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研究汉语拼音其实是想搞出一套拼音文字，这也是他们的传统，给传教目的地造文字。耶稣会的传教士在来东方之前会专门学习这年代的语言学，目的就是给不同的语言设计拉丁文字。</p>
耶稣会到一些部落地区殖民，第一步就是给当地没有文字的土人创造一套基于拉丁文的文字系统，如此才方便沟通传教。</p>
可是明人对于耶稣会士搞出来的汉语拼音往往采取不屑的态度，即使现在利玛窦的汉语拼音已经比较成熟，但也没有几个大明读书人愿意用。</p>
郭居静用了小半个时辰把王文龙所写的拼音部份全部读完，当发现王文龙这拼音用来拼读南京官话的汉字居然真没有歧义的时候，他不禁更加佩服。</p>
有复杂音调的汉字，绝对属于最难设计拉丁文字的那一类，郭居静实际干过这活儿，更知道王文龙这套拼音有多厉害。</p>
但接着郭居静却提出疑问：“建阳先生恕我直言，您所设计的拼音已经可以没有歧义的拼读出汉字，那就没有必要再让学生浪费大量时间学习写复杂的汉文，为何不直接出一批用拼音表示的书籍，这样大明之人很快就都能学会阅读了！既然学会了拼音，还要通过识字学习汉字，这有些本末倒置了。”</p>
王文龙笑着摇头：“想要学汉文，不会写汉字是不行的。仰风也会读写汉字，不知你觉得中文和其他文字有什么区别？”</p>
“最大的区别就是音调和同音字了，”郭居静直白回答，“知道的‘知’和之乎者也的‘之’听起来完全一样，却是完全两个意思，智慧的‘智’和这两个字也不过是变了一个音调而已，却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学起来实在很困难。”</p>
章湟闻言笑道：“原来外国人学汉字怕的是这个吗，如此一说倒也真是。”</p>
章湟作为明人，自己从小到大都没发觉汉字的同音字在外国人看来会有如此复杂。</p>
王文龙笑着点头：“没错，汉字的一大难点它复杂的音调字形变化，但这也是汉字的优点，同一个‘之’的读音加上不同的音调既能表示知识，又能表示智慧，还能表示之乎者也的之，而这些在欧洲的拼音文字中必须使用不同的单词才能做到，等于说汉字在说话时仅仅一个字音、打印时仅仅一个字位所表现的内容就可以与欧洲文字一个一长串字母组成的单词相当。这使得汉语有了用词简短但意识却复杂的优点，如果改成拼音文字，这个优点在拼音之中必然会慢慢丧失。”</p>
“所以我认为拼音的确是一个好东西，但它正确的应用途径应该是用来为汉字表音，帮助学习汉字，而不是替代汉字。汉字几乎是无法替代的。”</p>
后世经过汉字拼音化之争，对于汉字难以拼音化的这个结论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在王文龙看来汉字不拼音化的最大好处就是保住了汉字每一个字都有强大表达能力的优点。</p>
假设将“知、之、只、支”这些同音的汉字全部表达成“zhi”，短期之内的结果是给文字造成大量的歧义，而长期的结果几乎必然是为了让汉语的表达精确而在拼音后面增加一连串的词缀，或者是将单个字的拼音变成单词的形式。</p>try{ggauto();} catch(ex){}
长此以往，就会使得汉语越来越冗长，并且不断添加新的词缀，最后会使得每学一个新单词都要重新背记。</p>
真别以为汉语难学，汉语的识字阶段花个两三年时间也就熬过去了，再之后无论学习什么内容，汉语字词的复杂程度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得懂。但用拼音文字就全然不同。</p>
就比如在医学上使用汉语，哪怕到了医科大学，某疾病的名字看一眼就能记得个大概，而使用英文学医，时一堆专有的拉丁词缀能把人看晕，别说病人看不懂自己得了什么病，就是医学生自己都得花大量时间把这些专有名词给背下来。</p>
