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实总是很可惜的,

    朱见济目前只能训练到自己身边的人,毕竟皇宫之内,有这个时间来听“小太子课堂”的,除了宦官宫女也没几个。

    侍卫是要巡守的,

    妃子是要给皇帝当座驾的,

    他们都没有空来通过学习充实自己。

    偏偏太祖皇帝当年还立下规矩,严禁民间私习天文历算,因此一般读书人都视数学研究为畏途。

    在他们看来,学算术根本配不上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即便有人对此感兴趣,也只是把它当作小爱好,不敢大肆宣传。

    根据朱见济的调查,除了皇家藏书阁和书香门第喜欢收集古书充排面外,像《九章算术》之类的古籍,在此时的民间几乎近于失传。

    可想而知野生的数学家在大明有多珍贵,精通算数的自然也不多了。

    朱见济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数学分溪和解析几河里面广撒网,然后碰运气的捞上来一条鱼,只能努力的自己培养,再把人放出去。

    所以任用宦官是他现在一定会做的。

    他也只有这些填鸭式教育养出来的“人才”可以用,可以去信任。

    景泰帝无法理解儿子的意图,但这并不妨碍他无理由支持儿子。

    因为景泰帝的执政理念就是“朕不会,你来搞,朕信你”这九字真言。

    “不过为父下了这个旨意,青哥儿得应一件事。”

    “你能把那些家伙管好吗?国库充裕了,青哥儿能保证打赢瓦剌吗?”

    朱见济眨巴了下眼睛,“父皇,这是两件事了。”

    “为父不管,你先给我应了!”景泰帝掐了一把儿子的脸。

    差点让朱见济的脸盘子更大了。

    “行吧行吧,我应了!”朱见济根本不敢“以下犯上”,只能表示自己投降了。

    景泰帝这才满意的放开手。

    父子俩相视一笑。

    其实朱见济也能猜到好爸爸为什么让自己应这事,

    起用宦官在朝野的负面议论是很大的,朱见济必须要通过事实来证明他的决策具有正确性——

    在参政的这几个月里,朱见济的确弄出来了不少东西,但是在政治层面上,除了个考成法意义显著外,能拿出手的也没几个了。

    东宫六率是训练出了点能耐,但那是太子护卫,没多少机会带出去给人炫耀下肌肉,还没有真正实战过。

    皇庄的一系列事物中弄出来了个车马行,也就给东宫赚了点钱,提高了一下出行的舒适度。

    而这种种……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景泰帝的支持。

    皇帝喜欢让儿子这么玩,别人当然不能说话了。

    没有真正的功绩,一旦靠山没了,人是不能挺直腰杆说话的。

    而显示功绩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打一场胜仗。

    这样以后没了景泰帝,朱见济也能镇住那些臣子。

    谁让好爸爸瞧着儿子成天上蹿下跳的忙活,一副骄傲的胖墩墩样子,便生怕他哪一天摔着了。

    有些事情,未雨绸缪的好。

    宣庙不到四十就没了,自己日夜操劳也只有一儿两女平安存活,谁能保证以后不出意外?

    “对了,近来兴安有些古怪,是不是你使唤他做什么事去了?”

    景泰帝心里感慨了一会儿,又把儿子抓过来问话。

    朱见济对着好爸爸一直很坦然,“对啊,我是给了他一个任务!”

    “不过现在不能告诉父皇,等他把东西拿给父皇看的时候,不用儿子多说,父皇也会明白的!”

    “兴安是个老太监了,你也别折腾他。”

    虽说对兴安生了刺,但景泰帝还是想跟人有始有终的。

    从这点上看,景泰帝很有仁宗皇帝的风范。

    目前就朱祁镇的画风跟老朱家凑不到一块去。

    朱见济撇撇嘴。

    心想等他的那份大礼送上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好爸爸会惊喜成什么样子。

    能被景泰帝注意到,兴安那边应该是搞得差不多了,不然也不至于动静变大。

    只需要安静等待就好了。

    ——————

    时间转入五月。

    皇帝下了一道重设太府寺的圣旨。

    旨意上明确提出,由于大明各地的物价不一,受到了幕后黑手的操控,不利于经济发展,所以朝廷很有必要进行“均输平准”,来解决这个问题。

    太府寺的工作,是调查全国各地的物价,然后设定相应的标准,以免养肥了买低卖高的奸商,真正的防止与民争利情况的发生,也方便新税法的推行。

    对此,朝臣们接受良好。

    连交商税他们都忍了,区区一个物价局又算什么?

