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政，非钱粮不行。武不可用于内，仁义不可求于细民，欲以解天下之危，钱粮为大。朝廷之钱粮，有禁椎之得，有盐铁之入，而根本在于税赋也。”
“或曰，今朝廷盐铁之入广收，税赋不似先前重也，何云根本在于税赋者？”
“臣言，盐铁之入，禁榷所得，以供朝廷之用耳。征税赋于天下，朝廷之用而外，显朝之义也。朝廷之义显于平苦之民，故朝廷之偏，在于平苦之民也。”
“显朝廷大义，是故朝廷税赋不征于平苦之民。凡天下百姓力耕所得，力佣之值，朝廷不税不赋。朝廷之税赋，当征于势力之家，税赋本于产而非本于人也。”
“或曰，以是说之，农赋不当征耶？”
“臣言，乡间税赋本于田，田为产，非征之于人也。田之税赋之外，别不他征，此税赋本于产，示朝廷于平苦之民之偏也。城镇之税赋，一本于此，力雇之值不征也。”
（此处指对资产征税，不对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征税，本于政治立场。）
“或于狡猾之徒，自雇自佣，高其雇值以避税者，官查之可也。天下公司，计账之人隶之朝廷，不使私雇，此以查之也。明查之，绳律者，虽有法外之徒，不为大害。”
记到这里，吴育见徐平停了下来，终于出了一口气。这样长篇大论的君臣之对，于起居官真是个苦差事。不但是要记，还要理解其中的意思，吴育一心二用，着实辛苦。
见徐平喝了口茶，坐下歇息，吴育上前道：“宰相有暇，可否下官一时这惑？”
徐平道：“但讲无妨。春卿盛名负天下，我有解之不明者，莫笑我。”
吴育忙行礼不敢，道：“宰相讲天下事，必本于二三论之，何也？”
徐平道：“这却有本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万物生焉。天下事二三论之，以皆道化之二三也。上古之时民无争，一也。生有余，有不劳而获者，有劳而不得者，天下之民由一而生二焉。二必争，是故有朝廷。势力之家、平苦之民、朝廷，三也。三而生万物，天下之事，莫不由此三来者。是故治国理政，必本二三之论。”
为什么把前世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进化，改为了原始大同、现今之世和未来大同之世三个阶段，是因为解释这个历史规律的哲学基础变了。共产主义把历史划分为那样几个阶段，哲学基础是矛盾论和辨证法之否定之否定。徐平做三段划分，是把哲学基础改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生万物，即把阶级斗争理论彻底地中国化。
他前世是把否定之否定作为当然正确讲述的，在这个基础上，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哲学，评价就只剩下了有辨证法的正确思想，但很朴素。
矛盾论的基础，事务发展的内因起主要作用，即内部斗争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的发展演化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奴隶社会是对原始社会的否定，封建社会是对奴隶社会的否定之否定，一直延伸而发展下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最终会出现否定之否定，无产阶级终究会胜利，同时迎来新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是共产主义理论社会演化的哲学基础，本自于欧洲的辨证法传统。有了这个哲学基础，才有了无产阶级终将会胜利，共产主义必然会到来的结论。
意识形态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从哲学基础开始，对历史的认识，延伸出去。正因为其科学性，严密性，才能被认为可以指导现实，走向未来。
否定之否定来自于欧洲的辨证法传统，是一种哲学。共产主义理论把这种哲学思想引入到了阶级斗争的分析中，才出现了社会阶段的划分，才出现了共产主义的必然，社会主义才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了这个哲学基础，则共产主义就成了空想。
把阶级斗争的哲学基础替换成中国传统的道生万物，就出现了社会发展的三断论，原始无阶级社会，阶级分化社会，政权出现阶级调和的社会。三生万物，意味着有政权的阶级社会将长久存在，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进化就消失了。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发展的解释，即从民无争，到民有争，到出于调和的目的出现政权。即政权的出现，不是为了实现阶级压迫，而是为了阶级调和，这是从先秦诸子一直延续到韩愈和柳宗元的社会发展观。在这个基础上构建圣贤政治，而有了对上古三代无争之世的美好描述，有了对未来大同之世的向往。
徐平做的改变，是取了共产主义中阶级斗争的理论，从圣贤政治中走出来，改为以传统的道生万物为哲学基础，形成一种以阶级调和为主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要严密，必须要有哲学基础。道生万物哲学，对赵祯来说是当然之理，不会因为被教了否定之否定而有任何疑惑。对于赵祯来说，跟徐平前世教的完全相反，道生万物才是当然正确。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简单而不严密的理解，可以用集合来比较具象地展现。最开始的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是道存而为一的时候，治国以德，传统文化之下具德为圣人。把这个时候的天下人看作一个集合，是生一。有了阶级之分，这个集合分化成了两个集合，这两个集合是从前一个集合来的，依然共存于天下人这一个大集合中。这个时候就是一生二，虽有二，一却仍然存在，这就是仍然出圣人的哲学基础。阶级斗争的存在，两个集合不断斗争交流，产生了交集。这个交集，就是三，有一部分是一个集合的一部分，有一部分是另一个集合的一部分。出现的这个交集，就是政权，到了这个阶段是二生三了。三生，前一个阶段的二也在，再之前的一也在。三生万物，是说到了这个阶段天下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现了，要么走回头路，要么到了尽头。回头路，就是重新回到无争的大同之世，三重新归于一。殊途而同归，三生万物是回到了一，否定之否定是经过一系列的否定，而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性质与原始社会相似。
