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没什么多少意义的免税,徐泽更加关心“郓州驻泊梁山乡户衙吏”这个身份。

    不用问,这个莫名其妙的任命,一定是出自郓州知州梁子美的手笔。

    州、县衙吏是有正规编制的,工作时间,通常必须在衙门候职,随时听从上官差遣。

    在一些情况复杂的地区,为了解决基层治安和管理力量不足的问题,官府也会委任乡户衙吏,或是安排驻泊衙吏,但把二者合在一起任命,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梁山水泊紧挨两州五县,再加上四通八达的水系相连,真要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靠“驻泊乡户衙吏”这个既不正规又不入流的小吏身份,纯粹就是开玩笑。

    梁相公若真有诚意收编自己,应该任命自己为“巡检”才合适,但即便最低一级的县级巡检,也是三班借职,虽说位卑,但好歹也是正儿八经的入流武官,朝廷不可能如此轻率就给自己这个亡户授官。

    而且郓州、濮州和济州三共一个州巡检司,治所在济州,梁子美这个郓州知州,也无权干涉其事务。

    梁子美明知梁山既不听调也不听宣的实际情况,还下了这么一个任命,其本意应该是给徐泽下套,这个任命实际是一副束缚徐泽手脚的“枷锁”。

    一旦领了这个差事,以后,但凡梁山水泊郓州境内水域有事,徐泽这个驻泊的乡户衙吏,都难逃其咎。

    如此以来,徐泽便是天大本事,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做个“梁山都保正”。

    不过,这副“枷锁”恰好是徐泽想要的,梁相公给了捕盗之责,总不能让梁山保丁赤手空拳去抓捕穷凶极恶的渔盗吧?

    徐泽确认汤隆没有离开之意后,就又成立了一个新部门——铁器坊,由汤隆负责,主要任务是打造梁山急需的各类铁制工具,却没有打造兵器。

    不要以为水浒剧情中草寇横行州县,就认为真实大宋如后世美帝一样民间兵器泛滥。

    实际上,大宋对民间兵器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这也是徐泽上梁山后,一直没有打造兵器的原因之一。

    本朝立国之初,由于五代的持续混战,兵贼盗匪遍地,民人纷纷结宅建坞,习武治兵以自保,国家又因急剧扩张,官吏严重不足,对民间治安的管理力量很弱,所以,最初是允许甚至鼓励民户持有武器自保的。

    但自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始,朝廷就屡次诏令禁兵,除了弓、箭、刀、短矛、盾牌“五兵”不禁,其他兵器装备则一概禁止,尤其是长矛、盔甲、弩等军用兵器。

    而靠武力开拓之地、刚发生叛乱的地区等,为了防止叛乱再起,则是连“五兵”也要禁止。

    首都东京城内,除了官员和兵将可以按照有关律令持有相应的兵器外,其他人员一概不能持有兵器。而因战事频繁的陕西诸路和一些治安复杂的地区,官府则会有条件的放开禁兵管制,以增强当地自卫能力。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朝廷推行保甲法,要求两丁以上的民户每家一人为保丁,必须自备弓箭兵器,由于长期禁兵,民间弓箭不足,导致弓箭价格大涨,一张弓的价格达到一千五百文,十支箭的价格也达到了六七百文,一些民户甚至不得不变卖家产购买弓箭。

    哲宗时,朝廷又规定保丁的兵器除了冬天训练的时候拿出使用,其他时间段一律收缴库藏。

    今上大兴土木后,国力耗损,民怨渐起,各地又进一步严管,一些路、州干脆将所有武器收缴,并取消了有关的军事训练,连民间的弓箭社也一并解散,并禁止民间学武。

    但实际上,这一禁令执行的并不彻底,徐泽携带长枪从延安一路到达梁山,也没见人将其拿下(当然,也有徐泽处事谨慎,从不携带利刃进城的原因),而在严格禁兵的东京城,徐泽就发现了孙羊正店旁,一家武器店便光明正大的营业,生意还相当不错。

    梁相公的牵制之举,反而解决了自己的难题,徐泽为此沾沾自喜,却不知朝廷对和其同时呈于御前的董舜咨、董彦博二夷部的安置意见:以保州地改设祺州,董舜咨为刺史,寻迁观察使;以霸州地设亨州,董彦博为团练使、留后,迁节度使。诏成都给居第、田12顷。二州经费岁用钱12100缗,米麦14700石,绢2850匹,绸布、绫绵、茶、盐、银等不预,后皆为砦。

    嗯,朝廷对归化之民,就是如此内外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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