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凡在战争中创下名声者，无不有其过人之处。
郑思吉也不例外，很多人都当他是个陷阵斩将的悍勇武夫，
但其人悍勇的表象下，却是对战场态势极为敏锐的直觉。
现在，郑思吉的直觉就告诉他，
保州守军的实力被严重低估，凭自己手中这点人，
根本拿不下保州，甚至逼得守军全力防守都做不到。
苦思一晚后，
郑思吉决定还是再做一次试探攻击。
毕竟，其人只是“先锋”，而不是大军统帅，
自己的直觉再怎么灵验，也不能拿直觉去说服金相公和崔相公。
次日巳时，高丽大军再次出动。
这次，目标选在了北面小寨。
同样是大部掠阵，防备守军出城突袭，
小寨规模不大，防御设施也没保州城复杂，
郑思吉只投入了五百人。
实际上，守军反击的力度确实较弱，
甚至于面对高丽军的箭雨压制，寨中守军根本就没有回射。
以至于部分高丽士卒产生了寨中守军极少，根本不敢反击的荒谬想法。
但在本方箭雨停止，高丽军成功靠近，并扶梯登上寨墙时，
守军的反击终于开始——只是一瞬间，就清空了登城的高丽士卒。
唯一逃回性命的士卒，是刚登城就从梯子上滚下来的。
时间很紧，根本没看清。
只知道敌人的寨墙很宽，猜测上面应该修有躲避箭矢的设施，
因为上城后，没有看到守军的尸体。
寨中守军并不少，而且极为冷静，
他们端着长枪，三个人守住一个垛口，呈扇形站立。
看见有人登城，就将手中的长枪同时捅出，锁定来敌可能闪避的方向。
守军出枪时表情非常平和，也不喊叫，
他们不像在杀人，更像是在麻木的进行长枪刺杀训练。
这就是连续两天进攻，付出了近百人的伤亡后，得到的有用信息。
看来，敌军的兵力确实不缺。
靠自己手中这点兵力，蚁附攻城的根本行不通。
至于放弃攀援城墙，直接集结重兵攻击敌人的寨门。
郑思吉看了看寨门前沉重的拒马阵，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连续两日，高丽军试探攻城，
互为犄角的城寨却没有出兵相互支援。
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大军掠阵的缘故，
另一方面，守军显然也在试探攻击方的实力。
比如说，北寨就故意将高丽军放上城墙再打。
郑思吉验证了自己的判断，遂不再犹豫。
其人一面加固营寨，并持续保持对守军的攻击压力。
一面命人快马将义州的复杂情况，报于“靠前指挥”的西北面兵马副使崔弘宰。
高丽盐州。
这个义州东南百里的小州郡，已经变成了繁忙的大军营。
高丽国西北面副兵马使崔弘宰的行辕便设在此处。
收到义州郑思吉的快马急报前，崔弘宰正在为另一封私信而烦恼。
来信之人正是崔弘宰的长兄——当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弘嗣。
当今高丽国主王俣即位时，国内吏治腐败至极，致使民生凋敝，
严重到“流亡相继、十室九空”的恐怖程度。
王俣锐意进取，大力整顿吏治，推进政治改革，
实行殿最考课之法，在一些州县设置“监务”一职，等等。
古代封建政权改革不管何种理由说法，本质其实都是巩固君权，稳定统治。
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剥夺部分相权，与权臣的利益冲突。
首相崔思诹明面不反对，
私底下却是“不肯轻变祖宗之法，又不肯作为新法，以扰风俗”。
参知政事高令臣则公开反对，
表示“祖宗成宪具在，不可纷更，但守而勿失可也”。
王俣是个有为之君，颇有手腕，见明着反对的声音大，他便迂回。
一是即位十余年，不断提拔新的宰执重臣，
使得小朝廷的宰执超过了十人之数，崔弘宰两兄弟便有幸同朝为相。
这种人事任命并算不惊世骇俗，李资谦李资谅两兄弟也是一门两相。
