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已是暮色低垂，李玉成的讲述还在继续。
“赵实在我身后帮我把手榴弹两个三个一组地捆一起，他也不架枪，因为手抖得根本就瞄不准。
他捆我扔，连续打退了3次试探性进攻。
最后10个手榴弹，我让赵实5个5个捆，整超大号的。
然后我掏出信号枪，塞进去一颗信号弹。
再见到有人影靠近，我先往天上打了一发信号弹。
这信号弹是有名堂的。
山上山下刚开打的时候，我们还能得到团主力的山炮支援。
最开始是通过步话机与炮营联系，步话机打坏了之后，就往天上打信号弹。
联络信号是提前设定好的，一发信号弹就吊射山脚，二连信号弹就覆盖山头。
打了大半天敌人也摸清了规律，山上再打信号弹，山下就跟着一起打，我们打一发他们就打一片。
然后信号枪就废了，当然我估计炮营的火炮应该也剩不下几门。
因为对面的重炮炮弹最开始都越过我们头顶往后面飞，不用说肯定是奔着炮营去的，后来重炮也开始一起轰击山头，多半是炮营被压制得不能发言了。
我留意过，昨天开始山下进攻的耗子就换人了，新上来的身上制服跟骑1师不一样，装备也不是坚果制式，后来才知道是袋鼠营的兵。
当时我并不知道，只知道新上来的不是骑1师。
我就想，既然是新上阵的，那我冷不丁地突然打信号弹，坡下面肯定要蒙一下子。
我探出头去看得很清楚，山脊下面的兵果然都趴在坑里防炮击，掩护机枪都断了半分钟。
等他们重新站起来，爬不出几米，我又往天上来了一发信号弹，大部分袋鼠又趴下了。
几个不信邪继续往上爬的愣头青，我直接赏了他们一颗5响组合弹。
那动静真不小，从上往下看还真挺像75炮弹的声势。
靠着几发信号弹，我又拖了好半天，直到最后一颗5连发甩出去。
然后就彻底没戏可唱了，手头只有铲子和镐头，还有三八枪上的刺刀。
对了，还有一个吹不响的军号。
整理装备的时候，我顺手插在后腰里，一起带上来了。
我还真试过吹冲锋号，因为之前听慰问团讲故事，友军部队有过吹冲锋号成功吓跑敌人的案例。
可惜那号彻底坏了，完全吹不响。
我后来回想，也有可能是我没力气吹了。
打到最后，我整个胸口、嗓子、嘴里都像是堵着一团一团的东西，咳不出咽不下，压得人背都直不起。
吹号又是个力气活儿，连吹三遍冲锋号，号手就得原地躺下，跟着冲锋不可能。
那些年，司号员吹炸了肺的不是三个两个。
所以我吹不响那个号再正常不过，山头上就没人能吹得响。
我把三八枪给了赵实，自己一手铲子一手镐头，等着山下的袋鼠们冲上山脊的那一刻。
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
……
陈一鸣听得热血沸腾，他知道老李最后没和敌人换命，所以关键时刻一定发生了奇迹。
结果老头儿讲到节骨眼儿上，偏偏停下了。
陈一鸣忍不住开口问道，“李老，后来呢，敌人没再进攻吗？”
李玉成从怔忡的状态中回复过来，回答道，“是啊，没再进攻。
我一直守在山脊上，守到天黑看不见人，对面既没进攻，也没打炮。
后半夜接防的15团上来了，我们跟在他们团卫生员后头，稀里糊涂地撤了下去。
在地洞里我们6个人讨论了很久，一直没搞明白袋鼠们为什么攻了一半不攻了，为什么骑1师没有换上来继续攻。
最终结果是，我们守住了天马山主峰阵地，活到了任务完成的那一刻。
可惜了钱贵田，因为受伤没能躲开敌人的枪榴弹，倒在了黎明之前。”
李玉成突然反问陈一鸣，“你不是研究了对面的战史吗，他们怎么说的？”
陈一鸣也一脸迷茫，“骑1师的作战日志，关于天马山战役只记载到9月24日，这与你说的换袋鼠营进攻是吻合的。
