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我先向你汇报一下永禾农机厂的情况吧。”岑右军说道。
“好的，我也正想听听排长的创业史呢。”林振华笑着应道。
岑右军摆摆手：“这算什么创业史，其实，很多事情你都知道了，你小林是大功臣，华青大学的教授们是第二功臣，右新哥也是一个大功臣，只有我是最没贡献的。”
林振华道：“排长在后方组织生产，是我们整个产学研链条的核心，怎么能说没有贡献呢？”
要说起来，永禾农机厂在过去一年中的发展，的确是有些创业史的味道了，其发展之快，让林振华都觉得意外。
去年年初，林振华因为岑右军借钱的事情而去了湘平省，促成了岑右军承包永禾农机厂。林振华给农机厂设计了几个机床上用的小附件，作为农机厂的主打产品。他还发现了岑右新做业务的天份，说服了岑右军雇自己的堂哥来担任销售经理。
林振华在离开永禾的时候，曾经担心过岑右新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去把产品销售出去，他甚至于做好了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忙销售一部分的想法，实在不行，他就找几个托把这些产品买回来，暗中补贴一下老排长，也不是不行。永禾农机厂一年有10万的营业收入就足够活得很滋润了，而对于林振华来说，10万块钱已经不是什么值得操心的大钱了。
林振华没有想到的是，岑右新竟然把业务做起来了，而且做得有声有色。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农民，有着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唾面自干的忍耐力。一开始，他到企业里去推销产品时，还多少有些胆怯，在跑过十几家企业之后，他就完全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不管多大的门都敢横冲直撞地闯进去。
在那个年代里，推销这种事情还是比较稀罕的。大量的国有企业根本就不屑于上门推销产品，他们充其量是在上级主管部门主办的展会上摆一个摊子，把自己的产品陈列出来，供客户选购。多数的参展商态度就像是大爷一般，客户多问一句，他们都会不耐烦。
还不必说这种生产企业是如此，就连商店、饭馆等服务行业的企业，营业员们也是同样的嘴脸。作家刘心武发现，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写着这样一条服务守则，叫作“对乘客不夹不摔”，这种要求居然能够写入服务守则，可见当年公交司乘人员的服务水平是如何低劣。他因此而感慨道，是不是饭馆里也应当写上一条，说不要在顾客的碗里放毒……
后来人们用“官商作风”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国企，还是很有道理的。你明明是商家，却要摆出官老爷的派头。可是，就这样卖东西，这些企业居然还能够生存下去。
在没有乡镇企业的年代里，市场上所有的企业都是官商，卖东西的是大爷，买东西的是孙子。你不想当孙子也不行，因为市场上商品短缺，许多产品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有本事，你别买呀。
乡镇企业的崛起，改变了市场上的这种格局。这些出生草根的小企业，本身技术实力差，没有名气，要拼产品是拼不过大企业的。但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态度更谦恭，服务更周到。客户有什么样的要求，不管多么困难，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去满足。在国营企业坐在家里等客户上门的时候，乡镇企业的推销员却在走街串巷地送货上门。
在80年代初，国企对于乡镇企业的这种竞争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因为它们相信自己的实力。乡镇企业靠着国企不屑于吃的那些残羹冷炙而养大了自己，它们更新了设备，积累了生产经验，形成了品牌影响力，终于在80年代的中后期向国企发起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全面进攻。
直到此时，国企才注意到那些昔日的土农民已经鸟枪换炮了，乡镇企业的机制更灵活，产品质量不逊于国企，而服务态度则延续了此前的优良传统。在这种攻势之下，大批的国企溃不成军，最终导致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国企倒闭潮。
