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道：“我看书得知澹园先生撰写史料时为了公正的评价人物，所以会参考传记人物生前的奏章、当时朝堂上的时论、收集相关人物的墓志铭、又实际到本地去采访其人的乡评，认为这样就能够同可为证，但在下却以为只看这些文字资料是不够的。”</p>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做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评价就是绝对正确，写一个人物的历史传记，应该更多的还原他当时的实际作为，除了追究该人的‘本心’‘性意’之外，更要看看他的‘实事’。”</p>
“嗯……此言大谬。”</p>
焦撇撇嘴，他很不认同王文龙的这种历史研究观，并且表现得很直白。</p>
在研究历史上他最推崇的是太史公司马迁的方法，自己写书之时也摹仿司马迁的体例，对于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做出一番点评，并且会极力维持评论的公正。</p>
他道：“若是书写史书之时不做评论，而是只罗列事件，那与年表有何不同？史家秉笔是为了天下正气，不是为了写流水账。”</p>
王文龙：“当然不同，一些历史事实就藏在细节之中，史家所写的内容许多都可以被改变模糊，随着时代流传，人心变动，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不断变化，从长远来看反而是实实在在的史实才能够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p>
王文龙举例道：“就比如说起史家怕没有比太史公更加公正的了，然而只要看这安阳的甲骨发掘，便知道《史记》之中许多记载都是有错的，可见光是对人物立论必然会造成历史扭曲，这样的问题哪怕太史公也不可避免。”</p>
焦皱眉道：“太史公写错了？”</p>
王文龙点头说道：“记错了一些地方，还有许多事情根本不写。”</p>
焦道：“建阳可试举例？”</p>
王文龙道：“我们发现一片甲骨，其上记载着辛巳年，妇好集结三千人，商王武丁集结一万人，一同伐羌。可见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应该也是一个部落首领，并且有相当大的实力，除开是皇后之外，还有领军的能力，此事若是只看史书怕是没地方查去。”</p>
妇好墓在这时还没有被挖出来，但是武丁十分长寿，当商王当了四五十年，殷墟甲骨中有大量武丁的生活记载，妇好这个王后的身份背景在这些生活记载之中也越来越明晰。</p>
学者们发现在史书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这个王后不仅是武丁的老婆，还是一个女性氏族首领，并且所拥有的兵力几乎可以和武丁手下最强大的诸侯相抗衡。</p>
甚至妇好还亲自领兵出征，在一些卜辞之中她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上将军。</p>
这桩桩件件让甲骨社的学者们越看越吃惊，如果纯看地位来说，可以说妇好在武丁朝的威望可能比被世人盛颂的贤相傅说还要高。</p>
“这史料的确有趣。”焦听王文龙讲了一通妇好有关的历史，同样十分惊讶，王后、女将军，还是大诸侯，这几重身份聚集在一个女子身上是明代人很难想象的。</p>
不过之后焦却摇头说道：“这等史有未载的部分，便是在太史公的修史方法之中也是极为重视的，我辈修史，若遇到了这种前人未写的史料，也会分析之后加入史书，这些内容和太史公的修史方法并不冲突。”</p>try{ggauto();} catch(ex){}
王文龙想想又道：“那在下还有一个例子，太史公记载盘庚迁都于殷地，洹水从太行山流出，向东注入古黄河的两岸就是殷地，我们打算将此地叫做殷墟也是由这个字来的。但实际从甲骨中看，商人甲骨中曾出现‘殷’的地名，但是全部写作‘衣’字，商人对此地的称呼也不叫‘殷’，而是称此地为‘大邑商’。”</p>
焦惊讶道：“商人真不叫自己做殷商？”</p>
