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车，楚天舒与宁馨联系上了，带上水果花篮，很快赶到了祝鹤他们家所在的小区。
宁馨红着眼圈，在小区门口接了他们，刷门禁卡进了单元门。
出了电梯，刚打开房门，就听见祝庸之的笑声。
向晚晴和颜婕妤等人好生纳闷，祝鹤不是说祝老刚刚丧偶，悲伤过度么，怎么不见一丝悲戚，还能笑得如此爽朗？
宁馨给他们泡了茶，众人落座。
楚天舒说：“老师，您的精神状态很不错，我们做学生的就放心了！”
祝庸之笑了笑，指指向晚晴微微隆起的腹部，说：“新生命诞生，老家伙去世，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谁也违背不了，伤心也没用。老伴临走前，我跟她说了，到了天堂，安心等我几年，我就去找她，争取下辈子继续做夫妻！”
见祝庸之还在谈笑风生，卫世杰也开玩笑说：“祝老师，您身体硬朗得很呢，师母在那边，怕是还得等好多年了。”
祝庸之说：“哈哈，你家师母说了，她愿意等，叫我好好的活着，等萌萌生了孩子，把照片给她带过去。”
听到这，楚天舒等人都笑了。
向晚晴就问：“萌萌呢，没回来么？”
宁馨插话道：“晚晴姐，萌萌现在可不得了，已经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了，祝老师刚和她通了电话，让她安心读书，不用回来了。”
祝庸之的豁达开朗感染了所有人。
卫世杰不由得想起了闻家奇常说的一句话，“聪明有种，富贵有根”。
想当初，黎萌还是一个不爱学习被骗进传销团伙的“坏”学生，被救出来之后，就像换了一个人，心无旁骛地刻苦用功，一下子就成了尖子生，毕业那年，就没参加国内的高考，直接考取了哈佛大学。
聊天中，楚天舒又问：“老师，最近又有什么新作？”
祝庸之开心地说：“有啊，最近我刚写了一本关于民营经济研究的小册子，正好今天你们来了，我就送你们一人一本。”
四人开心地接过书，翻阅起来。
只听祝庸之说：“年纪大了，头脑反应也不敏捷，按说这时不该写什么书，做什么研究，应该把路让给年轻人。不过后来发现，年纪大也有年纪大的好处，就是已经无欲无求，很多事放得开，在不违背大原则的情况下，可以讲点真话。”
卫世杰很有感触地说：“老师，您这话说得透彻！我最近接触过很多中青年学者，尽管满腹才华，却始终没有愿意脚踏实地干一番事业的。究其原因，这批人要么是官迷，整天想着如何往上爬，做学术研究也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要么就是财迷，想着怎么捞大钱，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学问上。”
“唉，这也不能全怪他们。”祝庸之叹了一口气：“现在的社会风气太浮躁，价值观也有点扭曲，判断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是官位就是财产，所以，任何人生活在其中，也只能去追名逐利。”
祝庸之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一辈子都在研究官与商，最近这几年，又偏重于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研究，在任何场合都不忘为市场经济、为民营企业鼓与呼。
卫世杰随手翻了几页书，其中的一段小故事吸引了他。
祝庸之在书中写道，一年春运时，有位民工不慎将火车上的茶杯摔碎。
按照规定，列车员自然要找民工索赔，列车员报出的二十块的赔偿价格，也不算是漫天要价。
民工却不愿赔偿，双方争执起来，从而引出下面一段对话——
“你们这铁路，是不是国有企业？”
“不是国有企业，难道是你家开的！”
“国有企业是不是全民共同财产？”
“是！”
“你们刚才看了我的身份证，我是不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那这全民共同财产里面，自然有我一份。”
“共同财产，人人都有份。”
“那就好！把你们铁路的所有资产，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怎么也得好几百块。从现在开始，我放弃这好几百块钱的权利，将它送给你们。用这几百块钱来抵二十块的赔偿金，你们赚大了！”
民工的话似是而非，负责索赔的列车员竟一时语塞。
随后，祝庸之在书中写道：这位民工虽有狡辩之嫌，但他讲的道理却值得每个人深思。
国有经济属于全体民众，但这笔财富，如何让普通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却是个大问题。
我们不妨假设，摔坏茶杯的不是民工，而是铁路系统的某位高官，列车员还敢索赔吗？如此说来，国有经济岂不成了官有经济？
卫世杰不禁拍案叫绝，一个小故事，竟阐述了如此深刻的道理。关键是，娓娓道来的讲述，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得明明白白。
祝庸之接着说：“我向来主张，除非关系国家命脉的重点行业，国有企业都应该退出。国有企业的背后是政府，政府本身就是裁判员，怎么能亲自下场比赛，官商不分，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卫世杰说：“如此浅显的道理，很多人却始终弄不明白。其实越是弱势群体，越喜欢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每一个人才有机会。所有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里，那些没有关系后台的普通人，怎么可能获得公平竞争的环境？”
聊到这里，卫世杰不禁说：“老师，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骂民营企业。尤其是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不少民企通过不正当方式，低价买走国企，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那些因此下岗的工人也境遇悲惨。我虽然是做民企的，但对这些现象也很痛恨。遇到有人厉声斥责时，只好默不作声。”
祝庸之说：“正因为如此，才证明了国企改制的必要。你想一想，是谁贱卖了国企？不就是那些原来的厂长、经理以及上级政府部门负责人吗？而这些人，平时不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吗？在改制过程中，他们尚且大搞权钱交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那么在平时，他们会认真地经营企业，对国家、对职工负责吗？！”
