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命密、潍两州兵马合围并清剿卧牛山残余贼寇的同时,

    朝廷又下达了两道密令。

    其一,着熙河经略使刘法挑选西军精锐一万人(编制人数),速来东京受阅。

    其二,令涟水水军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听从差遣,北上平乱。

    朝廷这次的决心很大,计划待刘法统帅率西军精锐赶到京师后,

    即当面明确任务,令其再统合京畿、京东、淮南等路兵马,共计五万人,

    而后,大军水陆并进,借剿匪之名,一举解除登州第二将的武装。

    可以的话,最好活捉徐泽。

    此等贼子,如果一刀杀掉,太便宜他了。

    待登、莱两州匪患解决,再迁熙河经略使刘法知登州兼京东东路安抚副使,留在登州镇守维稳。

    刘法是朝廷宿将,西军第一人,此举,真可谓是牛刀杀鸡!

    如此庞大的计划,当然是出自枢密使童贯之手。

    而此战的目标,也显然不止卧牛山李子义部贼人和登州第二将徐泽这贼子。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居功自傲,一惯不买童枢密使账的军头刘法!

    童贯与刘法二人积怨已久,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刘法是西军中的元老重将,三十年前就已经闯出了名声。

    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三月,夏人猛攻塞门寨,知寨米赟阵亡。

    塞门寨一旦失守,延安府便门户洞开,形势将不可想象。

    危急时刻,鄜延路第三将副将刘法领兵猛攻夏国洪州,

    “斩掳五百余、焚荡族帐万二千、获孳畜铠仗万三千”,一举扭转了战局。

    战后,刘法因功由副将升为主将,军阶如京使(正七品)。

    此官职虽然不显,却可以独领一将,从那时起,其人便有独自领兵作战的权力。

    其后三十年,刘法凡战必出阵,且皆有斩获,

    硬是以夏人的累累尸骨,铸就了自己的赫赫威名。

    以至今日,夏军诸将皆畏刘法之勇,莫敢当其锋。

    而在大宋西军中,时人论当世名将,也必以刘法为首。

    后世史书中留名的种、姚、杨等将门,却正是青黄不接,人才凋零之时。

    包括种师道、种师中两兄弟在内的西军“名将”,

    尽皆在刘法的耀眼光芒笼罩之下,相形失色。

    可以说,刘法就是横亘在宋夏两军之中的擎天之岳,

    有刘法在,夏人“莫敢当其锋”,西军诸将也没人敢在他面前甩脸色。

    反过来说,其人要是甩脸,西军任何人也都得受着——当然,也包括统帅西军的童贯。

    坦率地说,雅量非常的童枢密使并不会因为刘法一点臭脾气而恶其人。

    军中厮杀汉,谁没点坏毛病?

    最初,童贯和刘法并无矛盾。

    甚至,二人还有过很多次愉快的合作。

    童贯少出开拓熙河有大功的李宪之门,自幼就立下了军中建功的远大理想。

    相比于其他贪权敛财的权宦,童贯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存在。

    其人不慕钱财,不惹是非,除了一心为皇帝办差外,

    他就只有一个念想——为大宋开疆拓土,建立不世之功,以超越少时的偶像李宪。

    童贯这人是真有雅量,不仅没有高高在上的坏毛病,还能与粗鄙的武夫打成一片,

    与相熟的小兵,其人甚至会讲些荤段子,开些小玩笑。

    而且,童贯为人颇有胆识,敢作敢为,勇于担当。

    在童枢密使手下领兵,尽管提着脑袋打仗就行,功劳赏赐绝对不用担心。

    也不会像文官统兵那样瞎指挥,只要你能打,就放手让你打。

    就算战场上敌我悬殊,吃了败仗,也不要怕,主动认错,

    童枢密使也能尽力摆平,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就砍你脑袋。

    这十余年的时间,童贯从监军做到统帅,

    靠的正是军中将校的鼎力支持,以及扎扎实实的战功。

    随便换一个人,给其同样的机遇,也绝难做到童贯的高度,

    还真不完全是运气使然和皇帝滥用私人。

    可以说,在大宋体制之下,

    童贯的天子私奴身份,以及用人不疑的大气和勇于担责的魄力,

    都使其人的统帅能力和眼界格局,超过了九成九以上的文官统帅,

    若没有后来的燕云之事,说童贯是大宋顶尖名帅,也是没人敢反驳的。

    刘法这类骁勇善战的武将在这样的统帅手下,自然是如鱼得水。

    童刘二人最初的合作,也是非常愉快的。

    分歧开始于政和元年,在对夏战争中的牛刀小试后,童贯不再满足于这点尺寸之功。

    其人以为辽主贺生辰为由,随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使辽,伐辽图燕的决心已经表露无遗。

    作为已知世界的两极,大宋伐辽图燕,绝不是宋夏之间的回合制小打小闹可比。

    两国只要开战,就是全面战争,

    必然是不死不休的结局,直到一方彻底倒下为止。

    而大战的主力,也只能是大宋禁军中最能攻坚的西军莫属。

    这对于已经适应了宋夏之间低烈度、慢节奏战争状态的西军将校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说白了,百余年的持续战争,早就让“西军”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属性。

    变成了诸多利益既得者相互捆绑,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政治团体。

    让这个以对夏战争为主要业务的政治团体,

    丢下细水长流的夏国稳定业务,转而去做风险极大的辽国一锤子买卖,

    有多少人愿意去做这种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的生意?

