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权西北面兵马使崔弘宰率领的三万勤王大军，
刚行至大同江边的松林城，朝廷的诏令就快马送至。
诏令主要传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所有兵马立即返回驻地，严防金人东进和驻地民乱。
并监督勤王民军全部就地遣散，违令者以作乱罪论处。
二是策宫主福宁为公主，实封新安州，
当地驻军须与随后赶至的公主卫队移交防务。
三是西北面兵马使驻地由椵岛移至松林。
诏书上的旨意虽然只有三条，但信息量极大，
崔弘宰接过诏令，就立即询问使者。
“开京究竟出了什么事，王上怎么样？”
传诏的内侍安甫麟与崔弘宰熟识，上前一步，小声道。
“相公，王上很好，朝廷已经与同舟社议和，不用再打仗了。”
关系虽熟，但诸如赔款割地、大王即将下罪己诏之类的事，安甫麟还是不敢说出来，
万一因为自己乱说话，引得大军不稳，
他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崔弘宰也没有再为难其人，当即要安排洗尘宴，
但对方却以还要继续传诏，不敢耽搁为由，匆匆离去。
能被安排出外办差的内侍，无不是精明能干之辈。
安甫麟虽然没有告诉崔弘宰开京中的具体情形，
但“王上很好”“不用再打仗了”两点，就已经足够了。
“王上很好”是崔弘宰最关心的，
毕竟，他个人的荣辱富贵全系于王上一身，
只要撑过了这波动乱，西北面兵马使之前的“权”字就可以去掉了。
若是王上“不好”，那搞不好就会有波折，
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朝堂争斗的牺牲品。
至于“不用再打仗了”，则是底下士卒们最关心的。
勤王之事，急如星火，
但今天是接到勤王令的第三天，
自己统帅的大军，才从平壤赶到临近的松林。
不是崔弘宰不急，胆敢延误军机，而是因为大军士气实在低糜。
自征伐义州开始，大军就一直在途中奔波，没有得到及时的休整。
尤其是同舟社反攻高丽后，征北大军更是被反复牵着鼻子跑，士卒们非常疲惫。
更关键的是，每被同舟社调动一次，就要吃一次败仗，对士气的打击太大了。
底层士卒甚至到了谈同舟社色变的程度，掉队逃跑的人越来越多。
实际上，同舟社水师炮轰江华岛，
金缘中风无法理事，崔弘宰接过征北大军指挥权后，
其人就已经在着手率军勤王。
但因为士气低糜的原因，各地分散驻军的准备严重滞后。
正式收到勤王令后，
众将都强调“贼军势众”“征北军是勤王的关键，万不容有失”之类的理由，
反正就是一个意思：要等更多的人壮胆才敢东进。
其实，崔弘宰手下众将的道理并没错。
勤王令一下，
赶不赶得走侵略者暂且不论，国内先乱起来是必然的。
勤王大军中，除了疲于奔命的常备军以外，
还有很多自发勤王的“义军”。
在高丽的政治格局下，能组织大批“义军”的，
基本都是掌握了当地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各地豪族。
至于这帮人究竟是起兵勤王，还是准备“划地为王”，只有天知道。
能逼得拥有开京三万驻军，数十万百姓的朝廷，
不顾国家动乱的后果，也要急召全国兵马勤王，
只能说明贼军确实势众，
至少不是两万余已经丧胆的征北军能够面对的。
强行带着这些人进京，不是勤王，
而是给敌军送装备和人头，顺带打击其余各路兵马的士气。
实际上，收到勤王令后，
不到两天时间，崔弘宰就完成了开拔，
并走到松林，已经是极高的效率了。
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众将只需要考虑军事上的风险，
但身为统帅，他却必须把政治上的风险摆在首位。
哪怕是在开京城下打了败仗，也比“拥兵自重”“坐视开京沦陷”要好。
幸好，这道及时到来的诏令，解决了军中上下的风险，让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肯定也有人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比如各地的“义军”首领。
领兵在外，朝堂上的事，崔弘宰管不了，也不敢去管。
这些或为了自保，或是别有目的“义军”，才是他要重点考虑的事。
想通此节后，崔弘宰立即召集众将，