岑右军所承包的永禾农机厂，正是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岑右新在一年的时间里，跑遍了湘平省几乎所有的机械厂、修理厂、农机厂以及其他涉及到机床的企业，他的足迹甚至越出湘平省的省界，跑到其他一些省份去了。
他每到一家企业，便到对方的生产科去软磨硬耗，向对方推销诸如简易滚齿机之类的机床附件。有些企业本身的确需要这样的产品，看到价钱也不贵，加上岑右新一根接一根地递烟，态度十分谦和，便掏出几百块钱购买下一套了。
还有些企业，用不上他们现有的产品，岑右新也不气馁，仍然热情地邀请人家外出吃饭，在饭桌上试探对方的口风，了解对方是否有什么机床使用方面的问题。一旦得到信息，他马上扬言会尽快想办法帮别人解决。
岑右新在跑业务的时候，提包里用旅行杯装着一杯水，用报纸包着几个饭团，这就是他自己的伙食。但涉及到请客户吃饭的场合，他却是不吝惜花钱，务必让对方吃好喝好，然后形成良好的私人关系。
从去年的六七月份开始，从永禾农机厂发往浔阳汉华公司的挂号信就越来越多了，里面都是岑右新从客户那里得到的需求信息。林振华忙于风扇的生产以及对原浔自厂的消化工作，哪有工夫去解决这些技术难题，但他的另一个粗壮金手指已经开启了，那就是华青大学机械系的一支强大专家团队。
受林芳华提供的信息的启发，林振华于去年的3月份与姚鹤良联系，在华青大学机械系设立了“机械发明奖学金”，由汉华公司每年提供5000元，奖励各种机械发明。这5000块钱当然不是给同一个人的，而是分为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若干。一等奖的奖金高达1000元，而最低的优秀奖也有20元之多。
5000块钱，对于利润达到4000万的汉华公司来说，是大腿上的一根小汗毛。而对于大学生来说，就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了。
那时候高校里的一等助学金也就是20块钱，而且只有全班5%的学生能够拿到，二三等助学金分别是10元和5元，总共也只能覆盖到30%的学生。汉华的奖学金最低档也相当于一个月的一等助学金，而且每个人获奖次数是不限的。
机械系的学生们全都一头扎进了机械发明里，学习和研究的热情空前高涨。机械系资料室一开始是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10点，然后是12点，再往后，索性就是通宵开放了。制图室的情况也是如此，半夜三更时分都是灯火通明，一群年轻人拿着丁字尺、三角板在辛苦地作图。
几个月下来，机械系的电费严重超支，以至于都受到学校警告了。
林振华把岑右新发来的需求直接转发给了姚鹤良，让他再分包给学生们去解决。有些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难度，只是由于地方上的小企业缺乏人才和信息，所以才会一时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到了华青大学之后，几天之内就有了反馈。一套图纸寄回到永禾农机厂，岑右军和陈金福马上拿着图纸，组织工人生产出来，提供给客户。
还有一些问题，则相对要困难一些。但越是这样困难的问题，越让机械系的师生们感到兴奋。他们虽然平时也会经常下到企业去走访，了解实际工作中的需求，但像岑右新这样大范围撒网而兜上来的需求，对于机械系师生来说还是非常难得的。在这种时候，那就不光是学生在参与攻关，连老师都兴致勃勃地加入了。
林振华适时地提供了攻关经费，甚至于包下了机械系师生使用的绘图纸、鸭嘴笔、碳素墨水等耗材的支出。整个华青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对于机械系的福利都嫉妒着四眼发红，绘图纸随便领、铅笔随便领、高档科学函数计算器人手一个……这简直就是提前进入了21世纪啊！
还有一些难题是必须到现场去解决的，在这方面，林振华也给予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政策扶持，那就是为所有去进行实地考察的师生提供往返路费和在考察期间的食宿费用，而且是人数不限。
一开始，林振华规定所有的师生都可以报销卧铺票，这个想法一说出来，就遭到了机械系师生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实在是太奢侈、太浪费了。最后林振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规定50岁以上的老师坐卧铺，其他的中青年老师和学生们全都坐硬座。饶是如此，像姚鹤良这种五十刚出头的老师还是自愿地放弃了卧铺待遇，与学生们一起挤在臭烘烘的硬座车厢里，一坐就是30多个小时。
