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的第三天，历史系正式开课。
相比较要上一周劳动课的77级，78级的小伙伴就幸福多了。
不用上劳动课，也不用军训。
当然，开课是本科生的事情，对于研究生来说，除了每周的导师见面会，其他时间随意。
然而，那是对别人的，苏亦可没有那么潇洒，因为他没有读过本科，宿白先生直接让他跟着本科生上课。
什么时候，授课老师觉得他的水平可以了，他便可以自由选修课程。
这样一来，可就要了苏亦的命。
他之前之所以报考研究生，不愿意读本科，除了高考需要考公共课程之外，更大的原因就是本科的课程太枯燥乏味，同样，也太基础了，还有就是时间太不自由。
都读研究生了，还跟本科生一样，天天按部就班在课堂被动接受老师教授专业知识，那这研究生白读了。
当然，宿白先生也不是真的让他跟本科生一样在历史系读四年书，要真是这样，直接把转入本科就行了，还留他当研究生干啥。
用大师兄马世昌的话来说，就是宿先生想要磨一磨苏亦这个小师弟的性子，同样，也想让他接受一下系统的本科课程，夯实他的历史基础。
于是，就这样，苏亦在北大的一堂课就是跟随着历史系的本科生在上中国通史。
依旧是文史楼的阶梯教室，而授课的老师名字让苏亦有些陌生张光达。
不过来上课之前，苏亦多少了解对方的资料，知道这位老师是河北青县人，1953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是历史系的副教授，57年的时候，受到一些冲击，但，在北大历史系属于学术水平极为优秀的中青年教授。
没有错，31年出生，还不到五十年岁的张光达，在北大历史系已经属于第二梯队的的骨干教授了。
再上面，就是邓广铭先生这些老一辈的教授了。
而且根据马世昌的讲述，张光达致力水平还是很不错的。
更加难得是，他还通晓多种外语。
治学注意借鉴中外历史学家的经验，重视利用出土文书资料考证中外文献记载。研究重点为西域史地，特别重视研究唐代典章制度和中原文明对西域绿洲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来多民族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各种文化在西域汇聚和汇合的过程。
来之前，马世昌还对苏亦说，“你之前发言的时候不是提到蒙满回藏鲜之学吗？这些领域，跟张教授也重叠部分，你上他的课，或许有意外之喜。”
话虽如此，但苏亦真的跟着本科上通史课程的时候，意外倒是没有感受到，倒是，这位张教授挺意外了。
因为这老师见到坐在后面的蹭课的苏亦之后，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宿教授的高足也来听课，看来，我这堂课要好好讲了。”
瞬间，课堂又是一阵哄笑。
因为苏亦在历史系太出名了，想要低调都不行，就算他刻意坐在阶梯教授的后面也没用，照样被认出来。
“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是历史系的两门基础课，新生一进大学就开始上，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三个专业都在一起上课。
所以大教室里面七八十个人，这一哄笑，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苏亦的身上。
好在对于这种目光，苏亦都习惯了，也没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连忙回话，“因为我没读过大学，所以想跟诸位同学一起来上课，如果张老师不介意的话，我以后时间允许的话都会过来，您看行吗？”
张光达笑，“自然是可以，我们北大的大课别说咱们历史系的研究生，就算其他院系的学生过来，咱们都欢迎。”
也对。
北大各院系之间的大课，互相蹭课的学生特别多。
有时候，本科生研究生都如此，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课就去蹭。
教室的座位不够，就挤在过道上，实在不行，混在走廊上也可以。
这也算是这跟年代北大的风气。
到了后世，这种风气就没有浓厚。
这个时候，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还没有出版，北大的自己的教材也没有出来，使用的还是剪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作为北大前任历史系主任，剪老在北大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他编著的中国史纲是在重庆时期完成的，甚至编著完毕，第一个就送给周总理观阅。
这本书，用后世的眼光来看，肯定有许多不足，但剪伯赞先生被称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说明他的开创之举，在这本书融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观念。
一直以来都是北大历史系的主要通史教材。
实际上，这个年代，不仅仅是有中国史纲还有郭老中国史稿，不过中国史稿是郭老集社科院历史所全体之力编著的，而中国史纲要则是剪老集北大之力编著而成的，各有各有的优缺点。
但在这个年代，都是优秀的通史教材。
对于苏亦来说，唯一的缺憾，就是意识形态太过于浓厚，当然，对于这个时代的学生来说，这依旧不可多得优秀的教材。
而且，跟大部分的通史教材一样，都是从史前时代开始讲述的，毕竟大家都熟悉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夏商周。
不过因为时代限制，考古材料有些不足，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跟现实有出入。
比如争议极大的夏朝，在这本书里面基本上给出了确定的答案。
不过这个缺点，不仅在中国史纲要里面，就连历博的中国陈列也存在这样的缺憾。
但对于初窥门径的历史系第一新生来说，这本书的内容足够了。
不过对于苏亦来说，这本书教授的内容太浅了。
尤其是关于旧石器时代的讲述，对于他这个考古专业出身的学生来说槽点太多。
甚至，人类起源部分几乎都是一笔带过。
带过了怎么办？
只能不讲述了。
同样，张光达教授也没有讲述。
所以整节课停下来，苏亦昏昏欲睡。
等到下课的时候，还是旁边的学生把他摇醒，刚走出教室就发现张光达教授刻意停下来等他。
“苏亦同学，咱们聊一聊？”张教授说。
对于这样的提议，苏亦当然无法拒绝。
两人一边走边聊，主要是张光达在问，“苏亦同学，刚才在课堂上一直在睡觉，是觉得我讲课的水平不行吗？”
苏亦连忙摇头，“并非如此，张教授授课很风趣，同学都喜欢听，只不过通史，对于我来说，内容太过于基础了。”