可是袋鼠营的军史记录根本没提及进攻作战，他们的日志只包含战斗巡逻和掩护驻防。
查阅他们的伤亡记录，整个9月份只有个位数的阵亡，与你说的战斗经过对不上。
坚果野战炮兵第9团的战地日志有天马山战役，他们在这一地区的火力支援任务一直执行到10月中旬，说明一线是有过激烈交火的。
反正坚果那边的公开记录相互抵触之处很多，25、26两天的一线进攻作战语焉不详。
我怀疑换上来进攻天马山的袋鼠营是西贝货，也就是棒国的炮灰兵。
在联合军那一边，坚果、不列颠、枫叶、袋鼠都有过吸纳棒国兵入列的记录，作战时一视同仁，但统计伤亡时并不计入。
李老有见过袋鼠兵的样子吗？或者听到过他们说话没有？”
陈一鸣刚问出口就觉得自己在犯傻，李老如果真的见过听过，也就不会这么多年都迷惑不解了。
“是吗，难怪那天攻得虎头蛇尾的。”
说是这么说，看李玉成的样子，似乎只是随口问问，对陈一鸣的推测并没有放在心上。
陈一鸣弱弱地问道，“李老，后来呢，你们8个人撤下来之后怎么样了？”
这一次，李玉成沉默了良久，才开口回答。
“姚振标少了两根手指，还是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再也端不起枪扣不下扳机，评了一级伤残退伍了。
回国之后，他在东北，我在粤省，天南海北的再也没见过，只通过几次信。
王副指被抽调到后方重建9连，分开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回国我之后托人打听他的下落，最后查到他搭过师运输连的顺风车，人车就此销声匿迹。
他在前线巴掌大的山头上挨了7天7夜的炸，毛都没掉一根，结果回到后方坐上大卡车了，反倒出了事。
最后给他定的失踪，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在天马山上直接壮烈！”
“壮烈”两个字，李玉成是咬着牙说的，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听得陈一鸣心底发凉。
“伤势最重的刘铁和吕文修都活下来了，刘铁双目失明，吕文修肩膀伤残。
他俩一批出院一批退伍，回国后我找过，没有找到。
那时候士兵单很简略，一个名字，一个老家地址，就完了，他们都不是党员，组织记录也没有，因此那一别就是杳无音讯。
伤势最轻的张树林反倒死在师医院，他腿上的洞耽搁太久导致伤口感染，在手术台上没挺过来。
赵实受伤的那只眼睛保住了，他和魏长征伤愈之后都被整编到8连，就在我们2排，赵实还是我的班副。
后来489.2拔点战斗，我所在的5班又只活下我一个。
魏长征死在爆破火力点的半道上，就在我面前20米不到。
赵实指挥另两个组打迂回，6个人一个也没回来。”
李玉成的声音越来越低沉，陈一鸣要全神贯注才能勉强听得清楚。
“打下489.2之后，我被调到半岛东海岸的反登陆部队，据说是上头要给‘天马山八勇士’留下一个种子。
我在那里呆了3个月，反登陆战斗一场没打，空投过来的特务倒是没少抓。
然后我就风风光光地回国，披红挂彩，大会表彰，首长接见，全国巡回。
这是政治任务，我不做还有谁能做呢？
9连长、王副指、姚振标、老班长，他们都比我更有资格领受那些荣誉，更有资格讲述那7天7夜的经历。
可偏偏是我！”
他伸手往前一推，把录音笔滑到陈一鸣身前。
“你走吧，我知道的都说完了，终于可以把该忘的都忘掉了。”
陈一鸣拿过录音笔，站起身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走出书房。
