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没有向教主道君皇帝明说“窥伺大宝者”是谁，但赵佶却很清楚。
不久前，才有一不个忠不孝的贼子指责自己做不好皇帝，而这个人正是大宋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赵桓。
不过，赵佶还不知道忤逆子赵桓很快就要回到开封府了。
准确地说，是徐泽要他回来，因为其人已经结束此次南巡，就要返回燕京了。
同宋两国虽然处于敌对状态，但正乾皇帝又不是不择手段的野蛮人，要打败赵宋，堂堂正正地打就是，没有必要扣住其国的皇太子做些小人举动。
何况，其人与赵桓还是名义上的“师生”关系。
但对赵氏子孙的教导，不过是正乾皇帝借南巡之机顺手而为罢了。
很明显，这一届学生的素质太差，悟性不行学习积极性还不高。
不过，徐泽也不是啥称职的先生。
其人并不关心赵桓的学习成绩，也不存在包教包会包分配的全程负责。
学生能领悟多少，全看个人的态度和悟性。
以赵桓有限的悟性和人生阅历，只能看到京东路已经彻底变成了陌生的世界，再不可能回到大宋治下，大宋全方位落后于大同，被灭亡是注定的事。
而徐泽给其人最大的感受，就是上位者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正乾皇帝南巡途中，勉励官吏和慰问百姓都做得极其自然，毫无雕琢的痕迹，待人接物如春风化雨，基本不会跟人说重话。
但其人一路南巡过来，“遭殃”的官吏和大户却多不胜数，仅是受到惩处的县尉以上有品阶流官就超过了两掌之数。
不少人前一刻还在随皇帝检查地方并小心应对徐泽的提问，下一刻就被随驾的法部官员控制。
受处理者虽然个个面如死灰，但监部公布的罪证确凿，却没有人敢向皇帝喊冤。
因为他们清楚正乾皇帝虽重法度却不喜刑杀，一是一二是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绝不会因为亲自巡察就罪加一等，也不会因为喊冤就减轻处罚。
若是瞎喊冤，事后证明没有冤情反倒会加重处罚。
当然，正乾皇帝不喜欢做“屠夫”，却不代表怕杀人。
对罪大恶极该杀头的家伙，徐泽从不会心慈手软，该杀就杀，绝不会因为涉案的人多而搞“法不责众”。
赵桓就亲眼目睹了一次杀头，相对于刀起头落血溅三尺的血腥场面，更让他害怕的是观刑百姓的激动叫喊。
其人理解不了百姓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看上位者被杀头，却没来由地想到了若是大宋灭亡，徐泽又会如何处理享国一百六十多年的天水赵氏？
届时，东京百姓会不会也这般狂热地观看自己的人头落地。
这件事成了赵桓的心病，让他寝食难安。
经过慎重思考，赵桓生出了随徐泽继续北上，到燕京城中做个安乐公的想法。
徐泽确实是个不称职的先生，完全不关心赵桓的心理健康问题。
结束京东路之行进入河北路后，正乾皇帝就不顾赵宋皇太子想要继续追随的苦苦哀求，直接派人将他送回了东京城。
赵桓的回归，既让大宋教主道君皇帝感受到自己皇位随时不保的压力，也给了其人解开河东路死结的机会。
之前，面对朝野舆论和折可求、种师道、杨惟忠、姚古等军头请战的压力，赵佶点头同意了派军救援太原府。
但其人又害怕出兵救援会召来徐泽的报复，只能以筹备钱粮调动军队需要时间不可莽撞为由，拖住出征日期。
其实，教主道君皇帝扯的这个理由并不完全算是借口。
打仗是死生大事，必须慎重对待，确实慌不得。
宋军以往数次针对同军的战争行动遭受失败，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准备不足仓促上阵，始终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就算情况再紧急，也不可能诏令一下数十万大军就能立即开赴前线。
朝廷筹集奖赏钱粮、军队调整战备状态、发放钱财进行开拔动员等等，都需要时间。
以大宋王朝的动员机制和军队的战备状态，这种级别的大战动员再快也做不到一个月内完成。
所以，教主道君皇帝的这个借口是站得住脚的，并算是耍赖。
好在昊天玉皇上帝再次显圣，“拖”字诀起了作用。