张光达哑然失笑，“也对，你可是连何尊铭文都读懂的人，甚至还是考古专业的研究生，今天这节课讲述就是史前时代，这就是你们考古专业的大本营，浅薄也是应该的，同样，这也不是我的所擅长的。”
苏亦点头，“来之前马世昌师兄跟我说过张老师的情况，所以希望能跟学习一下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出土官府文书、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等方面的研究。毕竟，我是学佛教考古的，未来肯定离不来这些内容。”
张光达恍然，“原来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苏亦说，“宿先生觉得我在这个方面基础不足，就给我推荐张老师您。”
张光达说，“那行，下一次过来，我给你推荐一个书单吧，到时候，你就写一篇关于西域史方面的论文，什么时候写完了，你就不用过来我这边听课了，系里面安排我的课程估计要到大二大三了。”
话虽如此，但张光达还直接给苏亦当场推荐书单了。
恰好苏亦有空，就顺带跑一趟图书馆。
文史楼三楼是考古专业的阅览室，但收藏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关于考古专业的，一些历史类藏书还是要去图书馆借阅。
北大的图书馆是75年刚建成，也就是后世的老馆。
今年才78年，也才建好三年，对于这年代北大学生来说，北大图书馆可以说整个北大最为豪华的建筑物了。
尤其是图书馆大厅还摆着一本巨大的牛津词典，厚厚的外语词典就直接摆放在图书馆的大厅的中央，对于每一个进入图书馆的北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力。
不说别的，在视觉效果上就极为震撼。
也向北大的全体学生传递一个信息，英语时代要到来了。
苏亦上一次跟陈飞过来图书馆借书的时候，还没有怎么注意到这点，到这一次过来，怎么都没有办法忽略这个存在。
苏亦只能够感慨，自己的心境变了。
那天我从图书馆南门进去，一上二楼就见前面有一位白发老人，他步履快捷不失稳健，每到一个阅览室门口都要停下来侧身朝里面探望一阵。这样我很快就赶到了老人的前面，于是不禁回头去看他，顿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头短发精白，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典型的鹤发童颜！老人每看到阅览室里坐满了发愤读书的学生，脸上就露出欣喜满意的笑容。见此容貌神情，我猜想老人一定是一位学术大师。
正好我们都走到二楼中央的出纳台借书，在他填借书条的时候我特意看他的签名周一良，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编通史”的主编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同学们都简称为“周编通史”！换了现在，我一定会马上请周先生给签个名，像粉丝们经常做的那样。可惜当时我有那个心还没那个胆，只有呆呆地站在那儿，直到看着周先生的背影渐渐离去，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感到能在这样的学术权威身边学习真是幸福极了！
后来我知道，周先生不仅是我国的世界史学术权威，也是中国史的学术权威，是学术界所谓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大名旦”之一另外三位是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当时我从图书馆借读了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那时还只有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的那一版，我特别喜欢那一版正文中小字夹注的格式，感觉文字内容厚重，学术感特别强。这本书后来由北大出版社再版，改了版式用页下注。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向周先生请教时谈到我更喜欢旧版，周先生温和地笑了熟悉的人肯定都知道，周先生的笑容非常有特点，我想那应该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儒雅敦厚，说出版社认为那样不便读者阅读。
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栖霞山考察时，宿先生近八十高龄还与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画萧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听，随之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46年10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和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分别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名誉教授和兼任讲师，宿先生随陈援庵先生学习史源学，尤其佛籍目录，后来为我们开设汉文佛籍目录时，明确提出：“要初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一、如何检查汉文佛籍？二、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1940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9087种售予北京大学，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纯版本性质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历代流传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时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写本和朝鲜古刻本等。宿先生从赵斐云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因当时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便“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氏书”。