门外是不知道站了多久的军装小姐姐。
“赵实在我身后帮我把手榴弹两个三个一组地捆一起，他也不架枪，因为手抖得根本就瞄不准。
他捆我扔，连续打退了3次试探性进攻。
最后10个手榴弹，我让赵实5个5个捆，整超大号的。
然后我掏出信号枪，塞进去一颗信号弹。
再见到有人影靠近，我先往天上打了一发信号弹。
这信号弹是有名堂的。
山上山下刚开打的时候，我们还能得到团主力的山炮支援。
最开始是通过步话机与炮营联系，步话机打坏了之后，就往天上打信号弹。
联络信号是提前设定好的，一发信号弹就吊射山脚，二连信号弹就覆盖山头。
打了大半天敌人也摸清了规律，山上再打信号弹，山下就跟着一起打，我们打一发他们就打一片。
然后信号枪就废了，当然我估计炮营的火炮应该也剩不下几门。
因为对面的重炮炮弹最开始都越过我们头顶往后面飞，不用说肯定是奔着炮营去的，后来重炮也开始一起轰击山头，多半是炮营被压制得不能发言了。
我留意过，昨天开始山下进攻的耗子就换人了，新上来的身上制服跟骑1师不一样，装备也不是坚果制式，后来才知道是袋鼠营的兵。
当时我并不知道，只知道新上来的不是骑1师。
我就想，既然是新上阵的，那我冷不丁地突然打信号弹，坡下面肯定要蒙一下子。
我探出头去看得很清楚，山脊下面的兵果然都趴在坑里防炮击，掩护机枪都断了半分钟。
等他们重新站起来，爬不出几米，我又往天上来了一发信号弹，大部分袋鼠又趴下了。
几个不信邪继续往上爬的愣头青，我直接赏了他们一颗5响组合弹。
那动静真不小，从上往下看还真挺像75炮弹的声势。
靠着几发信号弹，我又拖了好半天，直到最后一颗5连发甩出去。
然后就彻底没戏可唱了，手头只有铲子和镐头，还有三八枪上的刺刀。
对了，还有一个吹不响的军号。
整理装备的时候，我顺手插在后腰里，一起带上来了。
我还真试过吹冲锋号，因为之前听慰问团讲故事，友军部队有过吹冲锋号成功吓跑敌人的案例。
可惜那号彻底坏了，完全吹不响。
我后来回想，也有可能是我没力气吹了。
打到最后，我整个胸口、嗓子、嘴里都像是堵着一团一团的东西，咳不出咽不下，压得人背都直不起。
吹号又是个力气活儿，连吹三遍冲锋号，号手就得原地躺下，跟着冲锋不可能。
那些年，司号员吹炸了肺的不是三个两个。
所以我吹不响那个号再正常不过，山头上就没人能吹得响。
我把三八枪给了赵实，自己一手铲子一手镐头，等着山下的袋鼠们冲上山脊的那一刻。
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
……
陈一鸣听得热血沸腾，他知道老李最后没和敌人换命，所以关键时刻一定发生了奇迹。
结果老头儿讲到节骨眼儿上，偏偏停下了。
陈一鸣忍不住开口问道，“李老，后来呢，敌人没再进攻吗？”
李玉成从怔忡的状态中回复过来，回答道，“是啊，没再进攻。
我一直守在山脊上，守到天黑看不见人，对面既没进攻，也没打炮。
后半夜接防的15团上来了，我们跟在他们团卫生员后头，稀里糊涂地撤了下去。
在地洞里我们6个人讨论了很久，一直没搞明白袋鼠们为什么攻了一半不攻了，为什么骑1师没有换上来继续攻。
最终结果是，我们守住了天马山主峰阵地，活到了任务完成的那一刻。
可惜了钱贵田，因为受伤没能躲开敌人的枪榴弹，倒在了黎明之前。”
李玉成突然反问陈一鸣，“你不是研究了对面的战史吗，他们怎么说的？”
陈一鸣也一脸迷茫，“骑1师的作战日志，关于天马山战役只记载到9月24日，这与你说的换袋鼠营进攻是吻合的。
可是袋鼠营的军史记录根本没提及进攻作战，他们的日志只包含战斗巡逻和掩护驻防。
查阅他们的伤亡记录，整个9月份只有个位数的阵亡，与你说的战斗经过对不上。