    而且,这单生意做失败了还好说,

    即便伤筋动骨,只要“夏人的威胁”还存在,西军就能从头再来。

    可一旦做成,大宋就完成了对夏国的战略包围,虚弱的夏人搞不好就直接跪了。

    原本做了百年的夏国业务,也可能会变成了一锤子买卖,

    这显然不符合“西军利益共同体”的长远利益。

    行伍出身的刘法,未必就能懂这其中的弯弯绕绕,

    但作为西军的领军人物,其人身边必然不会缺人“出谋划策”。

    在各种综合意识影响下,刘法或有意,或无意对西军战略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些意见当然有很多会与锐意北伐的童贯背道而驰,双方的分歧和矛盾由此产生,

    并随着时间的延长和北伐日程愈近,逐渐扩大。

    实际上,童贯是不想和刘法发生冲突的。

    他虽然统帅西军,却不属于西军的一员,

    童贯和西军之间,本质上讲,只是一种雇佣与合作的关系。

    其人并不在乎手下将校是否对自己言听计从,也不在乎西军是否有自己的利益,

    他只在乎在有生之年,出色完成从皇帝手中争取到的灭辽复燕项目。

    而西军恰好是这个时代,最能接下这单买卖的“乙方”,仅此而已。

    很可惜,“西军利益共同体”对这单业务评估之后,兴致缺缺。

    对此,童贯的做法并不是抖威风,使蛮劲,

    而是尝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

    有一定的效果,但也只是有一定的效果而已,

    这中间,始终梗着一个叫做刘法的“项目经理”。

    童贯做不通刘法的工作,转而去动员赵隆、种师道等人,

    但几乎所有西军重将都明确表示反对。

    其人与赵隆论及燕云之事,以高官相诱“君能共此,当有殊拜。”

    赵隆却答复“隆武夫,岂敢干赏以败祖宗二百年之好?异时起衅,万死不足谢责。”

    刘法不表态,任何人都不会支持童贯。

    童枢密使无奈,只能迁赵隆知西宁州,随后又迁温州防御使。

    其人打算慢慢剪除刘法的羽翼,提拔军中的少壮派,最后再抛开刘法单干。

    但刘法的“扯蛋”,远不仅表现在公开表达不同意见上。

    三年前,因为李雅阿卜的错误情报,夏国梁多凌统军来攻大宋定远城。

    随后,大宋皇帝命童贯统帅全部西军,坚决反击贼心不死的夏人。

    刘法在此战中,于古骨龙遭遇夏右厢军主力数万铁骑,其人毫不畏惧,亲领主力迎战正面。

    两军鏖战正酣之时,奉刘法之命的赵隆部奇兵又突然杀出,

    攻击夏军侧翼,敌军大败,斩首三千级,为历年来少有之大胜。

    打败夏军后,刘法又于古骨龙筑震武军城。

    一年后,刘法再次出军,猛攻仁多泉城。

    夏军慑于刘法的威名,亲王李察哥部数万人不敢应战,

    仁多泉城守军久无援兵,只能投降。

    刘法却在夏人降后,下令屠城。

    此举不仅没有恐吓到夏人,反激起了彼辈奋死反抗之心。

    朝廷以打促和,先压服夏国,使其短期内不要搞事,再集中精力图谋辽国的战略图谋由此落空。

    短期内,大宋与夏国失去了和谈解决问题的可能,

    双方不得不长期屯重兵于边境,不断拼国力消耗。

    大宋的国力虽然比起夏国雄厚,但处处用兵也是捉襟见肘。

    就在一年前,因为宋夏之战,西军“抽不出”兵力支援泸南的平乱,

    不得不抽调厢军性质的登州刀鱼战棹巡检司官兵赶赴泸南,

    由此给了徐泽一战成名的机会,养出了一个尾大不掉的军头。

    还让童枢密使稀里糊涂里结怨了梓州路转运使赵遹。

    仁多泉城被屠,童贯初时以为刘法只是贪图战功才下此狠手,

    后来,越想越觉得此战从头至尾都充满了疑点。

    经过几年的观察,其人总算看明白了——

    刘法等人就是故意违反军纪,以此激怒夏人,并把西军长期拖在对夏战场上。

    这帮军头有一个算一个,都只想种铁杆庄稼,年复一年地打夏人。

    甚至,还想打了这一代,再打下一代,根本就没人想北伐!

    不搬掉刘法这个首号军头,以震慑诸军,北伐大业将遥遥无期!

    虽然如此想,但童枢密使做事讲究圆满,

    这次令刘法统军平乱,其实还是念了几分旧情,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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