王文龙点头：“殷商可能是周人对于大邑商的称呼，商人自己是不会如此叫的，这事情属于记载错误，哪怕太史公用了周人的信史却仍然有这样错处，澹园先生总该承认过去的修史方法怕是无法避免偏颇了吧？”</p>
王文龙这已经是含糊的说法，其实周朝人把有都城意味的“大邑商”改做“殷商”更有可能是为了削弱商王朝的正统性，如果这样，这就是周朝人苦心孤诣的历史删改行为，当然不会给后世留下任何资料。</p>
他继续说道：“若是原本的历史资料就已经被修改过，后来人哪怕再怎么去寻找信史也是无法还原真相的。这种情况下就只有用考古的方法挖出实际的文物，用大量史实互相印证，方能分析辨别出真正的历史。”</p>
焦有些被说服了，但随即却又觉得自己的史观也应该坚持。他推崇的是中国自古传之的一套史官传统，这传统的作用除了能够记录历史之外，其实更是一种规范帝王言行记的手段。</p>
司马迁到焦这些中国古代的史官认为好的写史人应该是“君举必书”，最佳状态应该就像《礼记》之中记载的一样，皇帝身边要有左右两个史官，左右史把皇帝围着，皇帝“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皇上说句话打个屁都要史有明载，有这样秉笔直书的史官，皇帝也就不敢胡乱做事。</p>
然而历史上哪有皇帝真愿意整天被人监视？</p>
不光很多事情不让记，而且每一任皇帝都会自我称长、掩恶扬善，会故意让史官编造一些吹捧自己的内容。</p>
而在焦这种史家看来，这时就必须要有“直书其事，不掩其瑕”的史官去和皇权对抗。</p>
在这种对抗之中，对于历史的褒贬权力其实乃是史官们的重要武器。皇帝可以杀我，但是我可以在史书之中骂皇帝，这也是史官唯一的防身法宝了。</p>
王文龙所推崇的历史研究方式固然可以更好地研究历史，但是却不利于史官进行战斗。</p>
而在王文龙看来焦所推崇的这种史官思想只适合于春秋时代的小国，那时的诸侯权力不大，如果全天下包括其他诸侯国的人都骂他，还真能形成点舆论压力。</p>
而到了这个时代生产力早就不同了，别说大明，就是欧洲那些小国家都已经不怕什么舆论攻击，万历皇帝连天下共同上书都不怕，史官想要凭借自己支笔跟皇权战斗实在是想太多，还不如把历史观赶快科学化，以方便进行历史研究。</p></div>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从各个方面都可以做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评价就是绝对正确，写一个人物的历史传记，应该更多的还原他当时的实际作为，除了追究该人的‘本心’‘性意’之外，更要看看他的‘实事’。”</p>
“嗯……此言大谬。”</p>
焦撇撇嘴，他很不认同王文龙的这种历史研究观，并且表现得很直白。</p>
在研究历史上他最推崇的是太史公司马迁的方法，自己写书之时也摹仿司马迁的体例，对于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做出一番点评，并且会极力维持评论的公正。</p>
他道：“若是书写史书之时不做评论，而是只罗列事件，那与年表有何不同？史家秉笔是为了天下正气，不是为了写流水账。”</p>
王文龙：“当然不同，一些历史事实就藏在细节之中，史家所写的内容许多都可以被改变模糊，随着时代流传，人心变动，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不断变化，从长远来看反而是实实在在的史实才能够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p>
王文龙举例道：“就比如说起史家怕没有比太史公更加公正的了，然而只要看这安阳的甲骨发掘，便知道《史记》之中许多记载都是有错的，可见光是对人物立论必然会造成历史扭曲，这样的问题哪怕太史公也不可避免。”</p>
焦皱眉道：“太史公写错了？”</p>
王文龙点头说道：“记错了一些地方，还有许多事情根本不写。”</p>
焦道：“建阳可试举例？”</p>
