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咱们国内，提到敦煌学，就不得不提罗振玉，他是敦煌学的奠基人。他于1909年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开始了敦煌学的历史。然后30年代后期是敦煌学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对敦煌文献文物进行整理与考订，后一段主要到英法两京了解流散国外的敦煌卷子情况，抄录拍照、编目序跋，把被掠走的经卷接回来。”
其实，王永兴口中的接回来，还不如说是抄回来的。
为了把这些流失在国外博物馆的经卷抄回来，国内的学者花费了极大的心血。
因此，20世纪的敦煌学，敦煌文学研究是从搜集、著录、整理敦煌文献开始的。
国内搜集到那么多敦煌经卷内容，离不开一代代学者的努力。
这一时期的敦煌文献著录实际上分为五大块，即国内、巴黎、伦敦敦煌文献目录和有关文献散录以及敦煌文学专科目录。敦煌文献的整理和搜集、著录是同步的。
最早的整理者是王仁俊。紧接着，罗振玉及罗氏家族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敦煌文学专题文献的出版也始于罗振玉。此外，刘复、郑振铎等也为敦煌文献的整理做出了贡献。
说着，王永兴就开始分享在1949年前，国内众多学者整理搜集敦煌文书的艰难经历。
“1909年6月伯希和拜访端方两江总督向他透露了敦煌文书。端方想回购，伯希和却不乐意，伯希和这个人占有欲很强，他获得这些敦煌文书，亲自保管，从不让外人染指，更别说发表了。直到1945年他去世，这些文献资料都鲜少示人。以及他的日记旅途中的笔记本：19061908年、在他西域探险结束100周年时，才整理出版了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
“这种情况下，他好不容易购买到敦煌经书怎么能会让人回购，然而，伯希和这个人终究是学者，他好不容易获得这些珍惜文献，他是要向外界公布的，所以，他到北京以后就广邀中国学者参加他展览会。端方就通过董康将消息告诉北京学界罗振玉、王仁俊、蒋黻、董康、曹元忠、叶恭绰等人，让他妈前往八宝胡同参观，并拍照、抄录经卷开始了敦煌经卷的研究。甚至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的展览会上，正式提出影印所携精要之本和已运回法国的卷子要求的便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
“不过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罗振玉了。在清政府时期，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为敦煌文献的收集做了不少努力。”
“尤其是罗振玉，在敦煌遗书的收集方面可谓厥功至伟。正是在罗振玉的奔走呼吁下清政府才将敦煌残余经卷运至北京归京师图书馆收藏。罗振玉虽未参加六国饭店的展览会，但正是他请端方敦请伯希和出售随身携带的和已运回的卷子照片，又多次写信向伯希和索要敦煌写卷照片。”
“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跟王国维在日本一呆就是8年，这个期间，也整理了不少敦煌遗书在内的出土文献。除了在日本公私收藏者处搜集敦煌文献之外，他还从曾前往欧洲调查敦煌写本的日本学者那里获得不少敦煌文献。1910年罗振玉计划刊行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委托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去巴黎，张元济又到伦敦和斯坦因商谈影印敦煌遗书但最终没有结果。”
“就算如此，罗振玉依旧在努力搜集，1913年罗又与伯希和、沙畹、斯坦因联系欲亲往欧洲调查敦煌遗书，在沙畹等学者的努力下，罗王一切就绪，但因战争原因未能成行。王国维在日本充分利用日本学者收集的敦煌文献，校勘了不少文学作品，写了许多研究文章。”
说到这里，王永兴环绕一周，然后望向台下，问，“除了罗王二人，诸位还知道哪些学者也曾经在海外搜集过敦煌文献吗？”
一下子，还真没有人回答。
大家有可能知道，但不好意思站出来，也有可能是真不知道。
所以此刻，大家都相互对视，期望能够从旁边的同学眼中得切确的答案。
奈何，并没有。
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代的限制，在资讯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大家检索资料靠的是去图书馆参阅，如果没有刻意关注这个方面的知识，想要猜都很难猜测。
然后，慢慢的，众人的目光就汇集在苏亦的身上了，因为在场的众人，包括前来蹭课的，除了苏亦之外，就没一个研究生。
而且，他之前还回答了王永兴的提问，这种情况下，大家只能够把期待放在他的身上了。
这种下，王永兴当然不会忽略掉苏亦，“嗯，苏亦同学，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对于这段历史，苏亦并不陌生。