宣布朝廷诏令，安排各军返回驻地的序列，
明确下步督导勤王“义军”遣散的政策限度。
得此好消息，众将士气复振——
毕竟，动乱刚刚开始，率先组建私兵的人，
都是没什么见识的“小豪”，或者“土豪”，
真正的顶级豪族，是不屑于玩这一套的，
其显赫的门第就是最好的招牌，
真等世道彻底乱了后，
他们只需要登高一呼，必然是“应者云集”。
打击这类跟脚不深，又意图不轨的“义军”，
显然要比去开京，和京营都打不赢的同舟社作战，
风险更小，收益也更多！
当然，众多的勤王义军中，也不乏一些“另类”，
比如“心怀忠义”，毁家纾难的“义士”；
或是极少数身无长物，仅剩“一身抱负”的“壮士”。
这两类人也不用打，
前者看到朝廷诏令，就会自行解除兵马，绝不会作乱。
后者丢一个小官，便能为官军出生入死，正好用以平乱。
北路勤王大军匆匆出发，又急忙赶回之时。
南路却出了一点波折——
南京（即后世首尔）勤王兵马“不遵诏令”，竟然“兵围开京”。
国主王俣震怒，“请求”的同舟社兵马助剿，
徐泽派陈达率所部五百人和三千新附军迎敌。
新附军的家人基本都在开京罗城内，
同舟社顺利拿下罗城，
既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也为他找到了“为家人而战”的责任。
而同舟社一边压制半月城内的朝廷兵马，
一边还将罗城治理的井井有条，
让原本“为活下去而战”的新附军士卒，看到了“活得更好”的希望。
此战，是新附军的正名之战。
其部气势如虹，呐喊之声直入云霄，
将士们个个奋勇争先，攻势如潮，
硬生生将两倍于己的南京勤王兵马打得落花流水，
让“传诏”并随军“督战”的李资谦都看得目瞪口呆，
随后，陈达率军一路驱赶败军至南京城下。
但陈达并没有攻城，
因为南京守臣“得知”统兵武将“抗旨”，
已经捉拿其人，并押出城请罪。
出兵前，陈达得了徐泽吩咐，
表示“同舟社只负责助剿，绝不干涉高丽内政”。
这一仗，徐泽重在立威，打的是击溃战，
陈达率部高歌猛进，其实杀伤并不多，留下了很多的溃兵。
考虑到徐泽一再强调要“保持高丽的稳定”，
李资谦代表国主公开宣布二人罪责，
并指定官员收拢溃兵，稳定南京秩序后，随军返回了开京。
刚行至大同江边的松林城，朝廷的诏令就快马送至。
诏令主要传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所有兵马立即返回驻地，严防金人东进和驻地民乱。
并监督勤王民军全部就地遣散，违令者以作乱罪论处。
二是策宫主福宁为公主，实封新安州，
当地驻军须与随后赶至的公主卫队移交防务。
三是西北面兵马使驻地由椵岛移至松林。
诏书上的旨意虽然只有三条，但信息量极大，
崔弘宰接过诏令，就立即询问使者。
“开京究竟出了什么事，王上怎么样？”
传诏的内侍安甫麟与崔弘宰熟识，上前一步，小声道。
“相公，王上很好，朝廷已经与同舟社议和，不用再打仗了。”
关系虽熟，但诸如赔款割地、大王即将下罪己诏之类的事，安甫麟还是不敢说出来，
万一因为自己乱说话，引得大军不稳，
他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崔弘宰也没有再为难其人，当即要安排洗尘宴，
但对方却以还要继续传诏，不敢耽搁为由，匆匆离去。
能被安排出外办差的内侍，无不是精明能干之辈。
安甫麟虽然没有告诉崔弘宰开京中的具体情形，
但“王上很好”“不用再打仗了”两点，就已经足够了。
“王上很好”是崔弘宰最关心的，
毕竟，他个人的荣辱富贵全系于王上一身，
只要撑过了这波动乱，西北面兵马使之前的“权”字就可以去掉了。
若是王上“不好”，那搞不好就会有波折，
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朝堂争斗的牺牲品。
至于“不用再打仗了”，则是底下士卒们最关心的。
勤王之事，急如星火，
但今天是接到勤王令的第三天，
自己统帅的大军，才从平壤赶到临近的松林。
不是崔弘宰不急，胆敢延误军机，而是因为大军士气实在低糜。
自征伐义州开始，大军就一直在途中奔波，没有得到及时的休整。
尤其是同舟社反攻高丽后，征北大军更是被反复牵着鼻子跑，士卒们非常疲惫。
更关键的是，每被同舟社调动一次，就要吃一次败仗，对士气的打击太大了。
底层士卒甚至到了谈同舟社色变的程度，掉队逃跑的人越来越多。