同样情况，在工科、理科等其他专业领域也是类似。</p>
除此之外汉字的表达十分简短，就比如“智慧”这个词，汉语只需要两个大字位，而英文“wisdom”则需要六个字位，之中还要加上空格。</p>
后世同样一本小说，中文版和英文版的页数有时能差出三分之一去。</p>
这在快速阅读时差别就更大，看视频时如果是汉语字幕扫一眼就看完了，四倍速快进都没问题，而英文字母，哪怕是英语母语者在一倍速的情况下可能都会跟不上。</p>
郭居静听王文龙解释了一番汉字的好处，其中有许多内容他过去从没想过，听完之后不禁点头说道：“建阳先生对于汉语汉字的研究实在是发人深省，您的这本《语文》完全可以用做欧洲人的识字教材，而且是我见过最好的一本。”</p>
章湟也是点头认同：“老朽所见蒙书之中，建阳此本该是最佳。”</p>
怪不得两人的评价如此高，因为这本《语文》的编写目的就是为了扫盲，一切编排都从能够最快速教会文盲写字出发。</p>
而同样在此时作为开蒙书籍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却都还想着在教会小孩子读书写字之外，教他们一些基础的儒家理论或是常用知识。</p>
教的内容越杂，学生自然学的越慢。而且教材的编纂远不仅仅这点门道，《生活中的读与写》这本扫盲教材在科学性上是带着时代碾压的能力的，在后世只是扫盲班一周上个一两节课，剩下时间让学生自学，都能保证一个学生在一年内用课余时间学会读书写字，放在这年代，这是连私塾先生专心教导都到不了的速度。</p>
哪怕这年代的文化产品传播速度极慢，王文龙的这本《语文》一旦获得推广，即使要用几十年，到时候江南百姓的识字率恐怕也能直接追上用拼音文字的欧洲。要知道拼音文字学起来可是比汉字要简单的多。</p>
扫盲的意义远不仅仅是教会文盲群体谋生的手段，一个社会的识字率上升，必然伴随着更快的资讯传播速度，更快的商品交易速度，更强大的市民阶级。</p>
长远来看，这甚至可以影响整个大明国运的走向。</p></div>
耶稣会到一些部落地区殖民，第一步就是给当地没有文字的土人创造一套基于拉丁文的文字系统，如此才方便沟通传教。</p>
可是明人对于耶稣会士搞出来的汉语拼音往往采取不屑的态度，即使现在利玛窦的汉语拼音已经比较成熟，但也没有几个大明读书人愿意用。</p>
郭居静用了小半个时辰把王文龙所写的拼音部份全部读完，当发现王文龙这拼音用来拼读南京官话的汉字居然真没有歧义的时候，他不禁更加佩服。</p>
有复杂音调的汉字，绝对属于最难设计拉丁文字的那一类，郭居静实际干过这活儿，更知道王文龙这套拼音有多厉害。</p>
但接着郭居静却提出疑问：“建阳先生恕我直言，您所设计的拼音已经可以没有歧义的拼读出汉字，那就没有必要再让学生浪费大量时间学习写复杂的汉文，为何不直接出一批用拼音表示的书籍，这样大明之人很快就都能学会阅读了！既然学会了拼音，还要通过识字学习汉字，这有些本末倒置了。”</p>
王文龙笑着摇头：“想要学汉文，不会写汉字是不行的。仰风也会读写汉字，不知你觉得中文和其他文字有什么区别？”</p>
“最大的区别就是音调和同音字了，”郭居静直白回答，“知道的‘知’和之乎者也的‘之’听起来完全一样，却是完全两个意思，智慧的‘智’和这两个字也不过是变了一个音调而已，却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学起来实在很困难。”</p>
章湟闻言笑道：“原来外国人学汉字怕的是这个吗，如此一说倒也真是。”</p>
章湟作为明人，自己从小到大都没发觉汉字的同音字在外国人看来会有如此复杂。</p>