坚果野战炮兵第9团的战地日志有天马山战役，他们在这一地区的火力支援任务一直执行到10月中旬，说明一线是有过激烈交火的。
反正坚果那边的公开记录相互抵触之处很多，25、26两天的一线进攻作战语焉不详。
我怀疑换上来进攻天马山的袋鼠营是西贝货，也就是棒国的炮灰兵。
在联合军那一边，坚果、不列颠、枫叶、袋鼠都有过吸纳棒国兵入列的记录，作战时一视同仁，但统计伤亡时并不计入。
李老有见过袋鼠兵的样子吗？或者听到过他们说话没有？”
陈一鸣刚问出口就觉得自己在犯傻，李老如果真的见过听过，也就不会这么多年都迷惑不解了。
“是吗，难怪那天攻得虎头蛇尾的。”
说是这么说，看李玉成的样子，似乎只是随口问问，对陈一鸣的推测并没有放在心上。
陈一鸣弱弱地问道，“李老，后来呢，你们8个人撤下来之后怎么样了？”
这一次，李玉成沉默了良久，才开口回答。
“姚振标少了两根手指，还是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再也端不起枪扣不下扳机，评了一级伤残退伍了。
回国之后，他在东北，我在粤省，天南海北的再也没见过，只通过几次信。
王副指被抽调到后方重建9连，分开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回国我之后托人打听他的下落，最后查到他搭过师运输连的顺风车，人车就此销声匿迹。
他在前线巴掌大的山头上挨了7天7夜的炸，毛都没掉一根，结果回到后方坐上大卡车了，反倒出了事。
最后给他定的失踪，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在天马山上直接壮烈！”
“壮烈”两个字，李玉成是咬着牙说的，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听得陈一鸣心底发凉。
“伤势最重的刘铁和吕文修都活下来了，刘铁双目失明，吕文修肩膀伤残。
他俩一批出院一批退伍，回国后我找过，没有找到。
那时候士兵单很简略，一个名字，一个老家地址，就完了，他们都不是党员，组织记录也没有，因此那一别就是杳无音讯。
伤势最轻的张树林反倒死在师医院，他腿上的洞耽搁太久导致伤口感染，在手术台上没挺过来。
赵实受伤的那只眼睛保住了，他和魏长征伤愈之后都被整编到8连，就在我们2排，赵实还是我的班副。
后来489.2拔点战斗，我所在的5班又只活下我一个。
魏长征死在爆破火力点的半道上，就在我面前20米不到。
赵实指挥另两个组打迂回，6个人一个也没回来。”
李玉成的声音越来越低沉，陈一鸣要全神贯注才能勉强听得清楚。
“打下489.2之后，我被调到半岛东海岸的反登陆部队，据说是上头要给‘天马山八勇士’留下一个种子。
我在那里呆了3个月，反登陆战斗一场没打，空投过来的特务倒是没少抓。
然后我就风风光光地回国，披红挂彩，大会表彰，首长接见，全国巡回。
这是政治任务，我不做还有谁能做呢？
9连长、王副指、姚振标、老班长，他们都比我更有资格领受那些荣誉，更有资格讲述那7天7夜的经历。
可偏偏是我！”
他伸手往前一推，把录音笔滑到陈一鸣身前。
“你走吧，我知道的都说完了，终于可以把该忘的都忘掉了。”
陈一鸣拿过录音笔，站起身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走出书房。
门外是不知道站了多久的军装小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