他复试结束，在北大兜里一周，就翻看了不少关于这个方面的书籍。
后世也有不少的学者在整理关于敦煌文书流失史或者说中国文物流失史方面的著作。
甚至，苏亦还写过相关论文。
所以，苏亦站起来之后，几乎就把涉及到他的学者点了一遍。
苏亦说，“据我所知，这里面的学者还挺多的，比如，之前王先生提到的董康，他就曾经到欧洲以及日本抄写过不少的敦煌卷子。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傅芸子、刘半农、胡适、郑振铎、浦江、张素痴、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诸位先生。”
结果，他刚说完，台下就传来一阵热烈的议论声。
“妈呀，怎么那么多人啊。”
“对啊，那么多人，刚才大家怎么都没能猜出来一个呢。”
“真没有想到连胡适先生也在其中。”
“对啊，确实没有想到，不过除了刘半农以及向达两位先生之外，其他的，我一人都不认识。”
“这两位是咱们北大的教授，其他的诸位先生并非出自于咱们北大，不知道的也正常。”
“别扯，郑振铎部长，你们会不知道？”
“好吧，我忘了还有郑部长了。”
“其他的几位先生，我确实不知道了。”
“我说你们就不疑惑，小师兄怎么就知道那么多吗？”
“废话，这有什么好疑惑的，你们要是都知道了，不早就读研了？还需要跟我们坐在这里。”
“读研怎么了，小师兄不也跟我们在一起上课吗？”
歪楼了。
但不管如何，众人对于苏亦的崇拜已经更上一个台阶。
实际上，不仅台下的学生惊讶，就连台上的王永兴也惊讶不已。
他还真没有想到苏亦会对这段历史也了解得如此清楚。
要是没有怎么做过研究，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所以他望向苏亦，笑道，“研究过敦煌学？”
苏亦也不隐瞒，“具体的经卷写本没有研究，但我对敦煌学术史比较感兴趣，因为，导师宿白先生在敦煌考古方面也做了不少的研究，而且，我师兄马世昌又在敦煌工作多年，难免会好奇。”
王永兴恍然，然后望向苏亦突然说道，“要不苏亦同学，接下来这节课，你来跟同学们说说一下，这些前辈在国外搜集敦煌文献的经历如何？”
苏亦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位王永兴先生如此特立独行，竟然当众就让他上台讲课，一时之间，苏亦有些犹豫。
“王先生，合适吗？”
王永兴反问，“有什么不合适？”
说着，望向台下的学生，“同学们，想不想听，你们小师兄给你们上这节课？”
“想！”
台下学生轰然响应。
王永兴望向苏亦，笑，“现在听到同学们的心声了吧？”
都这样了，苏亦还能怎么样。
只能够硬着头皮上台了。
然后，王永兴就真的让开讲台的位置给苏亦。
苏亦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北大的第一堂课，竟然是在王永兴的课堂上而非他导师的宿白先生。
“1922年，董康辞财政总长职，率实业考察团到达巴黎，埋首图书馆抄写敦煌卷子，后又往伦敦抄得云谣集等珍贵文学史料。1926年后避难日本，尔后又三次前往日本，著书舶庸谈，著录、抄录了日本公私收藏的写卷，日本学者从伦敦、巴黎摄回的写卷和国内流失到日本的写卷如刘廷琛藏敦煌经卷目录。
“1922年，董康游历欧美，在英国和法国，在伯希和等人帮助下，董康查阅了敦煌文书数十部，将六十余种拍摄成照片。学术界有评价说董康是最早主动，为英国藏敦煌文献拍摄照片的中国人。此外，董康还到日本抄录和收集敦煌文献。在日本期间，董康做了大量的访求工作，特别是敦煌卷子、手写本文馆词林等。”
“此外，傅芸子1932年赴日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对于日本公私藏书有精到研究。40年代初回咱们北大任教，著有俗文学讲稿以及一系列论文对敦煌文学用力甚勤。在日本期间，他抄录了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小岛右马、冈崎文夫、那波利贞、矢吹庆辉等人从欧洲收集到的敦煌俗文学文献，澄清了不少问题。”
“1920年刘半农留学伦敦，第二年转巴黎读博。他把目光对准了巴黎所藏的敦煌文献利用余暇时间手抄了104种敦煌文学、社会、语言材料。刘氏一抄就是五年。他在法国巴黎大学这些年抄录敦煌文献成为他的主要副业。”
“除此之外，1926年，胡适参加在英国召开的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来到伦敦，尔后又前往巴黎，胡适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写中国禅宗史而查阅敦煌卷子同时意外地获得了不少文学史料。”
1927年郑振铎避难巴黎，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借到的第一份中国古籍便是敦煌文书。也曾经抄录部分文书，1928年回国1929年发表敦煌的俗文学和词的启源后来又将所得俗文学整理出版。”
郑振铎啥人？头衔很多，但苏亦更加熟悉他翻译的飞鸟集。
“30年代国家公派的学者终于起程前往欧洲调查敦煌文献。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自费到图书馆去抄写敦煌卷子。然而，国内的学者去抄录这些文献并非一帆风顺，同样也遭受到很多挫折以及刁难。”
