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接着讲,把故事讲完。”

    “好吧,”刘时敏一边应下,一边继续念信,“所以,夫牧民之道,真正的治国之道就是——‘除其所疾,安而不扰,使而不劳,是以百姓劝业而乐公赋’——只要官府不折腾,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朝廷也不用接济百姓,百姓也不用仰仗朝廷,在这样的环境下,税收、徭役便不会激起民众的反感——‘若此,则君无赈于民,民无利于上,上下相让而颂声作。故取而民不厌,役而民不苦’……”

    通篇故事已讲到末尾,魏进忠听至此,问刘时敏:“这篇故事最后,是御史辩赢了还是贤良文学赢了?”

    刘时敏思考一阵,回道:“其实这场辩论并没说,徐上海也没在故事里写出谁赢谁输。师弟以为谁赢了?”

    “俺觉得贤良文学说得好,但御史一派并没输。”

    “你的意思是贤良文学其实也没有赢?”

    “读书人光读书没用,空有一肚子墨水,只会高谈阔论。天下就没有不折腾的官府,但也不会只有任人宰割的百姓。”

    “师弟,这话怎讲?”刘时敏不禁问道。

    “就拿孙隆来说,你说他错了吗?错了。但他错不在征税,而在他征错了对象。他以为苏松常镇这些富饶之地,官府一年税收都是百万之巨,所以征税应该很容易,不过六万两而已嘛。但是他就没料到,葛成会率领织工造反,时隔一年,机户又开始闹事。”

    “但是……如果不是,又该向何人征税?”

    “朝廷赋役是行贡法,征商税就得行彻法,征税不应向生产之人征,该向真正付银子的人征。不但不应征生产之人,还要尽可能减税、免税,这样才好控制。只有掌控了生产,彻法才能得以实施。”

    刘时敏还是不懂,又道:“怎么控制?去年的织工,今年的机户,明显都是有人在背后煽动,这些人可能来自官府,也可能就是手握巨资的商贾,有钱有势之人,各方都有利益所在,如何控制?”

    魏进忠看看刘时敏,笑了笑,颇为胸有成竹:“丝业跟棉业迥然不同,凡事跟这行有关的,没有哪行哪家敢说能做到一家独大的垄断。俺就问你,丝织最关键的是什么?“

    刘时敏想想,似乎不太确定:“丝?”

    “是丝没错,但丝又怎么来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蚕吐丝啊。”

    “对啊,没有蚕作茧,又哪有丝?没有丝又哪来的缎匹?但是蚕要作茧,又需要吃桑叶。”魏进忠解释道,“去年苏州民变背后的原因,不就是因丝价上涨?但为何会大涨?因为南方大水毁了桑蚕地,恰恰就在蚕作茧的时候,蚕无桑叶而大量死去,没有蚕茧才导致丝价上涨。”

    “所以说桑叶才是关键?”刘时敏仿佛一下就想到了关键,“对了!你一提桑叶,我倒想起了先帝的时候,还曾将改稻为桑定为国策来着。”

    “哦,是吗?”魏进忠一听,竟是十分感兴趣,“你给俺说说这个改稻为桑是怎么回事。”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苏杭产的绸缎卖给海商,能卖极高的价,赚不少银子。当时也正是看到这点,内阁就提出把江南的稻田改为桑田,多栽桑多出蚕茧,这样才有足够的丝来织造绸缎。”

    “那后来呢?”

    “只是这其中又牵涉了诸多问题,江南的官员想苦一苦百姓,但百姓却不愿把好好的稻田改为桑田,所以,矛盾深刻,才牵扯了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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