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道德问题
中午到了翠园酒家，画家在门口等许峻岭，他伸过手来，他们握了握。《乡+村+小+说+网 手#机*阅#读 》这样的礼节许峻岭已经很生疏，觉得有点别扭，这一年多来总觉得自己并不配跟谁握手，也总是在回避着。
坐下来许峻岭说：“稿子想请你送到《世界》去的怎么送到了《星岛》”
他说：“《星岛》发行量大，效果好些。”
许峻岭试着说：“要是有点效果就好。”
那个画家微微点头不做声。许峻岭也不再问，想起那封信说：“《星岛》你有朋友”
他说：“当然是有。”
服务员送了点心茶水来，他给许峻岭斟了茶，筷子点着碟子说：“是个意思啊，吃。”又说：“看了报纸才知道先生姓孟。”
许峻岭说：“那是笔名，我其实姓许。这一趟收入还可以”
他说：“自己的画，也不存在亏本。货都出手了，钱基本都归孙老板赚去了。他刮精的人，针插在你身上抽血，厉害着呢。”
许峻岭说：“老板嘛。”又问他是不是靠画画为生。他说：“谋生能靠这个那除非你出了大名，要有人捧，杀开一条血路占领市场。一百个里面没有一个。这里，纽约，到处都是画家，台湾的大陆的，很优秀哦，可没有出路。我是学这个出身的，还是改了行，在美国帮台湾一家工艺品公司做事。手艺舍不得丢了，业余弄弄，弄出来总不能都挂在家里。”
许峻岭说：“《星岛》你有朋友”
他说：“有还是有。”
许峻岭管他的硬了头皮说：“像我这样的人，别的事也做不来，要写还写得出几句话，想在多伦多报社找一份工作，不知道有一点点希望没有”
他说：“有了这次交道我们也算个朋友了，我说得直点，你别在心里骂我。你东西写得好，但报社要的不是这个。《星岛》也好，《世界》也好，别看一天几十版，绝大部分版面都是香港、美国传过来的，再加上本地广告和本地新闻。本地文章很少。它几十版也只有几个记者编辑，要懂粤语，英语，特别是要拉得动广告，老板办报也是生意。会不会写倒不特别要紧。”
许峻岭手插在口袋里摸着那封信，觉得没有拿出来的必要。喝完茶他从提包里抽出一个卷轴，展开来说：“这幅画送你，交个朋友，要不昨天也卖掉了。”
许峻岭看上面题的是《空山新雨后》，正是他那天给他建议的。下端两百元售价的标签还没有扯掉，许峻岭知道是他有意留在那里的。他接了画道了谢，心里想着，送我钱还干脆得多，我如今也不是什么雅人，给我了又挂在那里
回去后许峻岭还是把那封信寄到了《世界日报》，那篇短文也剪下来夹到了信中一起寄去了。反正信已经写了，不过花几毛钱的邮票，又没有见面的尴尬。寄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不要抱任何希望。可那几天电话铃一响他又马上想到是不是报社打来的。最后没想到连回信也没有一封。这样也好，寄出去时他还担心着，万一要了他，他英语粤语电脑什么都不会怎么好意思。
许峻岭盼着有消息又怕真有消息，没有回信他倒也放宽了心。不是自己没有争取，不是没有对自己负责。他对自己有了交代，将来也没什么可后悔的。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到多伦多十天多才在一家西餐馆找到一份洗碗的工作，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多伦多的工作也这么难找，这是许峻岭没有想到的。这时他才感到自己对多伦多抱有太多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份洗碗的工作，还是他花了十天时间，打了几十个电话，约见了十多次才找到的。
西餐馆叫做红蕃茄，在安大略湖边的皇后大街上。餐馆很大，光洗碗就有三个人。许峻岭管楼下的餐厅，楼上是两个黑人。一到餐期侍应小姐就源源不绝地把碗送进来堆在台子上，要手脚特别快才干得过来。
