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秦铮的第一轮会谈结束，双方达成了三个大原则：一是清廷将山东省划归给穿越者管辖，在名议上仍然受清廷的统治，但在內部实行完全自治，穿越集团将北京移交给清廷，并全面从北京及周边地区撤军，只在北京保留一个办事处，责权与各国公使馆相当；二是平分天津，穿越集团将天津老城归还给清廷，而原天津租界地区则为穿越集团管辖，责权同山东省，同时天津的海关、航运、港口等都由穿越集团控制；三是清廷同意穿越集团在上海拥有一块土地自治，权责等共于上海租界。
李鸿章连夜将今天协商的结果发电给西安的清廷，请清廷裁决是否认同这三个大原则，才好继续协商细节。
接到了李鸿章的电报以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也不敢怠慢，立刻招集众大臣们协商讨论，是否接受这三个大原则。其实清廷对第一条和第三条并没有太大的异议，因为用山东换北京，早己在清廷内部达成了共识，这个时候自然沒有人反对，至于海外华人要求在北京设置办事处，则是小事一件，完全可以答应；而海外华人要求在上海设立“租界”，虽然有些出人意料，但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反正现在上海的租界己经够多了，也不在乎再多一个。但海外华人坚决不肯完全让出天津，让清廷十分举棋不定。
天津的地理位置之于北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而尽管现在清廷也有意和海外华人搞好关系，但确实又让清廷难以放心，从慈禧的心里来说，是宁可让洋人占领天津，也不能把天津交给海外华人的。洋人虽然凶残可怕、蛮横贪婪，但却并不能算心腹大患，因为洋人毕竟不是中华族裔，也就不可能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因此无论怎样割地赔款，洋人都不会全面占领中国，也就不会危及到清廷的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洋人甚致还会支持或扶植清廷，只要清廷愿意維护洋人的利益。
而海外华人就不同，他们不仅是华夏族裔，而且还是前朝的后裔，仅这一点就足以引起清廷的警惕了，更何况海外华人还拥有自己的军队，并且靠击败八国联军，获得了极高的声望，无论是在那个朝代，对统治者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而海外华人占据天津，就意味着随时可以向北京发动进攻，现在慈禧只想安安稳稳的过几年舒坦日子，可不想随时应对来自天津的威胁。
虽然这番想法慈禧并未说出口，但众大臣无疑都是理解并支持的，因此协商了三天以后，清廷回电李鸿章，要求仍然坚持要求海外华人让出天津。
而李鸿章接到电报之后，也不禁苦笑无语，他不是不知道慈禧太后的心理，只是现在的形式比人强，不由得老太太的心意来。李鸿章也没有和穿越者进行协商，因为他明白，就是协商也没有用，而是立刻又给西安回复了一封电报，说明海外华人断无让出天津的可能，如果朝廷坚持向海外华人索要天津，恐怕会激怒海外华人，介时不但连天津老城都要不回来，就连回京也变得遥遥无期了，并请朝廷三思而行。
收到了李鸿章的回电之后，慈禧也陷入了左右为难中，而大臣们也都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而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到是光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当前还是应以早日回京为上，其他诸事均可以徐徐而图之，何况能够收回天津老城，己属不易，此刻且不可再节外生枝，另生其他变故。
众人听了皇帝的发言以后，也都觉得有理，而慈禧又考虑了一天之后，终于下定决心，接受这三个大原则，同时又责令李鸿章，尽快和海外华人协商细节。
其实就在等待清廷回复的这几天时间里，李鸿章就己经开始着手准备按照这三个大原则，和穿越者协商相关的细节事谊，并且和袁世凯、李经方、张佩纶等人讨论其中的细节条款，虽然中途收到了清廷要求必须要回天津的电报，但李鸿章仍未做改变，因为李鸿章的心里十分清楚，清廷根本就没有和海外华人讨价还的筹码，因此到了最后也只能接受海外华人的条件，不然还能怎么样，除非是太后、皇帝打算把都城迁到西安去。
而袁世凯到也不敢对李鸿章进行隐瞒，将自己和海外华人协商，请海外华人先期派兵进驻济南的事情都向李鸿章进行了禀报。
李鸿章听了以后，不仅没有责备袁世凯自作主张，胆大妄为，反到称赞袁世凯做得很对，因为海外华人要求占领山东是大局已定，无论清廷答不答应，都不可能有改变，既然是这样，那就不如做得大方一点，在移交山东的时候尽力配合海外华人的行动，这样不仅能够和海外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也能换得他们在交还北京的时候，少给清廷制造麻烦，实在是一举数得的好事。因此李鸿章也决定，就按照袁世凯的提议，讨记在下一步的谈判中的细节条款。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袁世凯的行为，张佩纶就在私下里提醒李鸿章，袁世凯野心素著，而且过于胆大妄为，并视朝廷制度于无物，日后恐生异端，因此不可对袁世凯过于信任。不过李鸿章对此到并不以为意，认为在这非常时期，只能事急从权，而且这也正说明袁世凯敢于担当，不拘泥于小节，处事灵活，能够随机应变，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干成大事。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考虑符合朝廷制度，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其实李鸿章自己就经常干一些与朝廷制度打擦边球的事情。
