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确定了同舟社今后建立政权的初级阶段仍是封建王朝，且这个“今后”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王朝鼎革，新旧之间必然要有鲜明的对比，不然如何发动百姓，赢得民心？
同舟社不能只有一个遥不可及的最高理想，还要有具体可操作的初级阶段。
先确定大同社会封建阶段的基本轮廓，才能把众人统合到一面旗帜下，重新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空中建不起楼阁，历史也只有在传承、扬弃与创新中方能不断前进。
在架构初级阶段的政权体系之前，必须对同舟社将接管基本盘之一的大宋，先做足够的解析。
关于这一点，后世有无数的研究成果，可供徐泽借鉴，却不能给出标准答案，甚至有很多研究成果还是相互矛盾的。
而处在时代之中的英杰们，比起后世之人来，认识要加直观复杂，也更加贴近实际。
但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即便让大宋定海神针蔡公相来回答，他也肯定不能回答得全。
徐泽其实根本没想那么复杂，他只抓核心问题，提纲挈领就足够了，手下这么多人才，总要让他们发挥作用才行。
当前要优先考虑的，是在符合众人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解决同舟社为谁而建的问题。
对！
前提必须是在“符合同舟社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半点含糊。
哪怕徐泽一直在造同舟社自己的反，那也只能暗搓搓地搞。
不然的话，真以为别人提着脑袋跟你造反，就是因为你比其他人更有魅力？
明目张胆地造自己的反，可知道王莽是如何失败的？
回到大宋的问题上，赵氏立国之初，尤其是太宗即位后，为了稳定统治，向文官阶层让渡了很多权力，制造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假象。
柔弱好欺的赵祯在位期间，大宋文官也确实充分体会到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快乐。
但正是这个史书上大书特书“仁宗盛治”时期，帝国的问题愈发深重，窘迫到了赵祯死后几年，赵顼即位时，不变法都不行的程度。
也正是这个时期，西边的夏国被玩崩，李元昊称帝，还留下了“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的夏人笑谈。
赵祯驾崩后，臣子们非常爽快地给了其人“仁宗”的庙号，以鼓励赵氏子孙继续学习这位窝囊了一辈子的“好皇帝”。
可惜，其后相继即位的赵曙、赵顼、赵煦都极不好忽悠，当今官家赵佶更是玩弄权术的好手。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和政争，不知不觉间，大部分权力又集中到了天子手中。
看看公相蔡京这些年四起四落，表面再风光，还不是得为了皇帝鞠躬尽瘁，受尽骂名，更别论天子广造宫观和园林，却无人能制的权力任性。
受约束的君权软弱可欺，不受约束的君权肆意妄为，都不能让国家强大。
归根结底，还是大宋的立国方针出了问题。
强干弱枝和守内虚外，有没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但没有守内虚外的大唐同样有不少问题，王朝末年的混乱还更恐怖。
相对而言，大宋吸取前朝教训后，建立的政体反而更加成熟，也更加稳定。
出路究竟在哪里？
徐泽的回答是“天下为公”。
国家若只是为了稳定而稳定，就会陷入把百姓当贼来防的局面，无法得到百姓真正拥护和支持。
而其余的利益既得者也只会一面抱怨大宋的软弱，一面拼命地在大宋身上薅羊毛。
徐泽明确解释“天下为公”是公共的共，而非公室的公后，赵遹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一点并不被时人所排斥。
实际上，“天下为公”的观点一点都不激进，比这更激进得多的都有。
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两百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辑《孟子节文》，便删掉了这句。
但在大宋，这句话却是一点都不犯忌讳的。
自秦汉以降，孟子的地位提升最快的朝代，恰是大宋。
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
元丰六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
翌年，孟子又被批准配享孔庙。
这之后，《孟子》一书才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
所以，徐泽提出以“天下为公”解决同舟社为谁而建的问题时，没人反对。
实际上，同舟社从成立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民生。
不仅解决治下百姓吃饱的问题，还在吃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还能获得更多的出路。
同舟社旗下的共建会更是扎根最底层，始终统合公共力量。
众人对这一点早已适应，差的只是捅破最后一层纸。
至于一些儒学功底很扎实的文官，也不会纠结这个问题。
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将，治理天下最终还是要靠文官。
王朝再如何鼎革，只要拿到了话语解释权，很多事情都只是个形式而已。
儒家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派，已经融合了太多的东西，总能变成你需要的样子。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能被时人接受且赞扬，其实源头还在“民”的释义上。
士大夫嘴中“民”的定义，与后世“人民”的概念是两码事。
当初，众文官拿这个论点忽悠柔弱好欺的赵祯，简直不要太爽。
旨在打击隐田逃税，确立梯级纳税办法，以减轻下户负担的良法方田均税法，为何会受到很多人的抵制？
就是因为其法“与民争利”！
而赵遹更关心的，是同舟社的稳定和徐、赵两家的安危与富贵。
至于“天下为公”这套理论，他并不是不相信。
因为相不相信不重要，短期内都不可能将其变成现实。
也不是担心理论不成熟，漏洞太多，操作中容易翻船。
因为天下大同根本就是空想，没有具体操作性的理论怎么可能有漏洞？
光是完善这套理论就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在这之前，同舟社只能按照社首的指引，继续坚定走现在这条道路。
赵遹冷静下来后，就明白了自己是关心则乱，要是会前徐泽跟他商量此事，绝对不至于搞出这么大的乱子。
但社首故意不提前商量，显然是另有图谋。
当年在泸南时，赵遹就已经知道论谋略玩心眼，他绝不是自己这个乘龙快婿的对手。
其实，徐泽确实是有不少想法，但主要的还是为了解决同舟社理想和目标的问题。
后世，最初提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伟大目标时，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结果，才过几十年，就发现这个目标太小了！
