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佑，印刷厂。
处在去往陇佑县城的同一条道路上。
想当年，在杜婉玲帮助下，李秀兰初来印刷厂当临时工的时候，这段路简直就不能称得上是路。
那个时候，在戈壁滩上建一条奢侈的柏油马路实在是划不来的。一方面有限的资源要优先投入到水利农耕上，一方面“要想富先修路”在广袤的戈壁滩上就是个笑话。
在护沙林没规模性的建成之前，一条再宽敞的道路也会被没完没了的沙尘暴瞬间掩盖，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人们是不会傻乎乎地去做的。
所以唯一的一条路，只有简单的被车来车往碾压，自然形成的石子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就算是最牢固耐用的解放大卡，除了尾巴根子后面会扬起一连串漫天的尘土外，上下颠簸的力度能把人的五脏六腑全都从腹腔里抖落出来。
而那时候的印刷厂门，虽说挂着国营厂的鲜亮牌牌，实际上也寒酸的够呛。
大门口，只有一块用白木板做成的门匾，上书写着“红星印刷厂”几个楷体字样，算是个标识所在。五六米宽的厂门也就堪堪同时开进两辆卡车的样子。
厂门窄了些是有好处的，这样一来做门的板材就节省了不少。可别想着用什么铸铁来做大门，五六十年代，团场里的锹镐犁耙都缺铁呢，那时候谁还会奢侈地用铁来做这些门面功夫。
门虽小，可厂区的面积却是占地很大，戈壁滩嘛，土地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了。一排排平房整齐排列着，这让初次见识的李秀兰激动不已。
哇！这就是工厂啊，那可比自家的村落都大了许多，要能在这里上班那该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啊。
一旦有了工作，就能像城里人一样的上班下班，拿着妥妥的工资，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却食不果腹尴尬境地，也许就预示着无穷尽的贫寒黑夜里终于迎来一丝温饱希望的曙光，这对于窘困了不知道多少代的老李家来说，绝对算是个划时代的转折了。
可入厂的当初，也并不非一帆风顺的。
对于李秀兰这个“空降”的临时工，很多人是有意见的。想想就明白，进了厂就意味着拥有了铁饭碗，自家的厂工子弟都没法安排完呢，谁又愿意接受这个不知道从哪个旮旯拐角钻进来抢占位置的人呢。
于是乎，初来乍到的李秀兰没少受到某些人的不待见。
其实，做为接收李秀兰入厂的厂长刘安民当时也挺为难的。
印刷厂与陇佑报社有着诸多重要业务上的往来，当时的杜婉玲，大大小小的也算一级领导人物，人家都上门开口了，这个忙他也很难推托掉。
于是，顶着全厂闲言碎语的压力，杜婉玲又在后面不遗余力的推波助澜，甚至都把团场和印刷厂“搞共建”都拿出来做理由了，这才让李秀兰堪堪有了这个临时性的工作。
只是当时没编制没岗位的，纯属打杂的性质，而且工资还很低，搞得杜婉玲还有点心生愧疚。
不同的命运境遇，对苦累和幸福的标准是不同的，对于金钱的多寡更无从参照衡量。
换句话说，杜婉玲是不可能完全体会李秀兰当时对工作的急迫感。能如此顺利就得到一份难能可贵的工作，这对于当年亟待解决老家困境的她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福音。
自从进了印刷厂，开始了上下班的循环往复，天蒙蒙亮就得骑着车，在石子路上叮叮当当赶上八九里地去上班，中午就着饭盒对付一顿，到下了班时间再叮叮当当赶回家做饭。厂里分配的工作，除了要帮着进出仓库的车辆卸货搬运，还要认真清扫几百平米的仓库卫生，一日都不能落下。
两年间，面对繁杂沉重的工作，很多本应是男人干的体力活，也都让李秀兰给包圆了，虽然纳编的事情看上去遥遥无期，可李秀兰从未叫过一丝的苦，反而心里像是塞满了蜜。
自己是拿着工资的上班族，这比在农村土坷垃里刨食强得不知道多少倍，这点苦累又得了算什么？
肢体是累的，可心里是甜的。
如果没有那个整天在自己面前叉着腰，掉个猪腰子脸，有事没事总要训斥自己两句，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的主任王春菊，那么这种工作者的甜美还真能让人陶醉呢。
而这个直管李秀兰工作的女领导，一进厂就对李秀兰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为了把自己闲置在家、游手好闲弟弟弄进厂里，她没少在背后使阴招。
本想着用点下作的手段，迫使李秀兰知难而退。可几番下来，这个不知进退的李秀兰反而有点越挫越勇的架势。到最后，李秀兰终是被惹急了，干脆撕破了脸皮，宁可丢了临时的工作，也要找个说法。
她那个执拗不屈的性格，也终于在印刷厂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搞得厂领导都没脸没皮下不了台。
