司马光来奏请的时候，干脆一挥手，全面罢除。
而这次废除免行钱的同时，却没有再恢复征调的旧制，也就是说，这是一项完完全全解除行人负担的德政。
钱没多少，名声不小，这个交换比，也让高滔滔非常的满意。
大宋朝局，就这样在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渐渐安定了下来。
戊戌，上大行皇帝谥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号神宗。
宋神宗！
有了基础，大宋开始重启发展之路，尤其在先帝独断乾纲期间，随着大宋国势日益强盛，也在一步步地重新减轻百姓负担，调整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税收制度、行政结构、经济结构、军事结构、战略部署，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胜利。
从举步维艰到脚步轻快，从包袱沉重到摆脱负担，从身体羸弱到筋强骨健，从狐疑畏缩到自信昂扬。
文章里从新法立法，施行，用人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刻反思，过就是过，新党第一次正视了这个问题，不再遮掩，大方承认。
大方承认的底气，就来自于他们后来取得的成绩。
章惇详细列举了变法十五年来的巨大成就，工业从无到有，不算新宋和东胜两洲飞地，国土面积扩大了四分之一，财政收入从一亿贯增加到了两亿贯，金银铜铁产量翻了五番，耕地面积从庆历末年的两百多万顷，恢复到了四百多万顷，接着增加到了八百多万顷！
漕运纲粮，从一年输送三百万石到最高一年输送一千两百万石，国家每年盈余从七百万贯增加到两千万贯，国库总余长期保持在六千万贯之上。
这还不算重新充实的封桩库，新添的元丰库！
新军从最初三百人扩大到如今十万人，冗兵从举国八十万人减少到了五十万人，厢军完全裁撤，水师从内河弱旅变成了拥有南洋、北洋两支舰队，战马从四万匹增加到了三十万匹。
官员的俸禄得以增加，百姓的生活日益改善，人口从一亿增加到一亿五千万，而其中五等户以下比例从四成减少到了三成。
大宋毫无疑问，已经被先帝打造成了一个盛世，哪怕面对文景、贞观、开元，也毫无愧色的盛世！
这就是十五年来变法的巨大成果！
在这样的成就之下，太皇太后和陛下秉承先帝遗志，决意将改革的步伐，从蜀中、汴京、两浙、南海、宁夏、河西，继续推进到京东京西、河东河北、江南淮南、两广福建，臣是大力拥护的。
同时大宋应该调整国策，反哺曾经为国家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善良百姓，解除变法初期为全面战争所作的过度准备，将国家政策从集资备战，调整到宽养民力上来。
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故保甲可废，州郡治安之力不可废；
青苗可废，贫苦扶持之策不可废；
义仓可废，粮秣充积之计不可废；
保马可废，军马保育之政不可废；
免役可废，水利交通之营不可废；
市易可废，国用赋税之征不可废；
义勇可废，强军振旅之基不可废；
方田可废，抑止兼并之行不可废！
改良新法，不是逸官驰政；
进贤退恶，不是排除异己；
刷新朝政，不在大言无实；
保国安民，不在短视一时！
苏油见到这篇奏章，不由得击节叫好，好一个章子厚，这才是大宋真宰相该有的水平！
这篇奏章，立即将改革派划分出了两个阵营，将实心为了国家强盛选择改革的那帮人，与借由赞助新法，希图幸进的那帮人，完全区分开来。
改革派相比保守派，吃亏就吃亏在文章不行，王安石吕惠卿一去，在这上头除了蔡卞这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家伙，剩下的基本全是弱鸡。
章惇这道奏章一上，改革派中比较实心任事的那一帮子，老臣如韩缜、沈括、曾布、新进如蔡卞，尤其是两个手握大军功的将领——王韶和种谔，都或明或暗地站到了章惇的一边。
而吕惠卿、邓绾、蔡确、邢恕、李定、苏亶等，被大家区分了出来。
其中吕惠卿本来能力相当不错，但是因为诋毁王安石，欺师灭祖这黑锅没法洗。
而邢恕则完全是因为投靠蔡确站错了队，本来是保守派那边的人，却也被划到了背锅侠的阵营。
苏油也暗自出力不少，不说别的，就章惇那边一大帮子，七个里头除了韩缜，个个都跟他交情深厚。
改革派之前一盘散沙，完全是树倒猢狲散的态势，经此一整合后，朝局顿时翻然一变。
这些人的力量加在了一起，让所有人都不得不重新重视起来。
