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福建能够成为海商聚集之地有一个天然的优势:那就是福建一省在大明以后几乎没有宗室力量,除了国朝初年朱允文削藩的时候把几个倒楣宗室贬到漳州之外,福建没有任何宗室封地存在,所以王公勋贵之家的固有利益也比较少。</p>

    可是耐不住福建人会考试,福建和江南一样,也是科举的传统强地,而且本地宗族势力强大,出了许多耕读传家的家族。</p>

    有名一朝福建光是三代以上连续中进士的家族就有两百多个,一个进士基本就可以使一个家庭成为富豪,三代进士几乎必出望族。</p>

    所以福建本地照样有权贵,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组成主要是望族加上卫所武官世家。</p>

    这些人不会想着跟福建商人一起去挣开海的利益,反而希望出海船只越少越好,好由他们来垄断对外商贸的权利。而且这些人在福建的舆论场上还真有相当大影响。</p>

    可以说因为这一股力量的存在,福建人虽然大多主张开海,可是在福建的声浪之中才会始终有一群人愿意附和其他地区人士禁海的主张。</p>

    禁海的主张强烈与否也是随着时局而不断变化的。</p>

    原历史上的万历三十四年几乎没有人说禁海之事,直到郑芝龙崛起,福建洋面上的斗争趋向剧烈,天启崇祯年间才重新有人提起禁海的倡议。</p>

    表面上是因为福建洋面上的海盗频发,然而往生里深分析就知道,这背后和郑芝龙崛起之后抢夺了福建的世家大族在海贸上利益也有莫大关系。</p>

    王文龙知道,因为自己的到来,福建沿海的私商贸易伴随着台湾岛开发立刻火热起来,虽然还没有到郑芝龙极盛之时海波动荡的水平,但也比原历史上要热络许多,这些私人商贩抢走了不少大世家的利益。</p>

    如此一来,叶成学所观察到的世家大族对于海贸的态度改变恐怕还真并非空穴来风。</p>

    王文龙点头说道:“这样的转变如若形成舆论,恐怕真要出大事情。”</p>

    “我也是这个担忧,”叶成学终于说明来意,“这些想要禁海之人肯定会开始鼓噪舆论,若是咱们慢人一步,在舆论场上就失了先机,趁着此时海五路出海以及荷兰人诬陷建阳之事热度还未消去,我们正应该极力鼓吹开海,建阳乃是此道之中好手,不知可有办法?”</p>

    王文龙在福建的名声足够大,手上还掌握着《旬报》这样的舆论利器,而且此时的巡抚徐学聚也是在开海之中的进取派,的确没有比此时奠定舆论基调更好的时候了。</p>

    王文龙稍加思索便答应道:“此事我理应加入,接下去我打算在《旬报》上面开一专栏,连续几篇报纸都讨论此事,先将舆论炒起来。”</p>

    “如此最好,”叶成学高兴说道,“有建阳的文字,必然能够为开海一派造成极大声量。”</p>

    叶成学这人虽然是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还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富家毛病,但是他却也是个真性情的人物,对于有些底层百姓的疾苦他难以理解,所以有他时会比较跳脱,但是对于他耳闻目染的坏现状,他却也总能够挺身而出。</p>try{ggauto();} catch(ex){}

    叶成关心百姓并不只像其他的高门大户一样仅仅修桥补路做些表面文章,而是经常为了帮助别人而真心去做些困难事情。</p>

    比如叶成学回到福清后了解到当地官道经过峡江一带的渡口,修得十分险峻,百姓经过此路之时经常发生坠崖事件。原本这种事情和叶成学这样的乡绅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叶成学自己跑到峡江悬崖上考察之后就多次上书官府请求将官道改道。</p>

    官道之所以选如此险峻难走的道路,就是因为改道会经过当地大户的田地,当地土豪为了阻止此事,造谣叶成学之所以提出改官道是叶家想霸占高岭修建坟墓。</p>

    然而叶成学一直坚持,直到新任到福建巡按监察御史上任,终于将峡江官道成功改道。</p>

    叶成学此人的确是热心肠,当地文人对他的记载就是“慷慨好义,急人之困,至倾囊不息。”此君为了帮助他人有时甚至能把自己给折进去,也就是叶成学的爹是叶相高,所以才能养成这样的性格,换做别人像叶成学一样,多半早被社会现实给整死了。</p>

    王文龙送走叶成学后就摊开纸笔思考文章,思索良久,他终于提笔写下自己第一篇开海文章的标题――《海上小议》。</p>

    这是镜山先生何乔远晚年的名篇。</p>

    原历史上的天启末年,因为郑芝龙在海上的崛起,朝廷再次启用海禁,一直到崇祯年间都没有再次开放,当时福建内部的舆论热潮比起现在还要激烈的多,许多福建的世家大族都主动表示不要开放海禁,利益矛盾比起此刻还要尖锐几倍。</p>

    崇祯二年到崇祯三年间,何乔远先后写出《海上小议》《开洋海议》《请开海禁疏》,这三篇文字层层递进,将开放海禁,让民间自由通商的主张阐述的非常明白。</p>

    后来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郑芝龙的整套逻辑几乎都是依据何乔远的文章进行的。</p>

    这三篇文章之中的观点当然没有《国富论》那么深刻,但是在这年头的大明打笔仗不是做理论大讨论,光是把道理讲得明白是不行的,关键是用什么方法在主张之中呼应各派系的诉求,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p>

    何乔远在潮中曾经当到南京工部右侍郎,写此文之前又已经在福建乡居二十几年,对于福建和朝廷之中各方派系在开海之上的主张都已经权衡的妙到毫颠。</p>

    让王文龙写一篇从经济政治上阐述开海利益的文字,王文龙也写得出,但是王文龙自认为想写出超过何乔远这三篇文章背后政治敏锐度的文字,王文龙肯定没办法像何乔远一样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还跳得如此精彩。</p>

    虽然时空环境不同,但是所面临的问题相似,王文龙感觉现在将这几篇文字给放出来肯定能获得极好效果。</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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