从北京到湘平省和江南省的火车硬座票，单程也就是30多块钱，100名师生的往返，也只需要花掉七八千块钱，在林振华看来，这能有多大点事？
林振华此举是有深意的，通过这样的举动，能够建立起汉华公司与华青大学机械系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学生未来都会被分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重要部门、重点企业，这样而形成的人脉关系网，那可是千金不换的啊。
产销学研的链条，就这样被林振华接通了。华青大学的智力，通过岑右新这样一个近乎文盲的小农民，销售给了数以百计需要技术支持的企业，从而产生出了丰厚的利润。永禾农机厂的名声在湘平省的机械系统里逐渐响亮起来了，一些原来对岑右新很不屑的大企业也开始接纳他，装作半推半就的样子，让他试着解决一些技术方面的难题，或者提供一些什么特殊要求的技术装备。
一年时间，永禾农机厂做出了60多万元的营业额，扣除材料成本、工人工资、付给华青大学方面的各项开支之后，净赚了30多万元。
依着岑右军的想法，在结算完利润之后，就该去向公社报喜了，但岑右新一把拉住了他，告诉他财不外露，绝对不能让公社知道农机厂真实的经营情况。岑右新认为，当务之急，是彻底摆脱公社对农机厂的控制，使农机厂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岑右新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林振华的支持，在与林振华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沟通之后，岑右军和岑右新一道，去见了公社书记柳利民。岑右新这一段时间没少跟柳利民套瓷，每次从外面回来，都会给柳利民带上一些外地的特产，所以柳利民对他印象极佳。
岑右军告诉柳利民：农机厂在经过一年的经营之后，已经初步达到盈亏平衡了。目前，江南省的林科长、华青大学的姚教授等，都希望能够参与农机厂的管理和经营，所以，他想把承包改为买断，直接买下农机厂的产权，使其成为一家私营企业。
这种买断乡镇企业产权的事情，在当时已经是比较普遍了。这种现象甚至都不能用瞒上不瞒下来描述，因为连上级部门对此也是洞若观火、心知肚明的。不过，上级对于这种事情并不想去干涉，只是装作没看见的样子。在当年，谁也没觉得乡镇企业能成什么大气候，小打小闹的企业，产权归谁，难道很重要吗？
柳利民也愿意让岑右军把永禾农机厂完全接手过去，这样公社就可以永远都不需要背这个负担了。经过谈判，公社同意岑右军分期支付5万元现金作为购买农机厂所有资产的代价，其中包括了农机厂的牌子。买断之后，农机厂每年还要向公社再交纳2000元，作为农机厂现有土地的租金。
以岑右军承包时农机厂的资产净值来看，5万元的买断费用有些偏高了。但这笔钱他是必须付出的，因为他还需要公社给他一个名份，这在当年，叫作“红帽子”。
私营企业在当年是一个敏感的概念，即使你能够申请下来一家私营企业的执照，涉及到经营范围、雇工人数、利润、材料来源等问题时，头上还是有无数的紧箍咒。像机床附件这样的产品，算是生产资料的范畴了，私营企业进入这个领域，算不算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这就全看上级领导的心情了。万一什么时候领导心情不好，一纸禁令就可以让你关门，你连讲理的地方都找不着。
而有了乡镇企业这样一顶红帽子，你做的事情就合法了。国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出了事也有公社帮你撑腰，其中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民营大型企业，在当年都是扯虎皮做大旗，顶着乡镇企业的名头的。而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企业的创业者与主管的公社之间早有默契，企业的产权与公社没有一丝关系。
“小林，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永禾农机厂全部是咱们自家的企业了。”岑右军说道。
林振华兴奋地说道：“好啊，这样咱们就可以甩开膀子干了，不用再担心公社这边来分一杯羹。”