王文龙笑着点头：“没错，汉字的一大难点它复杂的音调字形变化，但这也是汉字的优点，同一个‘之’的读音加上不同的音调既能表示知识，又能表示智慧，还能表示之乎者也的之，而这些在欧洲的拼音文字中必须使用不同的单词才能做到，等于说汉字在说话时仅仅一个字音、打印时仅仅一个字位所表现的内容就可以与欧洲文字一个一长串字母组成的单词相当。这使得汉语有了用词简短但意识却复杂的优点，如果改成拼音文字，这个优点在拼音之中必然会慢慢丧失。”</p>
“所以我认为拼音的确是一个好东西，但它正确的应用途径应该是用来为汉字表音，帮助学习汉字，而不是替代汉字。汉字几乎是无法替代的。”</p>
后世经过汉字拼音化之争，对于汉字难以拼音化的这个结论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在王文龙看来汉字不拼音化的最大好处就是保住了汉字每一个字都有强大表达能力的优点。</p>
假设将“知、之、只、支”这些同音的汉字全部表达成“zhi”，短期之内的结果是给文字造成大量的歧义，而长期的结果几乎必然是为了让汉语的表达精确而在拼音后面增加一连串的词缀，或者是将单个字的拼音变成单词的形式。</p>try{ggauto();} catch(ex){}
长此以往，就会使得汉语越来越冗长，并且不断添加新的词缀，最后会使得每学一个新单词都要重新背记。</p>
真别以为汉语难学，汉语的识字阶段花个两三年时间也就熬过去了，再之后无论学习什么内容，汉语字词的复杂程度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得懂。但用拼音文字就全然不同。</p>
就比如在医学上使用汉语，哪怕到了医科大学，某疾病的名字看一眼就能记得个大概，而使用英文学医，时一堆专有的拉丁词缀能把人看晕，别说病人看不懂自己得了什么病，就是医学生自己都得花大量时间把这些专有名词给背下来。</p>
同样情况，在工科、理科等其他专业领域也是类似。</p>
除此之外汉字的表达十分简短，就比如“智慧”这个词，汉语只需要两个大字位，而英文“wisdom”则需要六个字位，之中还要加上空格。</p>
后世同样一本小说，中文版和英文版的页数有时能差出三分之一去。</p>
这在快速阅读时差别就更大，看视频时如果是汉语字幕扫一眼就看完了，四倍速快进都没问题，而英文字母，哪怕是英语母语者在一倍速的情况下可能都会跟不上。</p>
郭居静听王文龙解释了一番汉字的好处，其中有许多内容他过去从没想过，听完之后不禁点头说道：“建阳先生对于汉语汉字的研究实在是发人深省，您的这本《语文》完全可以用做欧洲人的识字教材，而且是我见过最好的一本。”</p>
章湟也是点头认同：“老朽所见蒙书之中，建阳此本该是最佳。”</p>
怪不得两人的评价如此高，因为这本《语文》的编写目的就是为了扫盲，一切编排都从能够最快速教会文盲写字出发。</p>
而同样在此时作为开蒙书籍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却都还想着在教会小孩子读书写字之外，教他们一些基础的儒家理论或是常用知识。</p>
教的内容越杂，学生自然学的越慢。而且教材的编纂远不仅仅这点门道，《生活中的读与写》这本扫盲教材在科学性上是带着时代碾压的能力的，在后世只是扫盲班一周上个一两节课，剩下时间让学生自学，都能保证一个学生在一年内用课余时间学会读书写字，放在这年代，这是连私塾先生专心教导都到不了的速度。</p>
哪怕这年代的文化产品传播速度极慢，王文龙的这本《语文》一旦获得推广，即使要用几十年，到时候江南百姓的识字率恐怕也能直接追上用拼音文字的欧洲。要知道拼音文字学起来可是比汉字要简单的多。</p>
扫盲的意义远不仅仅是教会文盲群体谋生的手段，一个社会的识字率上升，必然伴随着更快的资讯传播速度，更快的商品交易速度，更强大的市民阶级。</p>
长远来看，这甚至可以影响整个大明国运的走向。</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