哎！这个婆姨的胆子简直就是铁榔头做的。
可没想到，一向谨慎为先的厂长刘安民为了息事宁人，尽可能减小舆论风波，也为了给杜婉玲一个交待。不仅处分了王春菊，而且将李秀兰的临时工给转了正。
这下，失之东隅，得之桑榆，连事后暗自后悔的李秀兰自己都没想到，等待她的会是此等结果！
一时间，李秀兰成了全厂的名人，连带她那个霸气不屈的秉性，也成了职工津津乐道翘大拇哥的对象。
现如今，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厂区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厂房该改建的该建，设备该更新的更新，也有了国营厂该有的规模和派头，而李秀兰也已经算是厂里的老职工了。
相比程家安内敛不显的性子，李秀兰直率粗犷了许多。这两人性别与性格交替互换的结果，不仅让李秀兰常年占据着家庭“霸主”的地位，在工作单位里也是当仁不让的“硬汉作风”。
这倒不是说李秀兰归属于嚣张跋扈的“鹰派”，相对于她在工作上的负责和较真，性格上的这点强势还算不上什么“瑕疵”。
自从纳了编，当上了一名库房的质检员，她比厂领导都在意工作上的细致，甚至已经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这可把一帮协同其工作的同事恨得牙龈直痒痒，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可保不齐厂领导就喜欢李秀兰这种“直筒子”兼“炮筒子”的风格。
放眼全厂，试问谁敢硬着头皮为一点点几乎可以忽略的入库产品质量问题，叉着腰和对方理论个三天三夜？又有谁敢为自己工作上的失误在她面前胡搅蛮缠，甚至骂骂咧咧的？
那还不被李秀兰提着扫帚在厂子里狂追三圈才怪！
就因这，厂里的产品质量提高了不少档次，连日常的机器损耗都下降了不少。提及这个，厂领导没有一个不乐呵呵的。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在阵地在！
套句话说：李秀兰在，仓库就在，质量就在！
有了质量就有了效益，有效益就有更多的奖金可拿。一来二往的，同事们虽然习惯性地避其锋芒，但私底下没有一个不服气地暗暗喝彩一声“真铁娘子也”。
就这样，每年的评功评奖，要是没有了李秀兰的名字，那一定是出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猫腻。
处在去往陇佑县城的同一条道路上。
想当年，在杜婉玲帮助下，李秀兰初来印刷厂当临时工的时候，这段路简直就不能称得上是路。
那个时候，在戈壁滩上建一条奢侈的柏油马路实在是划不来的。一方面有限的资源要优先投入到水利农耕上，一方面“要想富先修路”在广袤的戈壁滩上就是个笑话。
在护沙林没规模性的建成之前，一条再宽敞的道路也会被没完没了的沙尘暴瞬间掩盖，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人们是不会傻乎乎地去做的。
所以唯一的一条路，只有简单的被车来车往碾压，自然形成的石子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就算是最牢固耐用的解放大卡，除了尾巴根子后面会扬起一连串漫天的尘土外，上下颠簸的力度能把人的五脏六腑全都从腹腔里抖落出来。
而那时候的印刷厂门，虽说挂着国营厂的鲜亮牌牌，实际上也寒酸的够呛。
大门口，只有一块用白木板做成的门匾，上书写着“红星印刷厂”几个楷体字样，算是个标识所在。五六米宽的厂门也就堪堪同时开进两辆卡车的样子。
厂门窄了些是有好处的，这样一来做门的板材就节省了不少。可别想着用什么铸铁来做大门，五六十年代，团场里的锹镐犁耙都缺铁呢，那时候谁还会奢侈地用铁来做这些门面功夫。
门虽小，可厂区的面积却是占地很大，戈壁滩嘛，土地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了。一排排平房整齐排列着，这让初次见识的李秀兰激动不已。
哇！这就是工厂啊，那可比自家的村落都大了许多，要能在这里上班那该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啊。
一旦有了工作，就能像城里人一样的上班下班，拿着妥妥的工资，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却食不果腹尴尬境地，也许就预示着无穷尽的贫寒黑夜里终于迎来一丝温饱希望的曙光，这对于窘困了不知道多少代的老李家来说，绝对算是个划时代的转折了。
可入厂的当初，也并不非一帆风顺的。
对于李秀兰这个“空降”的临时工，很多人是有意见的。想想就明白，进了厂就意味着拥有了铁饭碗，自家的厂工子弟都没法安排完呢，谁又愿意接受这个不知道从哪个旮旯拐角钻进来抢占位置的人呢。
于是乎，初来乍到的李秀兰没少受到某些人的不待见。