有个厨师是从多米尼加来的，对许峻岭很好，告诉他中间有十五分钟吃饭的时间，到了晚上九点钟就过来问他吃点什么。许峻岭胳膊酸麻，坐下来喘气。他给许峻岭送来炸芝麻虾卷、煎鱿鱼和鸡腿，又说，别让经理看见了，鱿鱼和虾是不能吃的。
许峻岭没有食欲，这么精美的东西也咽不下去。开始几天吃不完倒在垃圾桶里，以后又偷偷用塑料袋装了塞在口袋里，带回去给范凌云吃。他在心里叹气，要是在多伦多只有这样的命运，那就完了。虽然有七块钱一小时，工作时间却短些，收入还不如龙一88呢，花费又大很多。
许峻岭经常得在吃饭之前加快速度，把堆在台子上的碗洗完了再去吃饭。可停下来还不到十分钟，台子上又堆不下了，侍应小姐就把碗碟堆在地上。许峻岭心中好窝火，在心里痛骂老板：“操你的娘!吃饭的时间扣都扣了，怎么不让人家吃完这口饭”
骂尽管骂了，心里又怕经理说他无能，说不定以前就是一个人做下来的，只好不到时间就强打精神去工作。他工作时尽量减小动作的幅度，节省体力。有一天洗着碗发现一只盘子底下压了三十四块钱，猜想是顾客给侍应小姐的小费，餐厅灯光昏暗她们没看清。
许峻岭把钱上的菜屑擦了，塞到口袋里，心想每天有这么一回就好了。还有几天生意淡些，经理就叫人提了一桶新鲜鱿鱼来，要他一只只翻洗干净。每天下班他都累得精疲力尽，想着自己干着这样的活，挣这一点钱，老婆却是个博士，男人做到这个分上，还怎么能叫人看得起。
出了餐厅许峻岭把渍着油汗的脸贴在门前的不锈钢的柱子上，里面幻出他变得狭长的头影，在街对面霓虹灯的闪烁中一明一暗。一辆小车开过来，在头影上碾过，那强烈的光一晃就消逝了。
又一辆小车开过去，尾灯在头影上映出两个小红点，渐渐远去。忽然许峻岭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两个小红点灼灼地注视着他，终于消失。柱子那种坚硬而冰凉的感觉给了他一种提醒，他想到生存的现实对他，也许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坚硬而冰凉，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残忍，你无法回避也无法突破。
那些闪着诱惑光彩的温情怀想，无论自己多么执着，也只能放弃。那种不动声色不可捉摸的力量总是在迫使人们就范。
这天深夜下了班许峻岭骑车回家，开了楼下的门，房东已经睡了，楼道的灯不知怎么也熄了，眼前黑乎乎一片。他摸到楼梯，几乎没有力气上楼，就坐在楼梯上喘气，黑暗中他怜惜地摸摸自己的脸，又捏一捏酸疼的胳膊。记着很多年前，在大学参加运动会后，胳膊也有这样酸疼的感觉。
楼上也没有灯光，一阵轻微的声音传来，知道范凌云还没有睡。许峻岭忽然意识到，自己在楼梯上坐了喘口气，是怕范凌云看到自己这副疲倦潦倒的模样，他在心里害怕着女人的怜悯同情。
到了门口他舒展一下筋骨，推了门进去，步子里带着一点矫健的弹性。范凌云坐在床上看书，说：“今天回来晚些。”
许峻岭说：“今天事多点。你明天要上课，熄了灯睡就是，我可以摸黑。”
她说：“今天累不累”
许峻岭说：“西方社会总不会把人累死的，以前十几个小时做也做了。”
洗了澡许峻岭熄灯睡下，她说：“外面贴了一张条子，不知道谁贴的，也不知道是说谁，有点像说我们。”
许峻岭翻身起来说：“我去看看。”
她说：“明天早上看也不迟。”
许峻岭说：“不看我睡不着。”
许峻岭开了楼道的灯，看见一张条子贴在楼梯口墙上，写着：中国人人穷志不穷。我们到西方已经几年，从来没丢过东西，这是第一次。东西虽然不值钱，是个道德问题。请不要再拿别人的东西。
没有署名。许峻岭看了血往脑袋上涌，回屋对范凌云说：“那错不了是隔壁那对狗男女贴的，在说我们呢，王八蛋!”