相比较要上一周劳动课的77级，78级的小伙伴就幸福多了。
不用上劳动课，也不用军训。
当然，开课是本科生的事情，对于研究生来说，除了每周的导师见面会，其他时间随意。
然而，那是对别人的，苏亦可没有那么潇洒，因为他没有读过本科，宿白先生直接让他跟着本科生上课。
什么时候，授课老师觉得他的水平可以了，他便可以自由选修课程。
这样一来，可就要了苏亦的命。
他之前之所以报考研究生，不愿意读本科，除了高考需要考公共课程之外，更大的原因就是本科的课程太枯燥乏味，同样，也太基础了，还有就是时间太不自由。
都读研究生了，还跟本科生一样，天天按部就班在课堂被动接受老师教授专业知识，那这研究生白读了。
当然，宿白先生也不是真的让他跟本科生一样在历史系读四年书，要真是这样，直接把转入本科就行了，还留他当研究生干啥。
用大师兄马世昌的话来说，就是宿先生想要磨一磨苏亦这个小师弟的性子，同样，也想让他接受一下系统的本科课程，夯实他的历史基础。
于是，就这样，苏亦在北大的一堂课就是跟随着历史系的本科生在上中国通史。
依旧是文史楼的阶梯教室，而授课的老师名字让苏亦有些陌生张光达。
不过来上课之前，苏亦多少了解对方的资料，知道这位老师是河北青县人，1953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是历史系的副教授，57年的时候，受到一些冲击，但，在北大历史系属于学术水平极为优秀的中青年教授。
没有错，31年出生，还不到五十年岁的张光达，在北大历史系已经属于第二梯队的的骨干教授了。
再上面，就是邓广铭先生这些老一辈的教授了。
而且根据马世昌的讲述，张光达致力水平还是很不错的。
更加难得是，他还通晓多种外语。
治学注意借鉴中外历史学家的经验，重视利用出土文书资料考证中外文献记载。研究重点为西域史地，特别重视研究唐代典章制度和中原文明对西域绿洲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来多民族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各种文化在西域汇聚和汇合的过程。
来之前，马世昌还对苏亦说，“你之前发言的时候不是提到蒙满回藏鲜之学吗？这些领域，跟张教授也重叠部分，你上他的课，或许有意外之喜。”
话虽如此，但苏亦真的跟着本科上通史课程的时候，意外倒是没有感受到，倒是，这位张教授挺意外了。
因为这老师见到坐在后面的蹭课的苏亦之后，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宿教授的高足也来听课，看来，我这堂课要好好讲了。”
瞬间，课堂又是一阵哄笑。
因为苏亦在历史系太出名了，想要低调都不行，就算他刻意坐在阶梯教授的后面也没用，照样被认出来。
“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是历史系的两门基础课，新生一进大学就开始上，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三个专业都在一起上课。
所以大教室里面七八十个人，这一哄笑，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苏亦的身上。
好在对于这种目光，苏亦都习惯了，也没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连忙回话，“因为我没读过大学，所以想跟诸位同学一起来上课，如果张老师不介意的话，我以后时间允许的话都会过来，您看行吗？”
张光达笑，“自然是可以，我们北大的大课别说咱们历史系的研究生，就算其他院系的学生过来，咱们都欢迎。”
也对。
北大各院系之间的大课，互相蹭课的学生特别多。
有时候，本科生研究生都如此，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课就去蹭。
教室的座位不够，就挤在过道上，实在不行，混在走廊上也可以。
这也算是这跟年代北大的风气。
到了后世，这种风气就没有浓厚。
这个时候，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还没有出版，北大的自己的教材也没有出来，使用的还是剪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作为北大前任历史系主任，剪老在北大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他编著的中国史纲是在重庆时期完成的，甚至编著完毕，第一个就送给周总理观阅。
这本书，用后世的眼光来看，肯定有许多不足，但剪伯赞先生被称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说明他的开创之举，在这本书融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观念。
一直以来都是北大历史系的主要通史教材。
实际上，这个年代，不仅仅是有中国史纲还有郭老中国史稿，不过中国史稿是郭老集社科院历史所全体之力编著的，而中国史纲要则是剪老集北大之力编著而成的，各有各有的优缺点。
但在这个年代，都是优秀的通史教材。
对于苏亦来说，唯一的缺憾，就是意识形态太过于浓厚，当然，对于这个时代的学生来说，这依旧不可多得优秀的教材。
而且，跟大部分的通史教材一样，都是从史前时代开始讲述的，毕竟大家都熟悉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夏商周。
不过因为时代限制，考古材料有些不足，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跟现实有出入。
比如争议极大的夏朝，在这本书里面基本上给出了确定的答案。
不过这个缺点，不仅在中国史纲要里面，就连历博的中国陈列也存在这样的缺憾。
但对于初窥门径的历史系第一新生来说，这本书的内容足够了。
不过对于苏亦来说，这本书教授的内容太浅了。
尤其是关于旧石器时代的讲述，对于他这个考古专业出身的学生来说槽点太多。
甚至，人类起源部分几乎都是一笔带过。
带过了怎么办？
只能不讲述了。
同样，张光达教授也没有讲述。
所以整节课停下来，苏亦昏昏欲睡。
等到下课的时候，还是旁边的学生把他摇醒，刚走出教室就发现张光达教授刻意停下来等他。
“苏亦同学，咱们聊一聊？”张教授说。
对于这样的提议，苏亦当然无法拒绝。
两人一边走边聊，主要是张光达在问，“苏亦同学，刚才在课堂上一直在睡觉，是觉得我讲课的水平不行吗？”
苏亦连忙摇头，“并非如此，张教授授课很风趣，同学都喜欢听，只不过通史，对于我来说，内容太过于基础了。”
张光达哑然失笑，“也对，你可是连何尊铭文都读懂的人，甚至还是考古专业的研究生，今天这节课讲述就是史前时代，这就是你们考古专业的大本营，浅薄也是应该的，同样，这也不是我的所擅长的。”