“好的，我也正想听听排长的创业史呢。”林振华笑着应道。
岑右军摆摆手：“这算什么创业史，其实，很多事情你都知道了，你小林是大功臣，华青大学的教授们是第二功臣，右新哥也是一个大功臣，只有我是最没贡献的。”
林振华道：“排长在后方组织生产，是我们整个产学研链条的核心，怎么能说没有贡献呢？”
要说起来，永禾农机厂在过去一年中的发展，的确是有些创业史的味道了，其发展之快，让林振华都觉得意外。
去年年初，林振华因为岑右军借钱的事情而去了湘平省，促成了岑右军承包永禾农机厂。林振华给农机厂设计了几个机床上用的小附件，作为农机厂的主打产品。他还发现了岑右新做业务的天份，说服了岑右军雇自己的堂哥来担任销售经理。
林振华在离开永禾的时候，曾经担心过岑右新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去把产品销售出去，他甚至于做好了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忙销售一部分的想法，实在不行，他就找几个托把这些产品买回来，暗中补贴一下老排长，也不是不行。永禾农机厂一年有10万的营业收入就足够活得很滋润了，而对于林振华来说，10万块钱已经不是什么值得操心的大钱了。
林振华没有想到的是，岑右新竟然把业务做起来了，而且做得有声有色。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农民，有着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唾面自干的忍耐力。一开始，他到企业里去推销产品时，还多少有些胆怯，在跑过十几家企业之后，他就完全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不管多大的门都敢横冲直撞地闯进去。
在那个年代里，推销这种事情还是比较稀罕的。大量的国有企业根本就不屑于上门推销产品，他们充其量是在上级主管部门主办的展会上摆一个摊子，把自己的产品陈列出来，供客户选购。多数的参展商态度就像是大爷一般，客户多问一句，他们都会不耐烦。
还不必说这种生产企业是如此，就连商店、饭馆等服务行业的企业，营业员们也是同样的嘴脸。作家刘心武发现，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写着这样一条服务守则，叫作“对乘客不夹不摔”，这种要求居然能够写入服务守则，可见当年公交司乘人员的服务水平是如何低劣。他因此而感慨道，是不是饭馆里也应当写上一条，说不要在顾客的碗里放毒……
后来人们用“官商作风”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国企，还是很有道理的。你明明是商家，却要摆出官老爷的派头。可是，就这样卖东西，这些企业居然还能够生存下去。
在没有乡镇企业的年代里，市场上所有的企业都是官商，卖东西的是大爷，买东西的是孙子。你不想当孙子也不行，因为市场上商品短缺，许多产品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有本事，你别买呀。
乡镇企业的崛起，改变了市场上的这种格局。这些出生草根的小企业，本身技术实力差，没有名气，要拼产品是拼不过大企业的。但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态度更谦恭，服务更周到。客户有什么样的要求，不管多么困难，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去满足。在国营企业坐在家里等客户上门的时候，乡镇企业的推销员却在走街串巷地送货上门。
在80年代初，国企对于乡镇企业的这种竞争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因为它们相信自己的实力。乡镇企业靠着国企不屑于吃的那些残羹冷炙而养大了自己，它们更新了设备，积累了生产经验，形成了品牌影响力，终于在80年代的中后期向国企发起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全面进攻。
直到此时，国企才注意到那些昔日的土农民已经鸟枪换炮了，乡镇企业的机制更灵活，产品质量不逊于国企，而服务态度则延续了此前的优良传统。在这种攻势之下，大批的国企溃不成军，最终导致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国企倒闭潮。