而李鸿章这边在准备，穿越集团也同在讨论全面接管山东地区的事宜。现在穿越集团内部对全面接管山东地区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以前制定的“农村包围城市”式，也就是先从效外的农村中通过推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完成对农村的控制，推然后逐步扩展到县城，进而控制山东全境，由于这种方法是从底层开始，因此也被称为由下至上法。
釆用由下至上法的好处在于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稳扎稳打，首先控制基层，打牢穿越集团在山东地区的统治基础，并且在控制基层的同时，逐步培养一批地方行政的管理人材来，然后逐步向上，基本就可以顺风顺水的确定在山东的统治，而且前期控制胶州、高密、即墨三县，基本就是釆用的这一模式，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不会出较大的事故。
不过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所需要的时间较长，见效果慢，毕竟控制基层，推行土地改革都是需要时间，而且由于对地方的高层缺乏控制力，容易遭到地方势力组织的暴力抗拒，像这次地主联盟进攻门埠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相信在其他地方推行推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肯定还会遇到类似的事情。当然这些缺点到也不是不能克服，时间长就耐心一点，而遭到地方势力组织的暴力抗拒，则可以同样用暴为镇压，但有一个难以解决问题，就是由下至上法在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地方管理人员，无论是穿越集团内部还是本土的归化民众。
按照清廷的地方行政划分，山东省共划分有10个府，2个直隶州，8个散州，96个县。如果只算控制县城，穿越集团就必须组建96个团队，按平均个团队15名穿越者计算，就需要1400余名穿越者，这几乎占到了目前非军方穿越者人数的4成左右。足以让现在的穿越集团伤筋动骨，而且即使是控制县城，也不是什么人都行，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地方管理经验才行，但现在的穿越集团还是本土的归化民众显然是找不出这么多的地方管理人员来。
而由于李鸿章向穿越集团提出，清廷可以让穿越者担任山东巡抚、布政司、按察使、道台、提督、总兵以及各府州官员等官职，这样穿越集团就可以将整个山东的官场全部打包下来，也导至了有人提出了另一个控制山东的模式，就是从上而下法的产生。就是先获得山东省的最高行政官职，然后慢慢向下发展。即先接手山东巡抚、布政司、按察使、道台这一类管理全省事务的官职，然后取得府、州的最高官位，再向下面的散州、县扩展。
采用这种方法的优点就在于可以让穿越集团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山东省的全面控制权，而且在前期需要投入的地方管理人员并不多，是目前穿越集团的人力资源条件能够做得到的。但缺点就在于在山东的统治基础并不牢固，有可能会被地方势力架空，由于控制力不足，容易引发较大的事故，同时穿越集团还要承担基层民众的怨气，并且替地方势力的一些害民行为背锅。
可以说这两种方法都各有优虏，并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
李鸿章连夜将今天协商的结果发电给西安的清廷，请清廷裁决是否认同这三个大原则，才好继续协商细节。
接到了李鸿章的电报以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也不敢怠慢，立刻招集众大臣们协商讨论，是否接受这三个大原则。其实清廷对第一条和第三条并没有太大的异议，因为用山东换北京，早己在清廷内部达成了共识，这个时候自然沒有人反对，至于海外华人要求在北京设置办事处，则是小事一件，完全可以答应；而海外华人要求在上海设立“租界”，虽然有些出人意料，但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反正现在上海的租界己经够多了，也不在乎再多一个。但海外华人坚决不肯完全让出天津，让清廷十分举棋不定。
天津的地理位置之于北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而尽管现在清廷也有意和海外华人搞好关系，但确实又让清廷难以放心，从慈禧的心里来说，是宁可让洋人占领天津，也不能把天津交给海外华人的。洋人虽然凶残可怕、蛮横贪婪，但却并不能算心腹大患，因为洋人毕竟不是中华族裔，也就不可能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因此无论怎样割地赔款，洋人都不会全面占领中国，也就不会危及到清廷的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洋人甚致还会支持或扶植清廷，只要清廷愿意維护洋人的利益。
而海外华人就不同，他们不仅是华夏族裔，而且还是前朝的后裔，仅这一点就足以引起清廷的警惕了，更何况海外华人还拥有自己的军队，并且靠击败八国联军，获得了极高的声望，无论是在那个朝代，对统治者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而海外华人占据天津，就意味着随时可以向北京发动进攻，现在慈禧只想安安稳稳的过几年舒坦日子，可不想随时应对来自天津的威胁。
虽然这番想法慈禧并未说出口，但众大臣无疑都是理解并支持的，因此协商了三天以后，清廷回电李鸿章，要求仍然坚持要求海外华人让出天津。
而李鸿章接到电报之后，也不禁苦笑无语，他不是不知道慈禧太后的心理，只是现在的形式比人强，不由得老太太的心意来。李鸿章也没有和穿越者进行协商，因为他明白，就是协商也没有用，而是立刻又给西安回复了一封电报，说明海外华人断无让出天津的可能，如果朝廷坚持向海外华人索要天津，恐怕会激怒海外华人，介时不但连天津老城都要不回来，就连回京也变得遥遥无期了，并请朝廷三思而行。