其实，做为接收李秀兰入厂的厂长刘安民当时也挺为难的。
印刷厂与陇佑报社有着诸多重要业务上的往来，当时的杜婉玲，大大小小的也算一级领导人物，人家都上门开口了，这个忙他也很难推托掉。
于是，顶着全厂闲言碎语的压力，杜婉玲又在后面不遗余力的推波助澜，甚至都把团场和印刷厂“搞共建”都拿出来做理由了，这才让李秀兰堪堪有了这个临时性的工作。
只是当时没编制没岗位的，纯属打杂的性质，而且工资还很低，搞得杜婉玲还有点心生愧疚。
不同的命运境遇，对苦累和幸福的标准是不同的，对于金钱的多寡更无从参照衡量。
换句话说，杜婉玲是不可能完全体会李秀兰当时对工作的急迫感。能如此顺利就得到一份难能可贵的工作，这对于当年亟待解决老家困境的她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福音。
自从进了印刷厂，开始了上下班的循环往复，天蒙蒙亮就得骑着车，在石子路上叮叮当当赶上八九里地去上班，中午就着饭盒对付一顿，到下了班时间再叮叮当当赶回家做饭。厂里分配的工作，除了要帮着进出仓库的车辆卸货搬运，还要认真清扫几百平米的仓库卫生，一日都不能落下。
两年间，面对繁杂沉重的工作，很多本应是男人干的体力活，也都让李秀兰给包圆了，虽然纳编的事情看上去遥遥无期，可李秀兰从未叫过一丝的苦，反而心里像是塞满了蜜。
自己是拿着工资的上班族，这比在农村土坷垃里刨食强得不知道多少倍，这点苦累又得了算什么？
肢体是累的，可心里是甜的。
如果没有那个整天在自己面前叉着腰，掉个猪腰子脸，有事没事总要训斥自己两句，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的主任王春菊，那么这种工作者的甜美还真能让人陶醉呢。
而这个直管李秀兰工作的女领导，一进厂就对李秀兰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为了把自己闲置在家、游手好闲弟弟弄进厂里，她没少在背后使阴招。
本想着用点下作的手段，迫使李秀兰知难而退。可几番下来，这个不知进退的李秀兰反而有点越挫越勇的架势。到最后，李秀兰终是被惹急了，干脆撕破了脸皮，宁可丢了临时的工作，也要找个说法。
她那个执拗不屈的性格，也终于在印刷厂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搞得厂领导都没脸没皮下不了台。
哎！这个婆姨的胆子简直就是铁榔头做的。
可没想到，一向谨慎为先的厂长刘安民为了息事宁人，尽可能减小舆论风波，也为了给杜婉玲一个交待。不仅处分了王春菊，而且将李秀兰的临时工给转了正。
这下，失之东隅，得之桑榆，连事后暗自后悔的李秀兰自己都没想到，等待她的会是此等结果！
一时间，李秀兰成了全厂的名人，连带她那个霸气不屈的秉性，也成了职工津津乐道翘大拇哥的对象。
现如今，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厂区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厂房该改建的该建，设备该更新的更新，也有了国营厂该有的规模和派头，而李秀兰也已经算是厂里的老职工了。
相比程家安内敛不显的性子，李秀兰直率粗犷了许多。这两人性别与性格交替互换的结果，不仅让李秀兰常年占据着家庭“霸主”的地位，在工作单位里也是当仁不让的“硬汉作风”。
这倒不是说李秀兰归属于嚣张跋扈的“鹰派”，相对于她在工作上的负责和较真，性格上的这点强势还算不上什么“瑕疵”。
自从纳了编，当上了一名库房的质检员，她比厂领导都在意工作上的细致，甚至已经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这可把一帮协同其工作的同事恨得牙龈直痒痒，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可保不齐厂领导就喜欢李秀兰这种“直筒子”兼“炮筒子”的风格。
放眼全厂，试问谁敢硬着头皮为一点点几乎可以忽略的入库产品质量问题，叉着腰和对方理论个三天三夜？又有谁敢为自己工作上的失误在她面前胡搅蛮缠，甚至骂骂咧咧的？
那还不被李秀兰提着扫帚在厂子里狂追三圈才怪！
就因这，厂里的产品质量提高了不少档次，连日常的机器损耗都下降了不少。提及这个，厂领导没有一个不乐呵呵的。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在阵地在！
套句话说：李秀兰在，仓库就在，质量就在！
有了质量就有了效益，有效益就有更多的奖金可拿。一来二往的，同事们虽然习惯性地避其锋芒，但私底下没有一个不服气地暗暗喝彩一声“真铁娘子也”。
就这样，每年的评功评奖，要是没有了李秀兰的名字，那一定是出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猫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