岑右军所承包的永禾农机厂，正是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岑右新在一年的时间里，跑遍了湘平省几乎所有的机械厂、修理厂、农机厂以及其他涉及到机床的企业，他的足迹甚至越出湘平省的省界，跑到其他一些省份去了。
他每到一家企业，便到对方的生产科去软磨硬耗，向对方推销诸如简易滚齿机之类的机床附件。有些企业本身的确需要这样的产品，看到价钱也不贵，加上岑右新一根接一根地递烟，态度十分谦和，便掏出几百块钱购买下一套了。
还有些企业，用不上他们现有的产品，岑右新也不气馁，仍然热情地邀请人家外出吃饭，在饭桌上试探对方的口风，了解对方是否有什么机床使用方面的问题。一旦得到信息，他马上扬言会尽快想办法帮别人解决。
岑右新在跑业务的时候，提包里用旅行杯装着一杯水，用报纸包着几个饭团，这就是他自己的伙食。但涉及到请客户吃饭的场合，他却是不吝惜花钱，务必让对方吃好喝好，然后形成良好的私人关系。
从去年的六七月份开始，从永禾农机厂发往浔阳汉华公司的挂号信就越来越多了，里面都是岑右新从客户那里得到的需求信息。林振华忙于风扇的生产以及对原浔自厂的消化工作，哪有工夫去解决这些技术难题，但他的另一个粗壮金手指已经开启了，那就是华青大学机械系的一支强大专家团队。
受林芳华提供的信息的启发，林振华于去年的3月份与姚鹤良联系，在华青大学机械系设立了“机械发明奖学金”，由汉华公司每年提供5000元，奖励各种机械发明。这5000块钱当然不是给同一个人的，而是分为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若干。一等奖的奖金高达1000元，而最低的优秀奖也有20元之多。
5000块钱，对于利润达到4000万的汉华公司来说，是大腿上的一根小汗毛。而对于大学生来说，就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了。
那时候高校里的一等助学金也就是20块钱，而且只有全班5%的学生能够拿到，二三等助学金分别是10元和5元，总共也只能覆盖到30%的学生。汉华的奖学金最低档也相当于一个月的一等助学金，而且每个人获奖次数是不限的。
机械系的学生们全都一头扎进了机械发明里，学习和研究的热情空前高涨。机械系资料室一开始是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10点，然后是12点，再往后，索性就是通宵开放了。制图室的情况也是如此，半夜三更时分都是灯火通明，一群年轻人拿着丁字尺、三角板在辛苦地作图。
几个月下来，机械系的电费严重超支，以至于都受到学校警告了。
林振华把岑右新发来的需求直接转发给了姚鹤良，让他再分包给学生们去解决。有些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难度，只是由于地方上的小企业缺乏人才和信息，所以才会一时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到了华青大学之后，几天之内就有了反馈。一套图纸寄回到永禾农机厂，岑右军和陈金福马上拿着图纸，组织工人生产出来，提供给客户。
还有一些问题，则相对要困难一些。但越是这样困难的问题，越让机械系的师生们感到兴奋。他们虽然平时也会经常下到企业去走访，了解实际工作中的需求，但像岑右新这样大范围撒网而兜上来的需求，对于机械系师生来说还是非常难得的。在这种时候，那就不光是学生在参与攻关，连老师都兴致勃勃地加入了。
林振华适时地提供了攻关经费，甚至于包下了机械系师生使用的绘图纸、鸭嘴笔、碳素墨水等耗材的支出。整个华青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对于机械系的福利都嫉妒着四眼发红，绘图纸随便领、铅笔随便领、高档科学函数计算器人手一个……这简直就是提前进入了21世纪啊！
还有一些难题是必须到现场去解决的，在这方面，林振华也给予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政策扶持，那就是为所有去进行实地考察的师生提供往返路费和在考察期间的食宿费用，而且是人数不限。
一开始，林振华规定所有的师生都可以报销卧铺票，这个想法一说出来，就遭到了机械系师生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实在是太奢侈、太浪费了。最后林振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规定50岁以上的老师坐卧铺，其他的中青年老师和学生们全都坐硬座。饶是如此，像姚鹤良这种五十刚出头的老师还是自愿地放弃了卧铺待遇，与学生们一起挤在臭烘烘的硬座车厢里，一坐就是30多个小时。
