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东东路士子抛下矜持，主动为同舟社的人才战略摇旗呐喊之前，徐泽就已经在思考同舟社未来的人才战略了。
深入治理河北两路需要更多的人才，不久之后将要开启的北伐同样需要大量的行政人才治理新征服的地区。
这些人才还不能等到打完了仗有了新地盘，再临时招募，那样做的效率很低不说，同舟社独特的管理体系也不允许这么做。
同舟社的治理体系更加深入社会底层，也对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仓促之间招一批只会吟诗作赋当官老爷的人才管理地方，不仅发挥不了应有作用，还会坏大事。
与赵宋置换人才的做法也是可一不可二，赵宋自身都缺干实事的人才。
要有效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并保证组织的持续活力，就必须形成势力自身的人才培养、选拔、使用、管理长效机制。
在这个问题上，徐泽并没有标新立异，他给出的解决方案还是科举选官。
科举的本质是设科考试、举士任官，国家通过考试的形式筛选政权所需的人才。
事实证明，这套制度因考试的局限性，会有很多弊病，但废除这套制度，产生的问题会更多。
考试并非是最好的选才方式，却是可操作的最公平选才方式，一直到徐泽穿越过来的后世，考试仍是选拔人才的最常用手段。
那个时代的人才选拔，也仍然是“新科举”。
同舟社举办科举，主要问题有两点。
一是考什么。
赵宋进士科最初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
导致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等问题。
王安石当政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改革。
熙宁八年，神宗皇帝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确定以论、策取士的方针。
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规定进士考试分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
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宗泽当年作万言文，实际应判不合格）。
后来旧党当政，因为党争，《三经新义》被取消，科举的内容也随之多次变化。
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赵佶登基以后，大略恢复王安石时的做法，又因为皇帝的个人爱好，增设了画学，并将之正式纳入科举之中，是最早的国家级“艺考”。
很明显，以天下大同为己任的同舟社暂时还没有自己的“经”，自然不用考经义，画学这种用于装点盛世的“艺考”也不是现在该考虑的内容。
而只考策、论的话，书院教授的大量自然学科内容又没法在考试中得到检验，考试内容必然要折中选择。
二是怎么考。
不管哪一朝的科举，都是朝廷通过考试的手段选拔自己需要的人才，而不是挑选读书的尖子。
说白了，你读书再厉害，做不了实事，做不了朝廷需要你做的实事，都不是朝廷需要的人才。
尽管绝大部分情况下，读书厉害的人考试通常也厉害，但把读书的能力和做事的本事结合起来，通过考试选拔会做事的人才，才是统治者设计科举制度必须考虑的内容。
大概因为时间尚短，经验还不足，又或许的基数还小，没有形成数量优势，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同舟社通过书院培养了大批中低端技术人才，但培养的管理人才始终很低端。
而未经书院培养的旧行政人才在执行政令中的表现，也不见得比书院出来的“放心”人才更差。
也就是说，通过书院批量培养同舟社事业接班人的计划实际上破产了。
至少，当前阶段，同舟社的书院还是无法承担批量培养人才改造社会的重任。
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同舟社还是要新旧人才并用。
既要进一步普及基础教育，扩大书院规模，以增加新人才的培养力度，又要用好转化好旧人才，科考则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桥梁。
同舟社组织的科举当然要倾向于“书院系”，如此才能逐步挤压各种私学的生存空间，并顺利推广“统编教材”。
但又不能让书院学生产生入了书院就“包教包会包分配”的错误想法，必须给他们一定的压力才行。
徐泽先是让教曹拿出同舟社科考方案，结果陈集鼓捣了好几天，拿出的方案却相当干瘪，被徐泽给否决了。
这事其实不能怨陈集，其人自己都没有通过赵宋的科举，连科举本来的面貌都没有搞清楚，让他制定基于同舟社实际的科考改进方案确实有些强人所难。
徐泽只能命宗泽、詹度（知大名府事）、林完、何铸（吏曹）等人与陈集一起，重新起草同舟社科考方案。
经过激烈的讨论，众人终于统一意见，考试内容包含策、论、算、格物在内的诸多内容，步骤分为初试、复试和面试。
赵宋设有算学，从字面意义就知道这门学科的尴尬定位。
郑天寿从西洋搜集的《几何原本》译出后，徐泽对其加以改进，以作为书院教材。
他还打算更“算学”为“数学”，可赵宋已经有了“数学”，乃是邵雍为代表的儒学流派，只能暂时作罢。
同赵宋科考类似，众人设计的方案也是各科占有分值比重不同，争论最大的就是这个分值比重。
陈集主管书院和教曹多年，非常清楚算学、格物等科的重大意义，当然希望同舟社自己的科考大幅度算学、格物的比重，以尽量多的录取书院人才。
宗泽、詹度等人虽对格物等科的内容知之不深，也没有否定社首亲自编写的书院教学科目的想法，但还是认为若是这两科分值比重过大，就失去了开科取士的意义。
算学还好说一点，赵宋本就设有算学，格物则大大超越了普通士子的知识范围，根本就不给别人机会的科考，还不如不让他们参加。
方案报到徐泽这里，其人大笔一挥，将众人的方案驳回重做。
社首的批改意见很简单：一科考试，两个方案。
科目设置基本不变，但分值比重不同。
策、论分值重的，考经世济用的社会管理型人才；算学、格物分值重的，考技术型人才，两种人才都为同舟社急需。
而且，不是一考定终身，两种人才都需要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转化。
第一次开科，旧士子策、论的比率适当大一些，以后逐年压缩，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必须学算和格物。
