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轮训结束的官员返回各自辖区时，登州的社会秩序早已经恢复正常了。
实际上，除了叛乱人员在之罘湾发动“突袭”造成少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其余几家还在观望消息的豪强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就没出过自家的庄子。
这次叛乱的动静虽不小，但造成的动荡很有限，叛乱发生后仅三日，龚孝序便宣布解除登州的紧急状态。
当然，解除紧急状态只是相对于民间而言的。
该调动的军队三天内就已经全部调整到位了，至于之后野外训练密度加大，跟叛乱之事无关，那是军队正常的训练计划。
总之，内紧外松，始终把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同时，龚孝序还将余四海、钱承恭、黄德等人的罪行公诸于众，引得社会各界对这些破坏登州安定团结局面的老鼠屎一致声讨。
叛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彼时还没有正式结案。
有利益关联的人不赶紧跳出来落井下石与叛贼划清界限，难道还要等某个丧心病狂的贼子攀咬自己？
龚孝序乃心思剔透之人，当然清楚治下这些人的小心思，但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这上面了。
社首之前反复交代，做事要会抓主要矛盾，做大事更要始终抓住主要矛盾。
叛乱案确实要彻查，以尽快消除隐患，但此事不宜扩大，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改革，而不是审案。
审案确实可以推进税改，却不能全靠审案来落实税改，做过了只会适得其反。
在税改中利益受损的大户不管有没有涉案，都不会感激同舟社，他们始终都是无法消除的不稳定因素。
办一起大案确实能震慑更多的人，减少改革的很多阻力，但改革最终还是要看成绩，而不是看杀人。
只有税改能取得成果，让占人数大部分的普通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等他们都真心拥护官府了，剩余的大户就算再不满也跳不起来。
因此，确认境内基本稳定后，龚知州便宣布了税法改革的相关政策。
令人吃惊的是，落地的政策与之前的谣传大相径庭。
这次税法改革的主要目标并非大户，至少，不是专门针对他们。
改革的对象——所谓的“利益既得者”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特定不变的群体。
这个群体随时都可能转化，甚至在改革的过程中，部分改革者本身也会成为“利益既得者”。
改革是利益再分配，是虎口夺食，是人性与人性的较量。
不是有好政策就一定能有好结果，在这场没有硝烟却同样残酷的战争中，不讲策略和技巧，只会一败涂地。
所以，绝大部分改革政策落地，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尤其是首战突破口选择上，更是非常关键。
龚孝序选定的突破口，是清查被民户侵占的官田。
赵宋并不是所有田地都归百姓私有，国家一直都有数量庞大的官田，天下最大的地主其实就是赵官家。
这些官田来源多种多样，既有继承自前代的田产，也有通过组织军队或招募客户、流民开垦的荒田，还有收归国有的逃田、绝户田和罚没田，而组织修圩和废湖泊、陂塘等工程，更是能获得大量的官田。
即便经常有地方官员和民户通过冒佃、盗耕、收买等手段不断蚕食官田，但私田转为官田的进程也始终没有中断过，二者对流的状态下，赵宋的官田数量并不少。
税改之前，徐泽就充分考虑到各种情况，其中就包括大户的反叛，但不论大户叛与不叛，他都没又想过直接打土豪、分田地。
若是有大户不长眼，硬要反叛，当然要毫不留情地毁灭之，并没收其家产；
但若是大户们很苟，始终不反叛，同舟社就打上门去明着抢地，这样做与匪寇何异？
土豪之所以“豪”，可不是因为有钱了才“豪”，大多数情况下，是“豪”了才有钱。
又“豪”又有钱的土豪又不是自己种的庄稼，你想割就任你随便割？
相比起赵宋，同舟社的社会组织确实更加深入基层，但再深入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同舟社的各级官吏和共建会骨干都是活生生的人，没有谁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都有各自割舍不断的社会关系。
他们有的和本地豪强沾亲带故，有的本身就是豪强子弟，即便没什么根基的底层，也幻想着做豪强。