章惇的论调，百分之八十都和苏油一贯的言行相契合，将苏油在熙宁元丰年间的成果当做改革派的成果列举出来，苏油没有提出一丁点的异议。
蔡京就曾经讥笑章子厚的脸皮名副其实，被苏油严厉制止，并且明确声明那些成果本来就是在王相公和先帝的领导下取得的。
这话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苏油一向干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但是只要那颗羊头还在那里挂着，哪怕它已经臭了，“奉行新法，人性改良”八个字，依旧是得到王安石和赵顼认可的，依旧是在他们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
因为王安石是苏油施展这些措施时的宰执，赵顼是皇帝，是顶头上司，老二和老大。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政治。
而远在金陵的王安石，在看到这篇奏章之后，更是老怀大慰。
章惇闪亮耀眼的果断登场，立刻重新整合了眼看就要覆没的改革派势力，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客观合理评价了赵顼和安石相公的变法成就，至少定义在了七三开，让王安石也不禁感叹——侥天之幸，吾辈尚存。
这个定性一旦形成，那今后大宋改革的成就越大，作为开创者和奠基人，王安石留在历史上的形象，就会更加的光辉与崇高。
于是王安石给章惇去了一封长信，好好勉励了老章一番，并且送去了自己潜心多年研究的心得——《经济论》。
而对于高滔滔来说，平衡朝政才是最重要的。
之前改革派宣称的“改道”之说，确实让她异常恼怒。
然后章惇将自己从里边摘了出来，用一封精辟的奏章表示——坚决拥护太皇太后。
这封奏章给了高滔滔最大的理论武器。
新法的践行者都说，太皇太后没有改道，只是改良新法的不当之处，这本就是先帝遗意，是和先帝一条心，是沿着先帝的既定方针路线继续正确前进不动摇，让高滔滔受到的阻力一下子去掉了一大半！
高滔滔也是水准之上的政治家，立刻敏锐地察觉到了平衡朝局的最佳方案。
三派兼用！最大多数人的支持！
赵顼政治成熟之后，不止一次跟高滔滔闲聊过这个话题，曾经好几次想要启用苏轼，就是明证。
然而都被王珪、蔡确，甚至大苏的亲小幺叔出手给抹杀了。
王珪认为苏轼是威胁，蔡确是想将苏轼作为拖累苏油和苏颂的工具，而苏油则是认为时机不到，与其让大苏到朝中来得罪人，还不如在外头旅游来得开心。
最起码，两篇《赤壁赋》给扁罐漏勺留下来！
苏油现在又摆明了架势不愿意列位在司马光和吕公著之前，表现出谦退和容让。
其实也是因为他考虑到自己年轻了太多，不争这一时。
职务不重要，影响力在就够了。
但是高滔滔却觉得亏欠了苏油。
如今就是机会，将苏轼苏辙调入朝堂，是阻力最小的时候。
一个平衡的朝局在自己眼皮底下慢慢形成，高滔滔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改良的旗号，现在已经得到了改革派中章惇等的支持，保守派中吕公著、范纯仁等的支持，而苏油自己，一直就是改良派。
也就是说，将新政定义在“新法改良”框架内，能够得到朝中最大多数人的拥护。
九月，乙未，高滔滔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罢废免行钱。
免行钱最初是王安石让行户缴纳，以免除“征调物资”设立的名目，但是施行后效果很差。
之后苏油上奏要求将政府采购通过招标和公示的方式进行，才算是给行户们解除了负担，“免行钱”得以真正的“免行”。
之后每当遇到什么大灾，宽罢受灾地区当年的免行钱，就成了赵宋皇室显示“畏天爱民”的作秀，如王珪去世前的那场小地震，便诏罢了一次京周三路的免行钱。
苏油给高滔滔的四通拆分方案，会让朝廷增加六百万贯商税，于是高滔滔在司马光来奏请的时候，干脆一挥手，全面罢除。
而这次废除免行钱的同时，却没有再恢复征调的旧制，也就是说，这是一项完完全全解除行人负担的德政。
钱没多少，名声不小，这个交换比，也让高滔滔非常的满意。
大宋朝局，就这样在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渐渐安定了下来。
戊戌，上大行皇帝谥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号神宗。
宋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