交集虽然从属于两个集合，但交集跟每个集合都不一样，这就是政权的独立性。有了这个交集，隔离缓和了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了稳定状态。交集是由两个集合的各一部分组成的，阶级矛盾表现在争夺交集中的权重。有阶级必然有斗争，所以政权永远不能位于正中的地方。实际上因为上面存在一个更大的一，此消则彼长，正中并不存在。
三本身就是二的各一部分，所以只能调和，三即政权的出现也是为了调和。对于政权这个三来说，必然有偏向，因为剥削者的力量是一直增长的，不偏向被剥削者一边，政权自己本身也会被消灭。这是政权自己生存的必然需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政权为了求存而不得不向被剥削者偏移的改革。政权只要不想消失，这种改革的需求就是必然。
每一个集合都有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政权对每个阶级实际都讲仁。因为有自己求存的独立性，便就有了义的存在。所以政权只存大义，小仁小义是不存在的。
在二三的基础上，一这个大集合一直是存在的，这就是德。及弥灭差别，重新回到一的状态，是更高一层级的道德。在德的基础上，出现了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类似。
使用了这样的哲学基础，才有了徐平对社会阶段划分的改变，才有了力主进行阶级调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本于哲学基础，对历史规律进行总结，使用的哲学基础不同，哪怕同样讲阶级分别，也会出现不同的意识形态。
放弃否定之否定，改取三生万物，是因为徐平前世没有看到否定之否定的胜利。他所观察到的历史规律，符合三生万物。历史一直是发展变化的，将来会不会出现用另一种哲学基础的需求，那就不是徐平所能知道的了。
三生万物是这个时代的广泛共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解释社会发展的哲学，徐平使用这样的哲学基础，这个年代的人一说就懂。如果他的前世真地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见到了否定之否定证明了正确性，他就向这个时代的人卖力解释那一套哲学基础了。
徐平给予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是把前世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哲学基础换成了中国的三生万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中国化。
世间并无当然之正确，人认识自然和历史都是一直在发展的，也不必强求正确。只要从哲学到历史，到当下世界的政治分析，统一连贯，并无不合时宜之处，就是合用的。
“或曰，今朝廷盐铁之入广收，税赋不似先前重也，何云根本在于税赋者？”
“臣言，盐铁之入，禁榷所得，以供朝廷之用耳。征税赋于天下，朝廷之用而外，显朝之义也。朝廷之义显于平苦之民，故朝廷之偏，在于平苦之民也。”
“显朝廷大义，是故朝廷税赋不征于平苦之民。凡天下百姓力耕所得，力佣之值，朝廷不税不赋。朝廷之税赋，当征于势力之家，税赋本于产而非本于人也。”
“或曰，以是说之，农赋不当征耶？”
“臣言，乡间税赋本于田，田为产，非征之于人也。田之税赋之外，别不他征，此税赋本于产，示朝廷于平苦之民之偏也。城镇之税赋，一本于此，力雇之值不征也。”
（此处指对资产征税，不对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征税，本于政治立场。）
“或于狡猾之徒，自雇自佣，高其雇值以避税者，官查之可也。天下公司，计账之人隶之朝廷，不使私雇，此以查之也。明查之，绳律者，虽有法外之徒，不为大害。”
记到这里，吴育见徐平停了下来，终于出了一口气。这样长篇大论的君臣之对，于起居官真是个苦差事。不但是要记，还要理解其中的意思，吴育一心二用，着实辛苦。
见徐平喝了口茶，坐下歇息，吴育上前道：“宰相有暇，可否下官一时这惑？”
徐平道：“但讲无妨。春卿盛名负天下，我有解之不明者，莫笑我。”
吴育忙行礼不敢，道：“宰相讲天下事，必本于二三论之，何也？”
徐平道：“这却有本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万物生焉。天下事二三论之，以皆道化之二三也。上古之时民无争，一也。生有余，有不劳而获者，有劳而不得者，天下之民由一而生二焉。二必争，是故有朝廷。势力之家、平苦之民、朝廷，三也。三而生万物，天下之事，莫不由此三来者。是故治国理政，必本二三之论。”
为什么把前世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进化，改为了原始大同、现今之世和未来大同之世三个阶段，是因为解释这个历史规律的哲学基础变了。共产主义把历史划分为那样几个阶段，哲学基础是矛盾论和辨证法之否定之否定。徐平做三段划分，是把哲学基础改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生万物，即把阶级斗争理论彻底地中国化。
他前世是把否定之否定作为当然正确讲述的，在这个基础上，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哲学，评价就只剩下了有辨证法的正确思想，但很朴素。
矛盾论的基础，事务发展的内因起主要作用，即内部斗争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的发展演化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奴隶社会是对原始社会的否定，封建社会是对奴隶社会的否定之否定，一直延伸而发展下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最终会出现否定之否定，无产阶级终究会胜利，同时迎来新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是共产主义理论社会演化的哲学基础，本自于欧洲的辨证法传统。有了这个哲学基础，才有了无产阶级终将会胜利，共产主义必然会到来的结论。