靠这些人，打土豪，做梦呢！
打土豪、分田地并不是简单的裹挟百姓分浮财，而是一门非常专业的技术活。
它不仅需要严密的组织保证，还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撑（简单的说，就是分你的地也要分得“合情合理”，分得你无话可说）。
很明显，现阶段的同舟社还没能掌握这门高深技术的精髓，盲目操作的话，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
所以，即便造反是改天换地，是利益再分配，是随时都可以掀桌子翻脸的夺权行动，但光破坏一个旧世界是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建设一个新世界。
想要成功打下江山并牢牢守住，就不能一味使用暴烈手段。
要始终紧盯主要矛盾，合理运用多种手段，而不能因为造反就放任暴烈，更不能为了暴烈而暴烈。
治下私田快速兼并之势必须抑制，隐田偷税的现象也必须严厉打击，但此事不能急躁，急躁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问题更复杂。
税法改革只是手段，最终目标是“人心”，而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土地改革，税改只是土地改革的配套手段。
要完成土地改革，最首要的问题，是官府手中要有地，要有大量可供分配的耕地。
先把赵宋朝廷名下的官田拿到手中，以盘活当前局面，再通过税收杠杆不断逼迫大户放血，就能促使土地兼并的持续逆向流动。
这种方法，要远比直接进行高风险、难掌控、强对抗的打土豪行动稳妥得多。
不过，显而易见，有胆量又有能力勾结官吏做手脚，将官田转为私田的，绝不可能是普通民户，所以，这项政策最终还是要落到一些豪强地主的头上。
但转了一圈后，性质已经不一样了。
打土豪是以强硬手段剥夺豪强“数代辛苦经营积累”的“合法财产”，没有阶级论支撑，此种行为就是标准的以强权夺私产的贼寇行为。
豪强们只要不采取过激手段对抗，就能合情合理又合法地硬顶软抗。
而清理官田则是手握大义，变“私”为“公”，变非法为合法。
即便是在赵宋治下，侵占官田也是能治罪的，只是赵宋吏治腐败，各种食利阶层盘根错节，治理太难而已。
赵宋解决不了的问题，同舟社来解决，这就是历史负责的态度！
实际上，除了叛乱人员在之罘湾发动“突袭”造成少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其余几家还在观望消息的豪强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就没出过自家的庄子。
这次叛乱的动静虽不小，但造成的动荡很有限，叛乱发生后仅三日，龚孝序便宣布解除登州的紧急状态。
当然，解除紧急状态只是相对于民间而言的。
该调动的军队三天内就已经全部调整到位了，至于之后野外训练密度加大，跟叛乱之事无关，那是军队正常的训练计划。
总之，内紧外松，始终把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同时，龚孝序还将余四海、钱承恭、黄德等人的罪行公诸于众，引得社会各界对这些破坏登州安定团结局面的老鼠屎一致声讨。
叛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彼时还没有正式结案。
有利益关联的人不赶紧跳出来落井下石与叛贼划清界限，难道还要等某个丧心病狂的贼子攀咬自己？
龚孝序乃心思剔透之人，当然清楚治下这些人的小心思，但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这上面了。
社首之前反复交代，做事要会抓主要矛盾，做大事更要始终抓住主要矛盾。
叛乱案确实要彻查，以尽快消除隐患，但此事不宜扩大，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改革，而不是审案。
审案确实可以推进税改，却不能全靠审案来落实税改，做过了只会适得其反。
在税改中利益受损的大户不管有没有涉案，都不会感激同舟社，他们始终都是无法消除的不稳定因素。
办一起大案确实能震慑更多的人，减少改革的很多阻力，但改革最终还是要看成绩，而不是看杀人。
只有税改能取得成果，让占人数大部分的普通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等他们都真心拥护官府了，剩余的大户就算再不满也跳不起来。
因此，确认境内基本稳定后，龚知州便宣布了税法改革的相关政策。
令人吃惊的是，落地的政策与之前的谣传大相径庭。