宰相多了，内耗就多，国君就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二是借鉴大宋“三舍法”的成功经验，
起用宋籍福州人胡宗旦，在国学设立“七斋”。
这一招其实是模仿“海东孔子”之称的崔冲私学“九斋”所设。
正是自崔冲兴私学后，高丽私学日益兴盛，相对的，却是官学的衰落，
进而是文化、政策解释权，由朝廷向私人过渡，
这当然是身为国主的王俣不能容忍的。
崔冲正是当今首相崔思诹的祖父，这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妙，
改革官学，设立“七斋”，自然让崔思诹无话可说。
顺便说一下，崔氏崔冲一脉是高丽最富传奇色彩的家族。
从崔冲开始，到崔思诹，三代皆为宰相，
而这个传奇，在原本的历史位面，还再要持续三代人——整整六代为相！
这可比汉末的袁氏“四世三公”还要传奇得多！
崔氏家族如此煊赫，当然不可能是祖宗积德，家族代代都有冠绝群伦的顶尖人才之类的扯淡理由。
这一现象，只能说明高丽的政治生态畸形，以及阶级固化到何等恐怖的程度。
奋发有为，不愿只做守成之君的王俣，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继续下去。
所以，其人才会改革，才会不遗余力地巩固君权，打压相权。
而且，他也不会满足于文治，他还要有武功。
王俣即位之初，就展现了极强的开疆扩土欲望。
一方面，多次对辽国提出“归还”义州的申请。
另一方面，又继承肃宗的政策，对在曷懒甸扩张的声女直人联盟采取攻势。
尽管这一仗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功败垂成，但王俣并没有气馁。
继续组建“别武班”，为解决武将缺乏问题，又开设“武学”。
高丽国学设“七斋”，前六斋教授儒家经典，第七斋却是武学。
在国家最高学府设置武学，简直是对儒学先圣赤裸裸的侮辱！
自乾统九年(1109年，高丽之前一直使用辽国年号)七月，曷懒甸之战结束，设置七斋以来，
儒臣们就一直在反对，要求废除武学的呼声很高。
但王俣意志坚定，在此事上始终不肯让步，
不仅坚定武学的办学方针不动摇，
还利用各种一切时机，巩固和深化改革。
原本的儒学六斋定员为七十名，因为生源太多，争夺名额的事情时有发生。
武学一斋名额仅有八个，还经常因为“合格生源不足”，而招不满！
这自然是把控朝野权力的儒臣们搞的鬼，国主王俣自然要反击。
征伐义州之战准备时间这么长，国内动员如此深入，
王俣如何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就在四日前，高丽国主发布制令——
欲要对国学学舍进行扩建。
扩建后的儒学六斋定员削减为六十人，而将武学将增加到十七人。
王俣强调：
“文武两学，国家教化之根源。”
“早降指挥，欲令两学，养育诸生，备将来将相之举。”
“而有司各执并论，未有定议，宜速奏定施行。”
王俣此举，自然激起儒臣的强烈抗议。
前方军队在打契丹人，后方朝堂还打“自己人”，
高丽朝堂这段时间忙得是不亦乐乎。
平章事崔弘嗣写信给西北面兵马副使崔弘宰，说的就是这事。
崔氏在高丽是顶级豪族，两崔和首相崔思诹本是同宗，但不同脉。
崔弘嗣是个典型的官场两头草，并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政治立场。
其人在信中，除了一堆询问弟弟近况的没营养废话外，
就是再提国学武斋之争，
询问在前线带兵的崔弘宰——此战到底有多大胜算？
假如能够打赢，崔平章自然要坚定地站在国主一边，
如果打不赢，那就赶紧劝陛下三思。
高丽西北面兵马副使崔弘宰放下郑思吉的战报，只觉得心很累。
到现在为止，连同舟社和义州的兵马究竟有多少，都没搞清楚，
朝堂诸公却已经急不可耐的要从这一战的胜负中，寻找另一场战争胜负的筹码。
还没开始，就背上了这么沉重的包袱。