实际上，同舟社水师炮轰江华岛，
金缘中风无法理事，崔弘宰接过征北大军指挥权后，
其人就已经在着手率军勤王。
但因为士气低糜的原因，各地分散驻军的准备严重滞后。
正式收到勤王令后，
众将都强调“贼军势众”“征北军是勤王的关键，万不容有失”之类的理由，
反正就是一个意思：要等更多的人壮胆才敢东进。
其实，崔弘宰手下众将的道理并没错。
勤王令一下，
赶不赶得走侵略者暂且不论，国内先乱起来是必然的。
勤王大军中，除了疲于奔命的常备军以外，
还有很多自发勤王的“义军”。
在高丽的政治格局下，能组织大批“义军”的，
基本都是掌握了当地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各地豪族。
至于这帮人究竟是起兵勤王，还是准备“划地为王”，只有天知道。
能逼得拥有开京三万驻军，数十万百姓的朝廷，
不顾国家动乱的后果，也要急召全国兵马勤王，
只能说明贼军确实势众，
至少不是两万余已经丧胆的征北军能够面对的。
强行带着这些人进京，不是勤王，
而是给敌军送装备和人头，顺带打击其余各路兵马的士气。
实际上，收到勤王令后，
不到两天时间，崔弘宰就完成了开拔，
并走到松林，已经是极高的效率了。
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众将只需要考虑军事上的风险，
但身为统帅，他却必须把政治上的风险摆在首位。
哪怕是在开京城下打了败仗，也比“拥兵自重”“坐视开京沦陷”要好。
幸好，这道及时到来的诏令，解决了军中上下的风险，让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肯定也有人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比如各地的“义军”首领。
领兵在外，朝堂上的事，崔弘宰管不了，也不敢去管。
这些或为了自保，或是别有目的“义军”，才是他要重点考虑的事。
想通此节后，崔弘宰立即召集众将，
宣布朝廷诏令，安排各军返回驻地的序列，
明确下步督导勤王“义军”遣散的政策限度。
得此好消息，众将士气复振——
毕竟，动乱刚刚开始，率先组建私兵的人，
都是没什么见识的“小豪”，或者“土豪”，
真正的顶级豪族，是不屑于玩这一套的，
其显赫的门第就是最好的招牌，
真等世道彻底乱了后，
他们只需要登高一呼，必然是“应者云集”。
打击这类跟脚不深，又意图不轨的“义军”，
显然要比去开京，和京营都打不赢的同舟社作战，
风险更小，收益也更多！
当然，众多的勤王义军中，也不乏一些“另类”，
比如“心怀忠义”，毁家纾难的“义士”；
或是极少数身无长物，仅剩“一身抱负”的“壮士”。
这两类人也不用打，
前者看到朝廷诏令，就会自行解除兵马，绝不会作乱。
后者丢一个小官，便能为官军出生入死，正好用以平乱。
北路勤王大军匆匆出发，又急忙赶回之时。
南路却出了一点波折——
南京（即后世首尔）勤王兵马“不遵诏令”，竟然“兵围开京”。
国主王俣震怒，“请求”的同舟社兵马助剿，
徐泽派陈达率所部五百人和三千新附军迎敌。
新附军的家人基本都在开京罗城内，
同舟社顺利拿下罗城，
既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也为他找到了“为家人而战”的责任。
而同舟社一边压制半月城内的朝廷兵马，
一边还将罗城治理的井井有条，
让原本“为活下去而战”的新附军士卒，看到了“活得更好”的希望。
此战，是新附军的正名之战。
其部气势如虹，呐喊之声直入云霄，
将士们个个奋勇争先，攻势如潮，
硬生生将两倍于己的南京勤王兵马打得落花流水，
让“传诏”并随军“督战”的李资谦都看得目瞪口呆，
随后，陈达率军一路驱赶败军至南京城下。
但陈达并没有攻城，
因为南京守臣“得知”统兵武将“抗旨”，
已经捉拿其人，并押出城请罪。
出兵前，陈达得了徐泽吩咐，
表示“同舟社只负责助剿，绝不干涉高丽内政”。
这一仗，徐泽重在立威，打的是击溃战，
陈达率部高歌猛进，其实杀伤并不多，留下了很多的溃兵。
考虑到徐泽一再强调要“保持高丽的稳定”，
李资谦代表国主公开宣布二人罪责，
并指定官员收拢溃兵，稳定南京秩序后，随军返回了开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