范凌云说：“他又没有点名，再说我们又没拿他的东西。”
许峻岭说：“简体字肯定是大陆来的人写的，也是写给大陆人看的。这一幢除了我们就是他们。道德问题!听这语气也知道是自己的同志。你错拿了他们的东西没呢”
范凌云说：“绝对没有。”
( 乡艳连城 )
中午到了翠园酒家，画家在门口等许峻岭，他伸过手来，他们握了握。《乡+村+小+说+网 手#机*阅#读 》这样的礼节许峻岭已经很生疏，觉得有点别扭，这一年多来总觉得自己并不配跟谁握手，也总是在回避着。
坐下来许峻岭说：“稿子想请你送到《世界》去的怎么送到了《星岛》”
他说：“《星岛》发行量大，效果好些。”
许峻岭试着说：“要是有点效果就好。”
那个画家微微点头不做声。许峻岭也不再问，想起那封信说：“《星岛》你有朋友”
他说：“当然是有。”
服务员送了点心茶水来，他给许峻岭斟了茶，筷子点着碟子说：“是个意思啊，吃。”又说：“看了报纸才知道先生姓孟。”
许峻岭说：“那是笔名，我其实姓许。这一趟收入还可以”
他说：“自己的画，也不存在亏本。货都出手了，钱基本都归孙老板赚去了。他刮精的人，针插在你身上抽血，厉害着呢。”
许峻岭说：“老板嘛。”又问他是不是靠画画为生。他说：“谋生能靠这个那除非你出了大名，要有人捧，杀开一条血路占领市场。一百个里面没有一个。这里，纽约，到处都是画家，台湾的大陆的，很优秀哦，可没有出路。我是学这个出身的，还是改了行，在美国帮台湾一家工艺品公司做事。手艺舍不得丢了，业余弄弄，弄出来总不能都挂在家里。”
许峻岭说：“《星岛》你有朋友”
他说：“有还是有。”
许峻岭管他的硬了头皮说：“像我这样的人，别的事也做不来，要写还写得出几句话，想在多伦多报社找一份工作，不知道有一点点希望没有”
他说：“有了这次交道我们也算个朋友了，我说得直点，你别在心里骂我。你东西写得好，但报社要的不是这个。《星岛》也好，《世界》也好，别看一天几十版，绝大部分版面都是香港、美国传过来的，再加上本地广告和本地新闻。本地文章很少。它几十版也只有几个记者编辑，要懂粤语，英语，特别是要拉得动广告，老板办报也是生意。会不会写倒不特别要紧。”
许峻岭手插在口袋里摸着那封信，觉得没有拿出来的必要。喝完茶他从提包里抽出一个卷轴，展开来说：“这幅画送你，交个朋友，要不昨天也卖掉了。”
许峻岭看上面题的是《空山新雨后》，正是他那天给他建议的。下端两百元售价的标签还没有扯掉，许峻岭知道是他有意留在那里的。他接了画道了谢，心里想着，送我钱还干脆得多，我如今也不是什么雅人，给我了又挂在那里
回去后许峻岭还是把那封信寄到了《世界日报》，那篇短文也剪下来夹到了信中一起寄去了。反正信已经写了，不过花几毛钱的邮票，又没有见面的尴尬。寄的时候他对自己说，不要抱任何希望。可那几天电话铃一响他又马上想到是不是报社打来的。最后没想到连回信也没有一封。这样也好，寄出去时他还担心着，万一要了他，他英语粤语电脑什么都不会怎么好意思。
许峻岭盼着有消息又怕真有消息，没有回信他倒也放宽了心。不是自己没有争取，不是没有对自己负责。他对自己有了交代，将来也没什么可后悔的。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到多伦多十天多才在一家西餐馆找到一份洗碗的工作，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多伦多的工作也这么难找，这是许峻岭没有想到的。这时他才感到自己对多伦多抱有太多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份洗碗的工作，还是他花了十天时间，打了几十个电话，约见了十多次才找到的。
西餐馆叫做红蕃茄，在安大略湖边的皇后大街上。餐馆很大，光洗碗就有三个人。许峻岭管楼下的餐厅，楼上是两个黑人。一到餐期侍应小姐就源源不绝地把碗送进来堆在台子上，要手脚特别快才干得过来。