再三确认了徐泽确实离开京东路后，赵佶才召集文武重臣，重新部署开封府防务和派兵支援太原府之事。
可供参考的情报太少，大宋君臣讨论来讨论去，也搞不懂徐泽在河北和京东路浪荡了个把月，却要在这个时候返回燕京的原因。
但要想救援太原府，并借河东路的有利地形打一个翻身仗，眼前就是最好的时机。
若是拖到太原府陷落，大同在河东路站稳了脚跟，大宋就只能被动等待同军南下了。
十一月一十六日，教主道君皇帝下诏，明确太原府、隆德府和平阳府对于大宋帝国的重要性，以示朝廷坚决守住河东路绝不退缩之意。
并加封三府官员的职位，以褒奖他们危难之时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兵马抵抗侵略的积极性。
为解太原府之围，大宋朝廷决定派出三路大军北上，其中：
以奉宁军承宣使种师中（种师道之弟）为河东路制置副使，统帅五万兵马，部署在东线，为大军主力，由怀州经太行陉北上，进入辽州榆社县，直击太原府榆次县。
命临江军承宣使熙河经略使姚古率三万兵马，部署在中线，由闻喜县进入绛州，经平阳府北上，进入汾州平遥县，直击太原府太谷县，以策应种师中。
命奉国军承宣使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刘延庆之子）率两万人，部属在西线，由永兴军路绥德军经吴堡寨，过石州，进入汾州西河县，直击太原府文水县。
三路大军互为支援，约定十二月初五日同时发起进攻。
这一战的最低战略目标是解太原府之围，如果能将同军赶出河东路那就更好。
但无论赵佶，还是要坚持出兵的种师道、杨惟忠、姚古等人都明白，这一战的核心还是以战促和，不求真能收回失土，只求能够让大同重新审视大宋的力量和决心就行。
为了满足军头们打赢这一仗的要求，教主道君皇帝做出了极大的让步。
其人不仅没有再派出为人诟病的文臣或宦官掌军，直接以种师中为都统制，以姚古、刘光世、折可求为统制，彻底放开掣肘，还准许统兵大将们调动使用已经进入辽州、威胜军和汾州的各地救援兵马。
如此一来，三路援军总兵力超过了十六万，在山道难行的河东路，这已经是宋军能够调动且展开的极限力量了。
若是还打不赢，那就真不能赖谁了。
不久前，才有一不个忠不孝的贼子指责自己做不好皇帝，而这个人正是大宋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赵桓。
不过，赵佶还不知道忤逆子赵桓很快就要回到开封府了。
准确地说，是徐泽要他回来，因为其人已经结束此次南巡，就要返回燕京了。
同宋两国虽然处于敌对状态，但正乾皇帝又不是不择手段的野蛮人，要打败赵宋，堂堂正正地打就是，没有必要扣住其国的皇太子做些小人举动。
何况，其人与赵桓还是名义上的“师生”关系。
但对赵氏子孙的教导，不过是正乾皇帝借南巡之机顺手而为罢了。
很明显，这一届学生的素质太差，悟性不行学习积极性还不高。
不过，徐泽也不是啥称职的先生。
其人并不关心赵桓的学习成绩，也不存在包教包会包分配的全程负责。
学生能领悟多少，全看个人的态度和悟性。
以赵桓有限的悟性和人生阅历，只能看到京东路已经彻底变成了陌生的世界，再不可能回到大宋治下，大宋全方位落后于大同，被灭亡是注定的事。
而徐泽给其人最大的感受，就是上位者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正乾皇帝南巡途中，勉励官吏和慰问百姓都做得极其自然，毫无雕琢的痕迹，待人接物如春风化雨，基本不会跟人说重话。
但其人一路南巡过来，“遭殃”的官吏和大户却多不胜数，仅是受到惩处的县尉以上有品阶流官就超过了两掌之数。
不少人前一刻还在随皇帝检查地方并小心应对徐泽的提问，下一刻就被随驾的法部官员控制。
受处理者虽然个个面如死灰，但监部公布的罪证确凿，却没有人敢向皇帝喊冤。
因为他们清楚正乾皇帝虽重法度却不喜刑杀，一是一二是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绝不会因为亲自巡察就罪加一等，也不会因为喊冤就减轻处罚。
若是瞎喊冤，事后证明没有冤情反倒会加重处罚。
当然，正乾皇帝不喜欢做“屠夫”，却不代表怕杀人。
对罪大恶极该杀头的家伙，徐泽从不会心慈手软，该杀就杀，绝不会因为涉案的人多而搞“法不责众”。