这一战，还怎么打？
郑思吉也不例外，很多人都当他是个陷阵斩将的悍勇武夫，
但其人悍勇的表象下，却是对战场态势极为敏锐的直觉。
现在，郑思吉的直觉就告诉他，
保州守军的实力被严重低估，凭自己手中这点人，
根本拿不下保州，甚至逼得守军全力防守都做不到。
苦思一晚后，
郑思吉决定还是再做一次试探攻击。
毕竟，其人只是“先锋”，而不是大军统帅，
自己的直觉再怎么灵验，也不能拿直觉去说服金相公和崔相公。
次日巳时，高丽大军再次出动。
这次，目标选在了北面小寨。
同样是大部掠阵，防备守军出城突袭，
小寨规模不大，防御设施也没保州城复杂，
郑思吉只投入了五百人。
实际上，守军反击的力度确实较弱，
甚至于面对高丽军的箭雨压制，寨中守军根本就没有回射。
以至于部分高丽士卒产生了寨中守军极少，根本不敢反击的荒谬想法。
但在本方箭雨停止，高丽军成功靠近，并扶梯登上寨墙时，
守军的反击终于开始——只是一瞬间，就清空了登城的高丽士卒。
唯一逃回性命的士卒，是刚登城就从梯子上滚下来的。
时间很紧，根本没看清。
只知道敌人的寨墙很宽，猜测上面应该修有躲避箭矢的设施，
因为上城后，没有看到守军的尸体。
寨中守军并不少，而且极为冷静，
他们端着长枪，三个人守住一个垛口，呈扇形站立。
看见有人登城，就将手中的长枪同时捅出，锁定来敌可能闪避的方向。
守军出枪时表情非常平和，也不喊叫，
他们不像在杀人，更像是在麻木的进行长枪刺杀训练。
这就是连续两天进攻，付出了近百人的伤亡后，得到的有用信息。
看来，敌军的兵力确实不缺。
靠自己手中这点兵力，蚁附攻城的根本行不通。
至于放弃攀援城墙，直接集结重兵攻击敌人的寨门。
郑思吉看了看寨门前沉重的拒马阵，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连续两日，高丽军试探攻城，
互为犄角的城寨却没有出兵相互支援。
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大军掠阵的缘故，
另一方面，守军显然也在试探攻击方的实力。
比如说，北寨就故意将高丽军放上城墙再打。
郑思吉验证了自己的判断，遂不再犹豫。
其人一面加固营寨，并持续保持对守军的攻击压力。
一面命人快马将义州的复杂情况，报于“靠前指挥”的西北面兵马副使崔弘宰。
高丽盐州。
这个义州东南百里的小州郡，已经变成了繁忙的大军营。
高丽国西北面副兵马使崔弘宰的行辕便设在此处。
收到义州郑思吉的快马急报前，崔弘宰正在为另一封私信而烦恼。
来信之人正是崔弘宰的长兄——当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弘嗣。
当今高丽国主王俣即位时，国内吏治腐败至极，致使民生凋敝，
严重到“流亡相继、十室九空”的恐怖程度。
王俣锐意进取，大力整顿吏治，推进政治改革，
实行殿最考课之法，在一些州县设置“监务”一职，等等。
古代封建政权改革不管何种理由说法，本质其实都是巩固君权，稳定统治。
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剥夺部分相权，与权臣的利益冲突。
首相崔思诹明面不反对，
私底下却是“不肯轻变祖宗之法，又不肯作为新法，以扰风俗”。
参知政事高令臣则公开反对，
表示“祖宗成宪具在，不可纷更，但守而勿失可也”。
王俣是个有为之君，颇有手腕，见明着反对的声音大，他便迂回。
一是即位十余年，不断提拔新的宰执重臣，
使得小朝廷的宰执超过了十人之数，崔弘宰两兄弟便有幸同朝为相。
这种人事任命并算不惊世骇俗，李资谦李资谅两兄弟也是一门两相。
宰相多了，内耗就多，国君就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二是借鉴大宋“三舍法”的成功经验，
起用宋籍福州人胡宗旦，在国学设立“七斋”。