收到了李鸿章的回电之后，慈禧也陷入了左右为难中，而大臣们也都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而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到是光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当前还是应以早日回京为上，其他诸事均可以徐徐而图之，何况能够收回天津老城，己属不易，此刻且不可再节外生枝，另生其他变故。
众人听了皇帝的发言以后，也都觉得有理，而慈禧又考虑了一天之后，终于下定决心，接受这三个大原则，同时又责令李鸿章，尽快和海外华人协商细节。
其实就在等待清廷回复的这几天时间里，李鸿章就己经开始着手准备按照这三个大原则，和穿越者协商相关的细节事谊，并且和袁世凯、李经方、张佩纶等人讨论其中的细节条款，虽然中途收到了清廷要求必须要回天津的电报，但李鸿章仍未做改变，因为李鸿章的心里十分清楚，清廷根本就没有和海外华人讨价还的筹码，因此到了最后也只能接受海外华人的条件，不然还能怎么样，除非是太后、皇帝打算把都城迁到西安去。
而袁世凯到也不敢对李鸿章进行隐瞒，将自己和海外华人协商，请海外华人先期派兵进驻济南的事情都向李鸿章进行了禀报。
李鸿章听了以后，不仅没有责备袁世凯自作主张，胆大妄为，反到称赞袁世凯做得很对，因为海外华人要求占领山东是大局已定，无论清廷答不答应，都不可能有改变，既然是这样，那就不如做得大方一点，在移交山东的时候尽力配合海外华人的行动，这样不仅能够和海外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也能换得他们在交还北京的时候，少给清廷制造麻烦，实在是一举数得的好事。因此李鸿章也决定，就按照袁世凯的提议，讨记在下一步的谈判中的细节条款。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袁世凯的行为，张佩纶就在私下里提醒李鸿章，袁世凯野心素著，而且过于胆大妄为，并视朝廷制度于无物，日后恐生异端，因此不可对袁世凯过于信任。不过李鸿章对此到并不以为意，认为在这非常时期，只能事急从权，而且这也正说明袁世凯敢于担当，不拘泥于小节，处事灵活，能够随机应变，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干成大事。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考虑符合朝廷制度，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其实李鸿章自己就经常干一些与朝廷制度打擦边球的事情。
而李鸿章这边在准备，穿越集团也同在讨论全面接管山东地区的事宜。现在穿越集团内部对全面接管山东地区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以前制定的“农村包围城市”式，也就是先从效外的农村中通过推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完成对农村的控制，推然后逐步扩展到县城，进而控制山东全境，由于这种方法是从底层开始，因此也被称为由下至上法。
釆用由下至上法的好处在于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稳扎稳打，首先控制基层，打牢穿越集团在山东地区的统治基础，并且在控制基层的同时，逐步培养一批地方行政的管理人材来，然后逐步向上，基本就可以顺风顺水的确定在山东的统治，而且前期控制胶州、高密、即墨三县，基本就是釆用的这一模式，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不会出较大的事故。
不过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所需要的时间较长，见效果慢，毕竟控制基层，推行土地改革都是需要时间，而且由于对地方的高层缺乏控制力，容易遭到地方势力组织的暴力抗拒，像这次地主联盟进攻门埠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相信在其他地方推行推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肯定还会遇到类似的事情。当然这些缺点到也不是不能克服，时间长就耐心一点，而遭到地方势力组织的暴力抗拒，则可以同样用暴为镇压，但有一个难以解决问题，就是由下至上法在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地方管理人员，无论是穿越集团内部还是本土的归化民众。
按照清廷的地方行政划分，山东省共划分有10个府，2个直隶州，8个散州，96个县。如果只算控制县城，穿越集团就必须组建96个团队，按平均个团队15名穿越者计算，就需要1400余名穿越者，这几乎占到了目前非军方穿越者人数的4成左右。足以让现在的穿越集团伤筋动骨，而且即使是控制县城，也不是什么人都行，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地方管理经验才行，但现在的穿越集团还是本土的归化民众显然是找不出这么多的地方管理人员来。
而由于李鸿章向穿越集团提出，清廷可以让穿越者担任山东巡抚、布政司、按察使、道台、提督、总兵以及各府州官员等官职，这样穿越集团就可以将整个山东的官场全部打包下来，也导至了有人提出了另一个控制山东的模式，就是从上而下法的产生。就是先获得山东省的最高行政官职，然后慢慢向下发展。即先接手山东巡抚、布政司、按察使、道台这一类管理全省事务的官职，然后取得府、州的最高官位，再向下面的散州、县扩展。
采用这种方法的优点就在于可以让穿越集团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山东省的全面控制权，而且在前期需要投入的地方管理人员并不多，是目前穿越集团的人力资源条件能够做得到的。但缺点就在于在山东的统治基础并不牢固，有可能会被地方势力架空，由于控制力不足，容易引发较大的事故，同时穿越集团还要承担基层民众的怨气，并且替地方势力的一些害民行为背锅。
可以说这两种方法都各有优虏，并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