理想必须有，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呢？
但王朝鼎革，新旧之间必然要有鲜明的对比，不然如何发动百姓，赢得民心？
同舟社不能只有一个遥不可及的最高理想，还要有具体可操作的初级阶段。
先确定大同社会封建阶段的基本轮廓，才能把众人统合到一面旗帜下，重新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空中建不起楼阁，历史也只有在传承、扬弃与创新中方能不断前进。
在架构初级阶段的政权体系之前，必须对同舟社将接管基本盘之一的大宋，先做足够的解析。
关于这一点，后世有无数的研究成果，可供徐泽借鉴，却不能给出标准答案，甚至有很多研究成果还是相互矛盾的。
而处在时代之中的英杰们，比起后世之人来，认识要加直观复杂，也更加贴近实际。
但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即便让大宋定海神针蔡公相来回答，他也肯定不能回答得全。
徐泽其实根本没想那么复杂，他只抓核心问题，提纲挈领就足够了，手下这么多人才，总要让他们发挥作用才行。
当前要优先考虑的，是在符合众人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解决同舟社为谁而建的问题。
对！
前提必须是在“符合同舟社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半点含糊。
哪怕徐泽一直在造同舟社自己的反，那也只能暗搓搓地搞。
不然的话，真以为别人提着脑袋跟你造反，就是因为你比其他人更有魅力？
明目张胆地造自己的反，可知道王莽是如何失败的？
回到大宋的问题上，赵氏立国之初，尤其是太宗即位后，为了稳定统治，向文官阶层让渡了很多权力，制造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假象。
柔弱好欺的赵祯在位期间，大宋文官也确实充分体会到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快乐。
但正是这个史书上大书特书“仁宗盛治”时期，帝国的问题愈发深重，窘迫到了赵祯死后几年，赵顼即位时，不变法都不行的程度。
也正是这个时期，西边的夏国被玩崩，李元昊称帝，还留下了“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的夏人笑谈。
赵祯驾崩后，臣子们非常爽快地给了其人“仁宗”的庙号，以鼓励赵氏子孙继续学习这位窝囊了一辈子的“好皇帝”。
可惜，其后相继即位的赵曙、赵顼、赵煦都极不好忽悠，当今官家赵佶更是玩弄权术的好手。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和政争，不知不觉间，大部分权力又集中到了天子手中。
看看公相蔡京这些年四起四落，表面再风光，还不是得为了皇帝鞠躬尽瘁，受尽骂名，更别论天子广造宫观和园林，却无人能制的权力任性。
受约束的君权软弱可欺，不受约束的君权肆意妄为，都不能让国家强大。
归根结底，还是大宋的立国方针出了问题。
强干弱枝和守内虚外，有没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但没有守内虚外的大唐同样有不少问题，王朝末年的混乱还更恐怖。
相对而言，大宋吸取前朝教训后，建立的政体反而更加成熟，也更加稳定。
出路究竟在哪里？
徐泽的回答是“天下为公”。
国家若只是为了稳定而稳定，就会陷入把百姓当贼来防的局面，无法得到百姓真正拥护和支持。
而其余的利益既得者也只会一面抱怨大宋的软弱，一面拼命地在大宋身上薅羊毛。
徐泽明确解释“天下为公”是公共的共，而非公室的公后，赵遹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一点并不被时人所排斥。
实际上，“天下为公”的观点一点都不激进，比这更激进得多的都有。
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两百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辑《孟子节文》，便删掉了这句。
但在大宋，这句话却是一点都不犯忌讳的。
自秦汉以降，孟子的地位提升最快的朝代，恰是大宋。
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
元丰六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
翌年，孟子又被批准配享孔庙。
这之后，《孟子》一书才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
所以，徐泽提出以“天下为公”解决同舟社为谁而建的问题时，没人反对。
实际上，同舟社从成立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民生。
不仅解决治下百姓吃饱的问题，还在吃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还能获得更多的出路。
同舟社旗下的共建会更是扎根最底层，始终统合公共力量。
众人对这一点早已适应，差的只是捅破最后一层纸。
至于一些儒学功底很扎实的文官，也不会纠结这个问题。
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将，治理天下最终还是要靠文官。
王朝再如何鼎革，只要拿到了话语解释权，很多事情都只是个形式而已。
儒家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派，已经融合了太多的东西，总能变成你需要的样子。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能被时人接受且赞扬，其实源头还在“民”的释义上。
士大夫嘴中“民”的定义，与后世“人民”的概念是两码事。
当初，众文官拿这个论点忽悠柔弱好欺的赵祯，简直不要太爽。
旨在打击隐田逃税，确立梯级纳税办法，以减轻下户负担的良法方田均税法，为何会受到很多人的抵制？
就是因为其法“与民争利”！
而赵遹更关心的，是同舟社的稳定和徐、赵两家的安危与富贵。
至于“天下为公”这套理论，他并不是不相信。
因为相不相信不重要，短期内都不可能将其变成现实。
也不是担心理论不成熟，漏洞太多，操作中容易翻船。
因为天下大同根本就是空想，没有具体操作性的理论怎么可能有漏洞？
光是完善这套理论就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在这之前，同舟社只能按照社首的指引，继续坚定走现在这条道路。
赵遹冷静下来后，就明白了自己是关心则乱，要是会前徐泽跟他商量此事，绝对不至于搞出这么大的乱子。
但社首故意不提前商量，显然是另有图谋。
当年在泸南时，赵遹就已经知道论谋略玩心眼，他绝不是自己这个乘龙快婿的对手。
其实，徐泽确实是有不少想法，但主要的还是为了解决同舟社理想和目标的问题。
后世，最初提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伟大目标时，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结果，才过几十年，就发现这个目标太小了！
理想必须有，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