“比如，1933年底北平图书馆托清华大学浦江清与大英博物馆商拍摄敦煌文献佛经以外的写本，遭到拒绝。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请求入库选取部分抄录，再次遭到拒绝，甚至义务为之编目也遭到拒绝。”
“然后，1934年，浦江清的好友张素痴来到了大英博物馆。考虑到浦江清吃闭门羹，张素痴谁也不惊动，直接到陈列室内，利用展品的更换，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了十数种珍贵的敦煌写本资料。像武则天时代的经书长卷，18岁的女子以10匹绢的价格被卖掉的卖女契，妻子如何给婆婆及丈夫写信的范文，解梦书，现存最早讲解围棋战术的棋经等，就是这样抄回来的。”
“北平图书馆对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书的搜集一直在持续，并没有浦江的遭遇而停滞不前，1934年秋北平图书馆负责人袁同礼派编撰部索引组组长王重民前往巴黎查阅和编辑摄影敦煌遗书，直至1939年德国军队占领巴黎才前往美国。期间，1935年年底，王重民又利用圣诞节假期前往伦敦观看敦煌卷子。王重民从1934年开始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整整5年期间，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一直到1947年，王重民夫妇在滞留国外十多年后才回国。”
“同样，1935年袁同礼因写经组组长向达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派他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然而，等1936年秋，来到伦敦的向达先生却备受刁难。”
“在向达先生的通信之中，曾经记录过这个过程：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我在不列颠博物馆阅读敦煌卷子。因为小翟理斯博士的留难一年之间看到的汉文和回鹘文卷子共才五百卷左右.....我所看到的其中重要的部分都替北京图书馆照了相当时并替清华大学也照了一分后来王有三先生到伦敦又替北京图书馆补照了一些。”
“现在这些照片仍然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可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1937年又到法国巴黎研究敦煌遗书。1938年，向达带着手抄、拍照、晒图所得的几百万字的资科回国。”
“除此之外，1934年姜亮夫留学法国1935年开始抄录拍摄文物古籍光照片就拍了3000多张，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
姜亮夫曾在他的著作之中，记录着经历，“我在一九三九年曾去翻阅过近千卷，也摄制了些儒家经典、韵书、字书、老子卷子，并抄录了些有关文学史地的卷子校录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经典真是美不胜收的祖国文化的宝库呵连在伦敦所抄得的，辑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经籍校录与杂录诸书。”
“1948年王庆菽自费前往英国陪读。1949年初来到伦敦从头到尾阅读斯氏经卷，除了将敦煌俗文学资料抄录外还影印了一些诗词药方等资料共计262卷、1182张显微照片1950年又到巴黎抄录敦煌俗文学资料并影印了45卷533张显微照片。”
罗振玉、董康、傅芸子、刘半农、郑振铎、浦江、张素痴、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等，这些人，每一个人对敦煌文书搜集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这些前辈，在异国他乡，历经千辛万苦，抄写经书这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能够顺利抄录已是幸事，而更多的前辈却遭遇国外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刁难。
一代又一代的大师，为了敦煌瑰宝重回祖国付出了很多。
王永兴对于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
“在中国的敦煌政府在一批学者的呼吁下有关的考察和研究也开展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批文献被发现。”
“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向达加入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做实地调查，在当地文人那里访查到不少敦煌写卷编成敦煌余录其中就有毛氏郑氏笺注、文选等文学资料。可惜这些资料至今没有印行。”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当年的7月初在拆土地庙建职工宿舍的时候常书鸿等艺术家发现了68件经卷.其中就有珍贵的诗经残卷。后来研究者发现这批经卷来自藏经洞。”