一番话振聋发聩，令人大呼痛快。
宁馨红着眼圈，在小区门口接了他们，刷门禁卡进了单元门。
出了电梯，刚打开房门，就听见祝庸之的笑声。
向晚晴和颜婕妤等人好生纳闷，祝鹤不是说祝老刚刚丧偶，悲伤过度么，怎么不见一丝悲戚，还能笑得如此爽朗？
宁馨给他们泡了茶，众人落座。
楚天舒说：“老师，您的精神状态很不错，我们做学生的就放心了！”
祝庸之笑了笑，指指向晚晴微微隆起的腹部，说：“新生命诞生，老家伙去世，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谁也违背不了，伤心也没用。老伴临走前，我跟她说了，到了天堂，安心等我几年，我就去找她，争取下辈子继续做夫妻！”
见祝庸之还在谈笑风生，卫世杰也开玩笑说：“祝老师，您身体硬朗得很呢，师母在那边，怕是还得等好多年了。”
祝庸之说：“哈哈，你家师母说了，她愿意等，叫我好好的活着，等萌萌生了孩子，把照片给她带过去。”
听到这，楚天舒等人都笑了。
向晚晴就问：“萌萌呢，没回来么？”
宁馨插话道：“晚晴姐，萌萌现在可不得了，已经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了，祝老师刚和她通了电话，让她安心读书，不用回来了。”
祝庸之的豁达开朗感染了所有人。
卫世杰不由得想起了闻家奇常说的一句话，“聪明有种，富贵有根”。
想当初，黎萌还是一个不爱学习被骗进传销团伙的“坏”学生，被救出来之后，就像换了一个人，心无旁骛地刻苦用功，一下子就成了尖子生，毕业那年，就没参加国内的高考，直接考取了哈佛大学。
聊天中，楚天舒又问：“老师，最近又有什么新作？”
祝庸之开心地说：“有啊，最近我刚写了一本关于民营经济研究的小册子，正好今天你们来了，我就送你们一人一本。”
四人开心地接过书，翻阅起来。
只听祝庸之说：“年纪大了，头脑反应也不敏捷，按说这时不该写什么书，做什么研究，应该把路让给年轻人。不过后来发现，年纪大也有年纪大的好处，就是已经无欲无求，很多事放得开，在不违背大原则的情况下，可以讲点真话。”
卫世杰很有感触地说：“老师，您这话说得透彻！我最近接触过很多中青年学者，尽管满腹才华，却始终没有愿意脚踏实地干一番事业的。究其原因，这批人要么是官迷，整天想着如何往上爬，做学术研究也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要么就是财迷，想着怎么捞大钱，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学问上。”
“唉，这也不能全怪他们。”祝庸之叹了一口气：“现在的社会风气太浮躁，价值观也有点扭曲，判断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是官位就是财产，所以，任何人生活在其中，也只能去追名逐利。”
祝庸之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一辈子都在研究官与商，最近这几年，又偏重于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研究，在任何场合都不忘为市场经济、为民营企业鼓与呼。
卫世杰随手翻了几页书，其中的一段小故事吸引了他。
祝庸之在书中写道，一年春运时，有位民工不慎将火车上的茶杯摔碎。
按照规定，列车员自然要找民工索赔，列车员报出的二十块的赔偿价格，也不算是漫天要价。
民工却不愿赔偿，双方争执起来，从而引出下面一段对话——
“你们这铁路，是不是国有企业？”
“不是国有企业，难道是你家开的！”
“国有企业是不是全民共同财产？”
“是！”
“你们刚才看了我的身份证，我是不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那这全民共同财产里面，自然有我一份。”
“共同财产，人人都有份。”
“那就好！把你们铁路的所有资产，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怎么也得好几百块。从现在开始，我放弃这好几百块钱的权利，将它送给你们。用这几百块钱来抵二十块的赔偿金，你们赚大了！”
民工的话似是而非，负责索赔的列车员竟一时语塞。
随后，祝庸之在书中写道：这位民工虽有狡辩之嫌，但他讲的道理却值得每个人深思。
国有经济属于全体民众，但这笔财富，如何让普通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却是个大问题。
我们不妨假设，摔坏茶杯的不是民工，而是铁路系统的某位高官，列车员还敢索赔吗？如此说来，国有经济岂不成了官有经济？
卫世杰不禁拍案叫绝，一个小故事，竟阐述了如此深刻的道理。关键是，娓娓道来的讲述，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得明明白白。
祝庸之接着说：“我向来主张，除非关系国家命脉的重点行业，国有企业都应该退出。国有企业的背后是政府，政府本身就是裁判员，怎么能亲自下场比赛，官商不分，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卫世杰说：“如此浅显的道理，很多人却始终弄不明白。其实越是弱势群体，越喜欢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每一个人才有机会。所有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里，那些没有关系后台的普通人，怎么可能获得公平竞争的环境？”
聊到这里，卫世杰不禁说：“老师，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骂民营企业。尤其是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不少民企通过不正当方式，低价买走国企，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那些因此下岗的工人也境遇悲惨。我虽然是做民企的，但对这些现象也很痛恨。遇到有人厉声斥责时，只好默不作声。”
祝庸之说：“正因为如此，才证明了国企改制的必要。你想一想，是谁贱卖了国企？不就是那些原来的厂长、经理以及上级政府部门负责人吗？而这些人，平时不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吗？在改制过程中，他们尚且大搞权钱交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那么在平时，他们会认真地经营企业，对国家、对职工负责吗？！”
一番话振聋发聩，令人大呼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