有个厨师是从多米尼加来的，对许峻岭很好，告诉他中间有十五分钟吃饭的时间，到了晚上九点钟就过来问他吃点什么。许峻岭胳膊酸麻，坐下来喘气。他给许峻岭送来炸芝麻虾卷、煎鱿鱼和鸡腿，又说，别让经理看见了，鱿鱼和虾是不能吃的。
许峻岭没有食欲，这么精美的东西也咽不下去。开始几天吃不完倒在垃圾桶里，以后又偷偷用塑料袋装了塞在口袋里，带回去给范凌云吃。他在心里叹气，要是在多伦多只有这样的命运，那就完了。虽然有七块钱一小时，工作时间却短些，收入还不如龙一88呢，花费又大很多。
许峻岭经常得在吃饭之前加快速度，把堆在台子上的碗洗完了再去吃饭。可停下来还不到十分钟，台子上又堆不下了，侍应小姐就把碗碟堆在地上。许峻岭心中好窝火，在心里痛骂老板：“操你的娘!吃饭的时间扣都扣了，怎么不让人家吃完这口饭”
骂尽管骂了，心里又怕经理说他无能，说不定以前就是一个人做下来的，只好不到时间就强打精神去工作。他工作时尽量减小动作的幅度，节省体力。有一天洗着碗发现一只盘子底下压了三十四块钱，猜想是顾客给侍应小姐的小费，餐厅灯光昏暗她们没看清。
许峻岭把钱上的菜屑擦了，塞到口袋里，心想每天有这么一回就好了。还有几天生意淡些，经理就叫人提了一桶新鲜鱿鱼来，要他一只只翻洗干净。每天下班他都累得精疲力尽，想着自己干着这样的活，挣这一点钱，老婆却是个博士，男人做到这个分上，还怎么能叫人看得起。
出了餐厅许峻岭把渍着油汗的脸贴在门前的不锈钢的柱子上，里面幻出他变得狭长的头影，在街对面霓虹灯的闪烁中一明一暗。一辆小车开过来，在头影上碾过，那强烈的光一晃就消逝了。
又一辆小车开过去，尾灯在头影上映出两个小红点，渐渐远去。忽然许峻岭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两个小红点灼灼地注视着他，终于消失。柱子那种坚硬而冰凉的感觉给了他一种提醒，他想到生存的现实对他，也许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坚硬而冰凉，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残忍，你无法回避也无法突破。
那些闪着诱惑光彩的温情怀想，无论自己多么执着，也只能放弃。那种不动声色不可捉摸的力量总是在迫使人们就范。
这天深夜下了班许峻岭骑车回家，开了楼下的门，房东已经睡了，楼道的灯不知怎么也熄了，眼前黑乎乎一片。他摸到楼梯，几乎没有力气上楼，就坐在楼梯上喘气，黑暗中他怜惜地摸摸自己的脸，又捏一捏酸疼的胳膊。记着很多年前，在大学参加运动会后，胳膊也有这样酸疼的感觉。
楼上也没有灯光，一阵轻微的声音传来，知道范凌云还没有睡。许峻岭忽然意识到，自己在楼梯上坐了喘口气，是怕范凌云看到自己这副疲倦潦倒的模样，他在心里害怕着女人的怜悯同情。
到了门口他舒展一下筋骨，推了门进去，步子里带着一点矫健的弹性。范凌云坐在床上看书，说：“今天回来晚些。”
许峻岭说：“今天事多点。你明天要上课，熄了灯睡就是，我可以摸黑。”
她说：“今天累不累”
许峻岭说：“西方社会总不会把人累死的，以前十几个小时做也做了。”
洗了澡许峻岭熄灯睡下，她说：“外面贴了一张条子，不知道谁贴的，也不知道是说谁，有点像说我们。”
许峻岭翻身起来说：“我去看看。”
她说：“明天早上看也不迟。”
许峻岭说：“不看我睡不着。”
许峻岭开了楼道的灯，看见一张条子贴在楼梯口墙上，写着：中国人人穷志不穷。我们到西方已经几年，从来没丢过东西，这是第一次。东西虽然不值钱，是个道德问题。请不要再拿别人的东西。
没有署名。许峻岭看了血往脑袋上涌，回屋对范凌云说：“那错不了是隔壁那对狗男女贴的，在说我们呢，王八蛋!”
范凌云说：“他又没有点名，再说我们又没拿他的东西。”
许峻岭说：“简体字肯定是大陆来的人写的，也是写给大陆人看的。这一幢除了我们就是他们。道德问题!听这语气也知道是自己的同志。你错拿了他们的东西没呢”
范凌云说：“绝对没有。”
( 乡艳连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