其实，王永兴口中的接回来，还不如说是抄回来的。
为了把这些流失在国外博物馆的经卷抄回来，国内的学者花费了极大的心血。
因此，20世纪的敦煌学，敦煌文学研究是从搜集、著录、整理敦煌文献开始的。
国内搜集到那么多敦煌经卷内容，离不开一代代学者的努力。
这一时期的敦煌文献著录实际上分为五大块，即国内、巴黎、伦敦敦煌文献目录和有关文献散录以及敦煌文学专科目录。敦煌文献的整理和搜集、著录是同步的。
最早的整理者是王仁俊。紧接着，罗振玉及罗氏家族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做出了重大贡献。敦煌文学专题文献的出版也始于罗振玉。此外，刘复、郑振铎等也为敦煌文献的整理做出了贡献。
说着，王永兴就开始分享在1949年前，国内众多学者整理搜集敦煌文书的艰难经历。
“1909年6月伯希和拜访端方两江总督向他透露了敦煌文书。端方想回购，伯希和却不乐意，伯希和这个人占有欲很强，他获得这些敦煌文书，亲自保管，从不让外人染指，更别说发表了。直到1945年他去世，这些文献资料都鲜少示人。以及他的日记旅途中的笔记本：19061908年、在他西域探险结束100周年时，才整理出版了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
“这种情况下，他好不容易购买到敦煌经书怎么能会让人回购，然而，伯希和这个人终究是学者，他好不容易获得这些珍惜文献，他是要向外界公布的，所以，他到北京以后就广邀中国学者参加他展览会。端方就通过董康将消息告诉北京学界罗振玉、王仁俊、蒋黻、董康、曹元忠、叶恭绰等人，让他妈前往八宝胡同参观，并拍照、抄录经卷开始了敦煌经卷的研究。甚至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的展览会上，正式提出影印所携精要之本和已运回法国的卷子要求的便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
“不过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罗振玉了。在清政府时期，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为敦煌文献的收集做了不少努力。”
“尤其是罗振玉，在敦煌遗书的收集方面可谓厥功至伟。正是在罗振玉的奔走呼吁下清政府才将敦煌残余经卷运至北京归京师图书馆收藏。罗振玉虽未参加六国饭店的展览会，但正是他请端方敦请伯希和出售随身携带的和已运回的卷子照片，又多次写信向伯希和索要敦煌写卷照片。”
“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跟王国维在日本一呆就是8年，这个期间，也整理了不少敦煌遗书在内的出土文献。除了在日本公私收藏者处搜集敦煌文献之外，他还从曾前往欧洲调查敦煌写本的日本学者那里获得不少敦煌文献。1910年罗振玉计划刊行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委托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去巴黎，张元济又到伦敦和斯坦因商谈影印敦煌遗书但最终没有结果。”
“就算如此，罗振玉依旧在努力搜集，1913年罗又与伯希和、沙畹、斯坦因联系欲亲往欧洲调查敦煌遗书，在沙畹等学者的努力下，罗王一切就绪，但因战争原因未能成行。王国维在日本充分利用日本学者收集的敦煌文献，校勘了不少文学作品，写了许多研究文章。”
说到这里，王永兴环绕一周，然后望向台下，问，“除了罗王二人，诸位还知道哪些学者也曾经在海外搜集过敦煌文献吗？”
一下子，还真没有人回答。
大家有可能知道，但不好意思站出来，也有可能是真不知道。
所以此刻，大家都相互对视，期望能够从旁边的同学眼中得切确的答案。
奈何，并没有。
这一切都是因为时代的限制，在资讯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大家检索资料靠的是去图书馆参阅，如果没有刻意关注这个方面的知识，想要猜都很难猜测。
然后，慢慢的，众人的目光就汇集在苏亦的身上了，因为在场的众人，包括前来蹭课的，除了苏亦之外，就没一个研究生。
而且，他之前还回答了王永兴的提问，这种情况下，大家只能够把期待放在他的身上了。
这种下，王永兴当然不会忽略掉苏亦，“嗯，苏亦同学，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对于这段历史，苏亦并不陌生。
他复试结束，在北大兜里一周，就翻看了不少关于这个方面的书籍。
后世也有不少的学者在整理关于敦煌文书流失史或者说中国文物流失史方面的著作。
甚至，苏亦还写过相关论文。
所以，苏亦站起来之后，几乎就把涉及到他的学者点了一遍。