徐泽还将两种分科命名为“文综”和“格综”。
深入治理河北两路需要更多的人才，不久之后将要开启的北伐同样需要大量的行政人才治理新征服的地区。
这些人才还不能等到打完了仗有了新地盘，再临时招募，那样做的效率很低不说，同舟社独特的管理体系也不允许这么做。
同舟社的治理体系更加深入社会底层，也对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仓促之间招一批只会吟诗作赋当官老爷的人才管理地方，不仅发挥不了应有作用，还会坏大事。
与赵宋置换人才的做法也是可一不可二，赵宋自身都缺干实事的人才。
要有效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并保证组织的持续活力，就必须形成势力自身的人才培养、选拔、使用、管理长效机制。
在这个问题上，徐泽并没有标新立异，他给出的解决方案还是科举选官。
科举的本质是设科考试、举士任官，国家通过考试的形式筛选政权所需的人才。
事实证明，这套制度因考试的局限性，会有很多弊病，但废除这套制度，产生的问题会更多。
考试并非是最好的选才方式，却是可操作的最公平选才方式，一直到徐泽穿越过来的后世，考试仍是选拔人才的最常用手段。
那个时代的人才选拔，也仍然是“新科举”。
同舟社举办科举，主要问题有两点。
一是考什么。
赵宋进士科最初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
导致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等问题。
王安石当政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改革。
熙宁八年，神宗皇帝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确定以论、策取士的方针。
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规定进士考试分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
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宗泽当年作万言文，实际应判不合格）。
后来旧党当政，因为党争，《三经新义》被取消，科举的内容也随之多次变化。
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赵佶登基以后，大略恢复王安石时的做法，又因为皇帝的个人爱好，增设了画学，并将之正式纳入科举之中，是最早的国家级“艺考”。
很明显，以天下大同为己任的同舟社暂时还没有自己的“经”，自然不用考经义，画学这种用于装点盛世的“艺考”也不是现在该考虑的内容。
而只考策、论的话，书院教授的大量自然学科内容又没法在考试中得到检验，考试内容必然要折中选择。
二是怎么考。
不管哪一朝的科举，都是朝廷通过考试的手段选拔自己需要的人才，而不是挑选读书的尖子。
说白了，你读书再厉害，做不了实事，做不了朝廷需要你做的实事，都不是朝廷需要的人才。
尽管绝大部分情况下，读书厉害的人考试通常也厉害，但把读书的能力和做事的本事结合起来，通过考试选拔会做事的人才，才是统治者设计科举制度必须考虑的内容。
大概因为时间尚短，经验还不足，又或许的基数还小，没有形成数量优势，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同舟社通过书院培养了大批中低端技术人才，但培养的管理人才始终很低端。
而未经书院培养的旧行政人才在执行政令中的表现，也不见得比书院出来的“放心”人才更差。
也就是说，通过书院批量培养同舟社事业接班人的计划实际上破产了。
至少，当前阶段，同舟社的书院还是无法承担批量培养人才改造社会的重任。
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同舟社还是要新旧人才并用。
既要进一步普及基础教育，扩大书院规模，以增加新人才的培养力度，又要用好转化好旧人才，科考则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桥梁。
同舟社组织的科举当然要倾向于“书院系”，如此才能逐步挤压各种私学的生存空间，并顺利推广“统编教材”。
但又不能让书院学生产生入了书院就“包教包会包分配”的错误想法，必须给他们一定的压力才行。
徐泽先是让教曹拿出同舟社科考方案，结果陈集鼓捣了好几天，拿出的方案却相当干瘪，被徐泽给否决了。
这事其实不能怨陈集，其人自己都没有通过赵宋的科举，连科举本来的面貌都没有搞清楚，让他制定基于同舟社实际的科考改进方案确实有些强人所难。
徐泽只能命宗泽、詹度（知大名府事）、林完、何铸（吏曹）等人与陈集一起，重新起草同舟社科考方案。
经过激烈的讨论，众人终于统一意见，考试内容包含策、论、算、格物在内的诸多内容，步骤分为初试、复试和面试。
赵宋设有算学，从字面意义就知道这门学科的尴尬定位。
郑天寿从西洋搜集的《几何原本》译出后，徐泽对其加以改进，以作为书院教材。
他还打算更“算学”为“数学”，可赵宋已经有了“数学”，乃是邵雍为代表的儒学流派，只能暂时作罢。
同赵宋科考类似，众人设计的方案也是各科占有分值比重不同，争论最大的就是这个分值比重。
陈集主管书院和教曹多年，非常清楚算学、格物等科的重大意义，当然希望同舟社自己的科考大幅度算学、格物的比重，以尽量多的录取书院人才。
宗泽、詹度等人虽对格物等科的内容知之不深，也没有否定社首亲自编写的书院教学科目的想法，但还是认为若是这两科分值比重过大，就失去了开科取士的意义。
算学还好说一点，赵宋本就设有算学，格物则大大超越了普通士子的知识范围，根本就不给别人机会的科考，还不如不让他们参加。
方案报到徐泽这里，其人大笔一挥，将众人的方案驳回重做。
社首的批改意见很简单：一科考试，两个方案。
科目设置基本不变，但分值比重不同。
策、论分值重的，考经世济用的社会管理型人才；算学、格物分值重的，考技术型人才，两种人才都为同舟社急需。
而且，不是一考定终身，两种人才都需要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转化。
第一次开科，旧士子策、论的比率适当大一些，以后逐年压缩，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必须学算和格物。
徐泽还将两种分科命名为“文综”和“格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