从北京到湘平省和江南省的火车硬座票，单程也就是30多块钱，100名师生的往返，也只需要花掉七八千块钱，在林振华看来，这能有多大点事？
林振华此举是有深意的，通过这样的举动，能够建立起汉华公司与华青大学机械系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学生未来都会被分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重要部门、重点企业，这样而形成的人脉关系网，那可是千金不换的啊。
产销学研的链条，就这样被林振华接通了。华青大学的智力，通过岑右新这样一个近乎文盲的小农民，销售给了数以百计需要技术支持的企业，从而产生出了丰厚的利润。永禾农机厂的名声在湘平省的机械系统里逐渐响亮起来了，一些原来对岑右新很不屑的大企业也开始接纳他，装作半推半就的样子，让他试着解决一些技术方面的难题，或者提供一些什么特殊要求的技术装备。
一年时间，永禾农机厂做出了60多万元的营业额，扣除材料成本、工人工资、付给华青大学方面的各项开支之后，净赚了30多万元。
依着岑右军的想法，在结算完利润之后，就该去向公社报喜了，但岑右新一把拉住了他，告诉他财不外露，绝对不能让公社知道农机厂真实的经营情况。岑右新认为，当务之急，是彻底摆脱公社对农机厂的控制，使农机厂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岑右新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林振华的支持，在与林振华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沟通之后，岑右军和岑右新一道，去见了公社书记柳利民。岑右新这一段时间没少跟柳利民套瓷，每次从外面回来，都会给柳利民带上一些外地的特产，所以柳利民对他印象极佳。
岑右军告诉柳利民：农机厂在经过一年的经营之后，已经初步达到盈亏平衡了。目前，江南省的林科长、华青大学的姚教授等，都希望能够参与农机厂的管理和经营，所以，他想把承包改为买断，直接买下农机厂的产权，使其成为一家私营企业。
这种买断乡镇企业产权的事情，在当时已经是比较普遍了。这种现象甚至都不能用瞒上不瞒下来描述，因为连上级部门对此也是洞若观火、心知肚明的。不过，上级对于这种事情并不想去干涉，只是装作没看见的样子。在当年，谁也没觉得乡镇企业能成什么大气候，小打小闹的企业，产权归谁，难道很重要吗？
柳利民也愿意让岑右军把永禾农机厂完全接手过去，这样公社就可以永远都不需要背这个负担了。经过谈判，公社同意岑右军分期支付5万元现金作为购买农机厂所有资产的代价，其中包括了农机厂的牌子。买断之后，农机厂每年还要向公社再交纳2000元，作为农机厂现有土地的租金。
以岑右军承包时农机厂的资产净值来看，5万元的买断费用有些偏高了。但这笔钱他是必须付出的，因为他还需要公社给他一个名份，这在当年，叫作“红帽子”。
私营企业在当年是一个敏感的概念，即使你能够申请下来一家私营企业的执照，涉及到经营范围、雇工人数、利润、材料来源等问题时，头上还是有无数的紧箍咒。像机床附件这样的产品，算是生产资料的范畴了，私营企业进入这个领域，算不算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这就全看上级领导的心情了。万一什么时候领导心情不好，一纸禁令就可以让你关门，你连讲理的地方都找不着。
而有了乡镇企业这样一顶红帽子，你做的事情就合法了。国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出了事也有公社帮你撑腰，其中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民营大型企业，在当年都是扯虎皮做大旗，顶着乡镇企业的名头的。而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企业的创业者与主管的公社之间早有默契，企业的产权与公社没有一丝关系。
“小林，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永禾农机厂全部是咱们自家的企业了。”岑右军说道。
林振华兴奋地说道：“好啊，这样咱们就可以甩开膀子干了，不用再担心公社这边来分一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