苏亦说，“据我所知，这里面的学者还挺多的，比如，之前王先生提到的董康，他就曾经到欧洲以及日本抄写过不少的敦煌卷子。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傅芸子、刘半农、胡适、郑振铎、浦江、张素痴、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诸位先生。”
结果，他刚说完，台下就传来一阵热烈的议论声。
“妈呀，怎么那么多人啊。”
“对啊，那么多人，刚才大家怎么都没能猜出来一个呢。”
“真没有想到连胡适先生也在其中。”
“对啊，确实没有想到，不过除了刘半农以及向达两位先生之外，其他的，我一人都不认识。”
“这两位是咱们北大的教授，其他的诸位先生并非出自于咱们北大，不知道的也正常。”
“别扯，郑振铎部长，你们会不知道？”
“好吧，我忘了还有郑部长了。”
“其他的几位先生，我确实不知道了。”
“我说你们就不疑惑，小师兄怎么就知道那么多吗？”
“废话，这有什么好疑惑的，你们要是都知道了，不早就读研了？还需要跟我们坐在这里。”
“读研怎么了，小师兄不也跟我们在一起上课吗？”
歪楼了。
但不管如何，众人对于苏亦的崇拜已经更上一个台阶。
实际上，不仅台下的学生惊讶，就连台上的王永兴也惊讶不已。
他还真没有想到苏亦会对这段历史也了解得如此清楚。
要是没有怎么做过研究，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所以他望向苏亦，笑道，“研究过敦煌学？”
苏亦也不隐瞒，“具体的经卷写本没有研究，但我对敦煌学术史比较感兴趣，因为，导师宿白先生在敦煌考古方面也做了不少的研究，而且，我师兄马世昌又在敦煌工作多年，难免会好奇。”
王永兴恍然，然后望向苏亦突然说道，“要不苏亦同学，接下来这节课，你来跟同学们说说一下，这些前辈在国外搜集敦煌文献的经历如何？”
苏亦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位王永兴先生如此特立独行，竟然当众就让他上台讲课，一时之间，苏亦有些犹豫。
“王先生，合适吗？”
王永兴反问，“有什么不合适？”
说着，望向台下的学生，“同学们，想不想听，你们小师兄给你们上这节课？”
“想！”
台下学生轰然响应。
王永兴望向苏亦，笑，“现在听到同学们的心声了吧？”
都这样了，苏亦还能怎么样。
只能够硬着头皮上台了。
然后，王永兴就真的让开讲台的位置给苏亦。
苏亦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北大的第一堂课，竟然是在王永兴的课堂上而非他导师的宿白先生。
“1922年，董康辞财政总长职，率实业考察团到达巴黎，埋首图书馆抄写敦煌卷子，后又往伦敦抄得云谣集等珍贵文学史料。1926年后避难日本，尔后又三次前往日本，著书舶庸谈，著录、抄录了日本公私收藏的写卷，日本学者从伦敦、巴黎摄回的写卷和国内流失到日本的写卷如刘廷琛藏敦煌经卷目录。
“1922年，董康游历欧美，在英国和法国，在伯希和等人帮助下，董康查阅了敦煌文书数十部，将六十余种拍摄成照片。学术界有评价说董康是最早主动，为英国藏敦煌文献拍摄照片的中国人。此外，董康还到日本抄录和收集敦煌文献。在日本期间，董康做了大量的访求工作，特别是敦煌卷子、手写本文馆词林等。”
“此外，傅芸子1932年赴日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对于日本公私藏书有精到研究。40年代初回咱们北大任教，著有俗文学讲稿以及一系列论文对敦煌文学用力甚勤。在日本期间，他抄录了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小岛右马、冈崎文夫、那波利贞、矢吹庆辉等人从欧洲收集到的敦煌俗文学文献，澄清了不少问题。”
“1920年刘半农留学伦敦，第二年转巴黎读博。他把目光对准了巴黎所藏的敦煌文献利用余暇时间手抄了104种敦煌文学、社会、语言材料。刘氏一抄就是五年。他在法国巴黎大学这些年抄录敦煌文献成为他的主要副业。”
“除此之外，1926年，胡适参加在英国召开的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来到伦敦，尔后又前往巴黎，胡适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写中国禅宗史而查阅敦煌卷子同时意外地获得了不少文学史料。”
1927年郑振铎避难巴黎，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借到的第一份中国古籍便是敦煌文书。也曾经抄录部分文书，1928年回国1929年发表敦煌的俗文学和词的启源后来又将所得俗文学整理出版。”
郑振铎啥人？头衔很多，但苏亦更加熟悉他翻译的飞鸟集。
“30年代国家公派的学者终于起程前往欧洲调查敦煌文献。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自费到图书馆去抄写敦煌卷子。然而，国内的学者去抄录这些文献并非一帆风顺，同样也遭受到很多挫折以及刁难。”
“比如，1933年底北平图书馆托清华大学浦江清与大英博物馆商拍摄敦煌文献佛经以外的写本，遭到拒绝。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请求入库选取部分抄录，再次遭到拒绝，甚至义务为之编目也遭到拒绝。”