    再说他们家里虽然经商,但也不是把货物翻几十倍出卖的黑心商人啊!

    江渊都不把这小小的太府寺放在眼里。

    顶多是胡瀅长孙胡安寿被赐予同进士出身,一飞冲天担任太府寺卿一事,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官员们当然不喜欢非做题家担任朝廷职务,可景泰帝用“恩荫”的借口把人压了下来——

    大明朝也是有恩荫制度的,只是不像两宋那样泛滥而已,而且规则从太宗时期就越来越严格。

    可胡瀅他是什么人?

    礼部几十年的吉祥物了,五朝元老的身份往那里一摆,谁敢说他没有恩荫子孙的资格?

    再者太府寺的地位不高,于是臣子们说了几天,也就不嘀咕了,顶多觉得胡瀅站到了皇帝太子的队伍那边,给子孙谋了福利。

    但朱见济清楚,他们现在闭嘴,那是因为只注意到了空降的胡安寿,还没有把目光放到低调入职的太府寺吏员身上。

    理所当然的,等京城里的商户都被拉去新开张的太府寺开了会,要求他们统一物价的时候,关于某些吏员的“特殊”就传到了官老爷们的耳朵里。

    毕竟这些人家里都有商铺的,不可能不多问两句太府寺的事情。

    由此,关于太府寺问题,又展开了第二次,波澜更加壮阔的大讨论。

    就像景泰帝之前跟儿子说的,波很大,水很多,朱见济人小是挡不住的,即便金台上的两位已经表明“此乃权宜之策”。

    皇帝把锅捞到自己怀里,厚着脸皮一再的把士大夫的抗议当空气,虽然奏疏上骂的是自己,可看奏疏生气到肿胀的人是朱见济啊!

    为了儿子,景泰帝早就被喷过不少口水了。

    如果有人吵的急了,直接拖出去打屁股,碰上个长痔疮的那场面会更惨烈。

    这种大争吵持续了十几天,最后在六部长官的支持下,勉强镇压了下去。

    一些原本激烈反对太府寺的官员在被胡安寿邀请去参加了开业典礼后就安静下来,还在太子心腹马冲的引荐下,被迫购买了不少自己曾经失去过的东西。

    在和太府寺进行了坦率的交流后,他们虽然失去了很多钱,

    但他们笑得极为平和。

    正如朱见济所说,

    这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

    他们坐着朴实无华但造价高昂的四轮马车,抱着赎回来的宝贝闭上了嘴。

    显然是被皇太子的竹杠给敲怕了。

    而于谦那边则是用自己的威望表达了他对皇帝的信任。

    谁让朱见济跟他说了,这是为了方便收税弄出来的临时政策。

    对于谦来说,保障国家稳定,强大军事力量是当前首要任务,某些读书人原则可以往后面放一放。

    而且大明朝也不是没有过内官外任的例子——

    郑和不是吗?

    那些去监军的宦官不是吗?

    怎么皇帝一派人出去管钱了,这群人就跳上天了?

    于谦也不是很懂他们。

    只有杨善和钟同这对烂兄烂弟坚持住了自己清流的原则,仍旧不同意让宦官这种腌臜的东西污染了纯洁的官场。

    反正他们已经得罪了太子,还不如死磕到底,这样还能给自己在普通人口中留下一个好名声。

    民间也不喜欢缺二两们啊!

    但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老百姓不喜欢宦官,不代表他们就一定会喜欢官老爷了。

    只要朱见济占据的道德高点足够高,那谁都指责不到他!

    最朴实的老百姓,通常会相信最朴实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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