这次税法改革的主要目标并非大户，至少，不是专门针对他们。
改革的对象——所谓的“利益既得者”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特定不变的群体。
这个群体随时都可能转化，甚至在改革的过程中，部分改革者本身也会成为“利益既得者”。
改革是利益再分配，是虎口夺食，是人性与人性的较量。
不是有好政策就一定能有好结果，在这场没有硝烟却同样残酷的战争中，不讲策略和技巧，只会一败涂地。
所以，绝大部分改革政策落地，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尤其是首战突破口选择上，更是非常关键。
龚孝序选定的突破口，是清查被民户侵占的官田。
赵宋并不是所有田地都归百姓私有，国家一直都有数量庞大的官田，天下最大的地主其实就是赵官家。
这些官田来源多种多样，既有继承自前代的田产，也有通过组织军队或招募客户、流民开垦的荒田，还有收归国有的逃田、绝户田和罚没田，而组织修圩和废湖泊、陂塘等工程，更是能获得大量的官田。
即便经常有地方官员和民户通过冒佃、盗耕、收买等手段不断蚕食官田，但私田转为官田的进程也始终没有中断过，二者对流的状态下，赵宋的官田数量并不少。
税改之前，徐泽就充分考虑到各种情况，其中就包括大户的反叛，但不论大户叛与不叛，他都没又想过直接打土豪、分田地。
若是有大户不长眼，硬要反叛，当然要毫不留情地毁灭之，并没收其家产；
但若是大户们很苟，始终不反叛，同舟社就打上门去明着抢地，这样做与匪寇何异？
土豪之所以“豪”，可不是因为有钱了才“豪”，大多数情况下，是“豪”了才有钱。
又“豪”又有钱的土豪又不是自己种的庄稼，你想割就任你随便割？
相比起赵宋，同舟社的社会组织确实更加深入基层，但再深入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同舟社的各级官吏和共建会骨干都是活生生的人，没有谁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都有各自割舍不断的社会关系。
他们有的和本地豪强沾亲带故，有的本身就是豪强子弟，即便没什么根基的底层，也幻想着做豪强。
靠这些人，打土豪，做梦呢！
打土豪、分田地并不是简单的裹挟百姓分浮财，而是一门非常专业的技术活。
它不仅需要严密的组织保证，还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撑（简单的说，就是分你的地也要分得“合情合理”，分得你无话可说）。
很明显，现阶段的同舟社还没能掌握这门高深技术的精髓，盲目操作的话，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
所以，即便造反是改天换地，是利益再分配，是随时都可以掀桌子翻脸的夺权行动，但光破坏一个旧世界是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建设一个新世界。
想要成功打下江山并牢牢守住，就不能一味使用暴烈手段。
要始终紧盯主要矛盾，合理运用多种手段，而不能因为造反就放任暴烈，更不能为了暴烈而暴烈。
治下私田快速兼并之势必须抑制，隐田偷税的现象也必须严厉打击，但此事不能急躁，急躁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问题更复杂。
税法改革只是手段，最终目标是“人心”，而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土地改革，税改只是土地改革的配套手段。
要完成土地改革，最首要的问题，是官府手中要有地，要有大量可供分配的耕地。
先把赵宋朝廷名下的官田拿到手中，以盘活当前局面，再通过税收杠杆不断逼迫大户放血，就能促使土地兼并的持续逆向流动。
这种方法，要远比直接进行高风险、难掌控、强对抗的打土豪行动稳妥得多。
不过，显而易见，有胆量又有能力勾结官吏做手脚，将官田转为私田的，绝不可能是普通民户，所以，这项政策最终还是要落到一些豪强地主的头上。
但转了一圈后，性质已经不一样了。
打土豪是以强硬手段剥夺豪强“数代辛苦经营积累”的“合法财产”，没有阶级论支撑，此种行为就是标准的以强权夺私产的贼寇行为。
豪强们只要不采取过激手段对抗，就能合情合理又合法地硬顶软抗。
而清理官田则是手握大义，变“私”为“公”，变非法为合法。
即便是在赵宋治下，侵占官田也是能治罪的，只是赵宋吏治腐败，各种食利阶层盘根错节，治理太难而已。
赵宋解决不了的问题，同舟社来解决，这就是历史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