王文龙道：“我们发现一片甲骨，其上记载着辛巳年，妇好集结三千人，商王武丁集结一万人，一同伐羌。可见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应该也是一个部落首领，并且有相当大的实力，除开是皇后之外，还有领军的能力，此事若是只看史书怕是没地方查去。”</p>
妇好墓在这时还没有被挖出来，但是武丁十分长寿，当商王当了四五十年，殷墟甲骨中有大量武丁的生活记载，妇好这个王后的身份背景在这些生活记载之中也越来越明晰。</p>
学者们发现在史书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这个王后不仅是武丁的老婆，还是一个女性氏族首领，并且所拥有的兵力几乎可以和武丁手下最强大的诸侯相抗衡。</p>
甚至妇好还亲自领兵出征，在一些卜辞之中她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上将军。</p>
这桩桩件件让甲骨社的学者们越看越吃惊，如果纯看地位来说，可以说妇好在武丁朝的威望可能比被世人盛颂的贤相傅说还要高。</p>
“这史料的确有趣。”焦听王文龙讲了一通妇好有关的历史，同样十分惊讶，王后、女将军，还是大诸侯，这几重身份聚集在一个女子身上是明代人很难想象的。</p>
不过之后焦却摇头说道：“这等史有未载的部分，便是在太史公的修史方法之中也是极为重视的，我辈修史，若遇到了这种前人未写的史料，也会分析之后加入史书，这些内容和太史公的修史方法并不冲突。”</p>try{ggauto();} catch(ex){}
王文龙想想又道：“那在下还有一个例子，太史公记载盘庚迁都于殷地，洹水从太行山流出，向东注入古黄河的两岸就是殷地，我们打算将此地叫做殷墟也是由这个字来的。但实际从甲骨中看，商人甲骨中曾出现‘殷’的地名，但是全部写作‘衣’字，商人对此地的称呼也不叫‘殷’，而是称此地为‘大邑商’。”</p>
焦惊讶道：“商人真不叫自己做殷商？”</p>
王文龙点头：“殷商可能是周人对于大邑商的称呼，商人自己是不会如此叫的，这事情属于记载错误，哪怕太史公用了周人的信史却仍然有这样错处，澹园先生总该承认过去的修史方法怕是无法避免偏颇了吧？”</p>
王文龙这已经是含糊的说法，其实周朝人把有都城意味的“大邑商”改做“殷商”更有可能是为了削弱商王朝的正统性，如果这样，这就是周朝人苦心孤诣的历史删改行为，当然不会给后世留下任何资料。</p>
他继续说道：“若是原本的历史资料就已经被修改过，后来人哪怕再怎么去寻找信史也是无法还原真相的。这种情况下就只有用考古的方法挖出实际的文物，用大量史实互相印证，方能分析辨别出真正的历史。”</p>
焦有些被说服了，但随即却又觉得自己的史观也应该坚持。他推崇的是中国自古传之的一套史官传统，这传统的作用除了能够记录历史之外，其实更是一种规范帝王言行记的手段。</p>
司马迁到焦这些中国古代的史官认为好的写史人应该是“君举必书”，最佳状态应该就像《礼记》之中记载的一样，皇帝身边要有左右两个史官，左右史把皇帝围着，皇帝“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皇上说句话打个屁都要史有明载，有这样秉笔直书的史官，皇帝也就不敢胡乱做事。</p>
然而历史上哪有皇帝真愿意整天被人监视？</p>
不光很多事情不让记，而且每一任皇帝都会自我称长、掩恶扬善，会故意让史官编造一些吹捧自己的内容。</p>
而在焦这种史家看来，这时就必须要有“直书其事，不掩其瑕”的史官去和皇权对抗。</p>
在这种对抗之中，对于历史的褒贬权力其实乃是史官们的重要武器。皇帝可以杀我，但是我可以在史书之中骂皇帝，这也是史官唯一的防身法宝了。</p>
王文龙所推崇的历史研究方式固然可以更好地研究历史，但是却不利于史官进行战斗。</p>
而在王文龙看来焦所推崇的这种史官思想只适合于春秋时代的小国，那时的诸侯权力不大，如果全天下包括其他诸侯国的人都骂他，还真能形成点舆论压力。</p>
而到了这个时代生产力早就不同了，别说大明，就是欧洲那些小国家都已经不怕什么舆论攻击，万历皇帝连天下共同上书都不怕，史官想要凭借自己支笔跟皇权战斗实在是想太多，还不如把历史观赶快科学化，以方便进行历史研究。</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