这一招其实是模仿“海东孔子”之称的崔冲私学“九斋”所设。
正是自崔冲兴私学后，高丽私学日益兴盛，相对的，却是官学的衰落，
进而是文化、政策解释权，由朝廷向私人过渡，
这当然是身为国主的王俣不能容忍的。
崔冲正是当今首相崔思诹的祖父，这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妙，
改革官学，设立“七斋”，自然让崔思诹无话可说。
顺便说一下，崔氏崔冲一脉是高丽最富传奇色彩的家族。
从崔冲开始，到崔思诹，三代皆为宰相，
而这个传奇，在原本的历史位面，还再要持续三代人——整整六代为相！
这可比汉末的袁氏“四世三公”还要传奇得多！
崔氏家族如此煊赫，当然不可能是祖宗积德，家族代代都有冠绝群伦的顶尖人才之类的扯淡理由。
这一现象，只能说明高丽的政治生态畸形，以及阶级固化到何等恐怖的程度。
奋发有为，不愿只做守成之君的王俣，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继续下去。
所以，其人才会改革，才会不遗余力地巩固君权，打压相权。
而且，他也不会满足于文治，他还要有武功。
王俣即位之初，就展现了极强的开疆扩土欲望。
一方面，多次对辽国提出“归还”义州的申请。
另一方面，又继承肃宗的政策，对在曷懒甸扩张的声女直人联盟采取攻势。
尽管这一仗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功败垂成，但王俣并没有气馁。
继续组建“别武班”，为解决武将缺乏问题，又开设“武学”。
高丽国学设“七斋”，前六斋教授儒家经典，第七斋却是武学。
在国家最高学府设置武学，简直是对儒学先圣赤裸裸的侮辱！
自乾统九年(1109年，高丽之前一直使用辽国年号)七月，曷懒甸之战结束，设置七斋以来，
儒臣们就一直在反对，要求废除武学的呼声很高。
但王俣意志坚定，在此事上始终不肯让步，
不仅坚定武学的办学方针不动摇，
还利用各种一切时机，巩固和深化改革。
原本的儒学六斋定员为七十名，因为生源太多，争夺名额的事情时有发生。
武学一斋名额仅有八个，还经常因为“合格生源不足”，而招不满！
这自然是把控朝野权力的儒臣们搞的鬼，国主王俣自然要反击。
征伐义州之战准备时间这么长，国内动员如此深入，
王俣如何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就在四日前，高丽国主发布制令——
欲要对国学学舍进行扩建。
扩建后的儒学六斋定员削减为六十人，而将武学将增加到十七人。
王俣强调：
“文武两学，国家教化之根源。”
“早降指挥，欲令两学，养育诸生，备将来将相之举。”
“而有司各执并论，未有定议，宜速奏定施行。”
王俣此举，自然激起儒臣的强烈抗议。
前方军队在打契丹人，后方朝堂还打“自己人”，
高丽朝堂这段时间忙得是不亦乐乎。
平章事崔弘嗣写信给西北面兵马副使崔弘宰，说的就是这事。
崔氏在高丽是顶级豪族，两崔和首相崔思诹本是同宗，但不同脉。
崔弘嗣是个典型的官场两头草，并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政治立场。
其人在信中，除了一堆询问弟弟近况的没营养废话外，
就是再提国学武斋之争，
询问在前线带兵的崔弘宰——此战到底有多大胜算？
假如能够打赢，崔平章自然要坚定地站在国主一边，
如果打不赢，那就赶紧劝陛下三思。
高丽西北面兵马副使崔弘宰放下郑思吉的战报，只觉得心很累。
到现在为止，连同舟社和义州的兵马究竟有多少，都没搞清楚，
朝堂诸公却已经急不可耐的要从这一战的胜负中，寻找另一场战争胜负的筹码。
还没开始，就背上了这么沉重的包袱。
这一战，还怎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