苏亦点头，“来之前马世昌师兄跟我说过张老师的情况，所以希望能跟学习一下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出土官府文书、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等方面的研究。毕竟，我是学佛教考古的，未来肯定离不来这些内容。”
张光达恍然，“原来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苏亦说，“宿先生觉得我在这个方面基础不足，就给我推荐张老师您。”
张光达说，“那行，下一次过来，我给你推荐一个书单吧，到时候，你就写一篇关于西域史方面的论文，什么时候写完了，你就不用过来我这边听课了，系里面安排我的课程估计要到大二大三了。”
话虽如此，但张光达还直接给苏亦当场推荐书单了。
恰好苏亦有空，就顺带跑一趟图书馆。
文史楼三楼是考古专业的阅览室，但收藏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关于考古专业的，一些历史类藏书还是要去图书馆借阅。
北大的图书馆是75年刚建成，也就是后世的老馆。
今年才78年，也才建好三年，对于这年代北大学生来说，北大图书馆可以说整个北大最为豪华的建筑物了。
尤其是图书馆大厅还摆着一本巨大的牛津词典，厚厚的外语词典就直接摆放在图书馆的大厅的中央，对于每一个进入图书馆的北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力。
不说别的，在视觉效果上就极为震撼。
也向北大的全体学生传递一个信息，英语时代要到来了。
苏亦上一次跟陈飞过来图书馆借书的时候，还没有怎么注意到这点，到这一次过来，怎么都没有办法忽略这个存在。
苏亦只能够感慨，自己的心境变了。
那天我从图书馆南门进去，一上二楼就见前面有一位白发老人，他步履快捷不失稳健，每到一个阅览室门口都要停下来侧身朝里面探望一阵。这样我很快就赶到了老人的前面，于是不禁回头去看他，顿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头短发精白，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典型的鹤发童颜！老人每看到阅览室里坐满了发愤读书的学生，脸上就露出欣喜满意的笑容。见此容貌神情，我猜想老人一定是一位学术大师。
正好我们都走到二楼中央的出纳台借书，在他填借书条的时候我特意看他的签名周一良，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编通史”的主编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同学们都简称为“周编通史”！换了现在，我一定会马上请周先生给签个名，像粉丝们经常做的那样。可惜当时我有那个心还没那个胆，只有呆呆地站在那儿，直到看着周先生的背影渐渐离去，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感到能在这样的学术权威身边学习真是幸福极了！
后来我知道，周先生不仅是我国的世界史学术权威，也是中国史的学术权威，是学术界所谓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大名旦”之一另外三位是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当时我从图书馆借读了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那时还只有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的那一版，我特别喜欢那一版正文中小字夹注的格式，感觉文字内容厚重，学术感特别强。这本书后来由北大出版社再版，改了版式用页下注。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向周先生请教时谈到我更喜欢旧版，周先生温和地笑了熟悉的人肯定都知道，周先生的笑容非常有特点，我想那应该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儒雅敦厚，说出版社认为那样不便读者阅读。
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栖霞山考察时，宿先生近八十高龄还与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画萧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听，随之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46年10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和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分别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名誉教授和兼任讲师，宿先生随陈援庵先生学习史源学，尤其佛籍目录，后来为我们开设汉文佛籍目录时，明确提出：“要初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一、如何检查汉文佛籍？二、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1940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9087种售予北京大学，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纯版本性质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历代流传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时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写本和朝鲜古刻本等。宿先生从赵斐云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因当时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便“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