意识形态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从哲学基础开始，对历史的认识，延伸出去。正因为其科学性，严密性，才能被认为可以指导现实，走向未来。
否定之否定来自于欧洲的辨证法传统，是一种哲学。共产主义理论把这种哲学思想引入到了阶级斗争的分析中，才出现了社会阶段的划分，才出现了共产主义的必然，社会主义才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了这个哲学基础，则共产主义就成了空想。
把阶级斗争的哲学基础替换成中国传统的道生万物，就出现了社会发展的三断论，原始无阶级社会，阶级分化社会，政权出现阶级调和的社会。三生万物，意味着有政权的阶级社会将长久存在，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进化就消失了。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发展的解释，即从民无争，到民有争，到出于调和的目的出现政权。即政权的出现，不是为了实现阶级压迫，而是为了阶级调和，这是从先秦诸子一直延续到韩愈和柳宗元的社会发展观。在这个基础上构建圣贤政治，而有了对上古三代无争之世的美好描述，有了对未来大同之世的向往。
徐平做的改变，是取了共产主义中阶级斗争的理论，从圣贤政治中走出来，改为以传统的道生万物为哲学基础，形成一种以阶级调和为主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要严密，必须要有哲学基础。道生万物哲学，对赵祯来说是当然之理，不会因为被教了否定之否定而有任何疑惑。对于赵祯来说，跟徐平前世教的完全相反，道生万物才是当然正确。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简单而不严密的理解，可以用集合来比较具象地展现。最开始的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是道存而为一的时候，治国以德，传统文化之下具德为圣人。把这个时候的天下人看作一个集合，是生一。有了阶级之分，这个集合分化成了两个集合，这两个集合是从前一个集合来的，依然共存于天下人这一个大集合中。这个时候就是一生二，虽有二，一却仍然存在，这就是仍然出圣人的哲学基础。阶级斗争的存在，两个集合不断斗争交流，产生了交集。这个交集，就是三，有一部分是一个集合的一部分，有一部分是另一个集合的一部分。出现的这个交集，就是政权，到了这个阶段是二生三了。三生，前一个阶段的二也在，再之前的一也在。三生万物，是说到了这个阶段天下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现了，要么走回头路，要么到了尽头。回头路，就是重新回到无争的大同之世，三重新归于一。殊途而同归，三生万物是回到了一，否定之否定是经过一系列的否定，而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性质与原始社会相似。
交集虽然从属于两个集合，但交集跟每个集合都不一样，这就是政权的独立性。有了这个交集，隔离缓和了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了稳定状态。交集是由两个集合的各一部分组成的，阶级矛盾表现在争夺交集中的权重。有阶级必然有斗争，所以政权永远不能位于正中的地方。实际上因为上面存在一个更大的一，此消则彼长，正中并不存在。
三本身就是二的各一部分，所以只能调和，三即政权的出现也是为了调和。对于政权这个三来说，必然有偏向，因为剥削者的力量是一直增长的，不偏向被剥削者一边，政权自己本身也会被消灭。这是政权自己生存的必然需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政权为了求存而不得不向被剥削者偏移的改革。政权只要不想消失，这种改革的需求就是必然。
每一个集合都有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政权对每个阶级实际都讲仁。因为有自己求存的独立性，便就有了义的存在。所以政权只存大义，小仁小义是不存在的。
在二三的基础上，一这个大集合一直是存在的，这就是德。及弥灭差别，重新回到一的状态，是更高一层级的道德。在德的基础上，出现了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类似。
使用了这样的哲学基础，才有了徐平对社会阶段划分的改变，才有了力主进行阶级调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本于哲学基础，对历史规律进行总结，使用的哲学基础不同，哪怕同样讲阶级分别，也会出现不同的意识形态。
放弃否定之否定，改取三生万物，是因为徐平前世没有看到否定之否定的胜利。他所观察到的历史规律，符合三生万物。历史一直是发展变化的，将来会不会出现用另一种哲学基础的需求，那就不是徐平所能知道的了。
三生万物是这个时代的广泛共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解释社会发展的哲学，徐平使用这样的哲学基础，这个年代的人一说就懂。如果他的前世真地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见到了否定之否定证明了正确性，他就向这个时代的人卖力解释那一套哲学基础了。
徐平给予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是把前世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哲学基础换成了中国的三生万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中国化。
世间并无当然之正确，人认识自然和历史都是一直在发展的，也不必强求正确。只要从哲学到历史，到当下世界的政治分析，统一连贯，并无不合时宜之处，就是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