赵桓就亲眼目睹了一次杀头，相对于刀起头落血溅三尺的血腥场面，更让他害怕的是观刑百姓的激动叫喊。
其人理解不了百姓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看上位者被杀头，却没来由地想到了若是大宋灭亡，徐泽又会如何处理享国一百六十多年的天水赵氏？
届时，东京百姓会不会也这般狂热地观看自己的人头落地。
这件事成了赵桓的心病，让他寝食难安。
经过慎重思考，赵桓生出了随徐泽继续北上，到燕京城中做个安乐公的想法。
徐泽确实是个不称职的先生，完全不关心赵桓的心理健康问题。
结束京东路之行进入河北路后，正乾皇帝就不顾赵宋皇太子想要继续追随的苦苦哀求，直接派人将他送回了东京城。
赵桓的回归，既让大宋教主道君皇帝感受到自己皇位随时不保的压力，也给了其人解开河东路死结的机会。
之前，面对朝野舆论和折可求、种师道、杨惟忠、姚古等军头请战的压力，赵佶点头同意了派军救援太原府。
但其人又害怕出兵救援会召来徐泽的报复，只能以筹备钱粮调动军队需要时间不可莽撞为由，拖住出征日期。
其实，教主道君皇帝扯的这个理由并不完全算是借口。
打仗是死生大事，必须慎重对待，确实慌不得。
宋军以往数次针对同军的战争行动遭受失败，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准备不足仓促上阵，始终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就算情况再紧急，也不可能诏令一下数十万大军就能立即开赴前线。
朝廷筹集奖赏钱粮、军队调整战备状态、发放钱财进行开拔动员等等，都需要时间。
以大宋王朝的动员机制和军队的战备状态，这种级别的大战动员再快也做不到一个月内完成。
所以，教主道君皇帝的这个借口是站得住脚的，并算是耍赖。
好在昊天玉皇上帝再次显圣，“拖”字诀起了作用。
再三确认了徐泽确实离开京东路后，赵佶才召集文武重臣，重新部署开封府防务和派兵支援太原府之事。
可供参考的情报太少，大宋君臣讨论来讨论去，也搞不懂徐泽在河北和京东路浪荡了个把月，却要在这个时候返回燕京的原因。
但要想救援太原府，并借河东路的有利地形打一个翻身仗，眼前就是最好的时机。
若是拖到太原府陷落，大同在河东路站稳了脚跟，大宋就只能被动等待同军南下了。
十一月一十六日，教主道君皇帝下诏，明确太原府、隆德府和平阳府对于大宋帝国的重要性，以示朝廷坚决守住河东路绝不退缩之意。
并加封三府官员的职位，以褒奖他们危难之时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兵马抵抗侵略的积极性。
为解太原府之围，大宋朝廷决定派出三路大军北上，其中：
以奉宁军承宣使种师中（种师道之弟）为河东路制置副使，统帅五万兵马，部署在东线，为大军主力，由怀州经太行陉北上，进入辽州榆社县，直击太原府榆次县。
命临江军承宣使熙河经略使姚古率三万兵马，部署在中线，由闻喜县进入绛州，经平阳府北上，进入汾州平遥县，直击太原府太谷县，以策应种师中。
命奉国军承宣使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刘延庆之子）率两万人，部属在西线，由永兴军路绥德军经吴堡寨，过石州，进入汾州西河县，直击太原府文水县。
三路大军互为支援，约定十二月初五日同时发起进攻。
这一战的最低战略目标是解太原府之围，如果能将同军赶出河东路那就更好。
但无论赵佶，还是要坚持出兵的种师道、杨惟忠、姚古等人都明白，这一战的核心还是以战促和，不求真能收回失土，只求能够让大同重新审视大宋的力量和决心就行。
为了满足军头们打赢这一仗的要求，教主道君皇帝做出了极大的让步。
其人不仅没有再派出为人诟病的文臣或宦官掌军，直接以种师中为都统制，以姚古、刘光世、折可求为统制，彻底放开掣肘，还准许统兵大将们调动使用已经进入辽州、威胜军和汾州的各地救援兵马。
如此一来，三路援军总兵力超过了十六万，在山道难行的河东路，这已经是宋军能够调动且展开的极限力量了。
若是还打不赢，那就真不能赖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