“然后，1934年，浦江清的好友张素痴来到了大英博物馆。考虑到浦江清吃闭门羹，张素痴谁也不惊动，直接到陈列室内，利用展品的更换，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了十数种珍贵的敦煌写本资料。像武则天时代的经书长卷，18岁的女子以10匹绢的价格被卖掉的卖女契，妻子如何给婆婆及丈夫写信的范文，解梦书，现存最早讲解围棋战术的棋经等，就是这样抄回来的。”
“北平图书馆对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书的搜集一直在持续，并没有浦江的遭遇而停滞不前，1934年秋北平图书馆负责人袁同礼派编撰部索引组组长王重民前往巴黎查阅和编辑摄影敦煌遗书，直至1939年德国军队占领巴黎才前往美国。期间，1935年年底，王重民又利用圣诞节假期前往伦敦观看敦煌卷子。王重民从1934年开始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整整5年期间，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一直到1947年，王重民夫妇在滞留国外十多年后才回国。”
“同样，1935年袁同礼因写经组组长向达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派他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然而，等1936年秋，来到伦敦的向达先生却备受刁难。”
“在向达先生的通信之中，曾经记录过这个过程：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我在不列颠博物馆阅读敦煌卷子。因为小翟理斯博士的留难一年之间看到的汉文和回鹘文卷子共才五百卷左右.....我所看到的其中重要的部分都替北京图书馆照了相当时并替清华大学也照了一分后来王有三先生到伦敦又替北京图书馆补照了一些。”
“现在这些照片仍然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可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1937年又到法国巴黎研究敦煌遗书。1938年，向达带着手抄、拍照、晒图所得的几百万字的资科回国。”
“除此之外，1934年姜亮夫留学法国1935年开始抄录拍摄文物古籍光照片就拍了3000多张，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
姜亮夫曾在他的著作之中，记录着经历，“我在一九三九年曾去翻阅过近千卷，也摄制了些儒家经典、韵书、字书、老子卷子，并抄录了些有关文学史地的卷子校录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经典真是美不胜收的祖国文化的宝库呵连在伦敦所抄得的，辑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经籍校录与杂录诸书。”
“1948年王庆菽自费前往英国陪读。1949年初来到伦敦从头到尾阅读斯氏经卷，除了将敦煌俗文学资料抄录外还影印了一些诗词药方等资料共计262卷、1182张显微照片1950年又到巴黎抄录敦煌俗文学资料并影印了45卷533张显微照片。”
罗振玉、董康、傅芸子、刘半农、郑振铎、浦江、张素痴、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等，这些人，每一个人对敦煌文书搜集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这些前辈，在异国他乡，历经千辛万苦，抄写经书这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能够顺利抄录已是幸事，而更多的前辈却遭遇国外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刁难。
一代又一代的大师，为了敦煌瑰宝重回祖国付出了很多。
王永兴对于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
“在中国的敦煌政府在一批学者的呼吁下有关的考察和研究也开展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批文献被发现。”
“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向达加入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做实地调查，在当地文人那里访查到不少敦煌写卷编成敦煌余录其中就有毛氏郑氏笺注、文选等文学资料。可惜这些资料至今没有印行。”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当年的7月初在拆土地庙建职工宿舍的时候常书鸿等艺术家发现了68件经卷.其中就有珍贵的诗经残卷。后来研究者发现这批经卷来自藏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