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1章 强大，无比强大(3)
可是走到半路，他发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因为熊蛮子交给他的，不是辽东，而是一个空白的辽东。为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熊先生干得相当彻底，房子烧掉，水井埋掉，百姓撤走，基本上保证了千里无鸡鸣，万里无人烟。要这么玩，努尔哈赤先生就不干了。他辛苦奔波，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抢东西，您把东西都搬走了，我还去干吗？而且从广宁到山海关，几百里路空无一人，很多坚固的据点都无人看守，别说抢劫，连打仗的机会都没有。于是，当军队行进到一个明军据点附近时，努尔哈赤决定：无论这些地方有多广袤，无论这些据点有多重要，都不要了，撤退。
努尔哈赤离开了这里，踏上了归途，但他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因为四年之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并为争夺这个他曾轻易放弃的小地方，失去所有的一切。
这个他半途折返的地点，叫做宁远。
堪与匹敌者，此人也
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三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
从杨镐、刘綎到袁应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也死了。
辽东的局势，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是差得不能再差，差到官位摆在眼前，都没人要。
比如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二十人左右。用今天话说，是军区司令员，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
一般说来，这个职务相当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地图，指手画脚而已。然而，这几年情况不同了，辽东打仗，明朝陆续派去了十四位总兵，竟然全部阵亡，无一幸免。
总兵越来越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因为没人干，某些在任总兵甚至主动辞职，宁可回家种田，也不干这份工作。
但公认最差的职业，还不是总兵，是辽东经略。总兵可以有几十个，辽东经略只有一个。总兵可以不干，辽东经略不能不干。可是连傻子都知道，辽东都没了，人都撤回山海关了，没兵没地没百姓，还经略个啥？
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给他鼓劲儿，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上方宝剑，还亲自送行。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儿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这条路线前不久我走过，坐车三个钟头。
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就两百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
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天启先生虽说是个木匠，也还有点儿脾气，马上下达谕令：不去，就滚（革职为民，永不叙用）。不想去也好，不愿去也好，替死鬼总得有人当。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
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署部事）。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
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足。对此，我都同意，但我认为，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明知是黑锅，依然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去背，难道不勇敢吗？而他之所以失败，实在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敌人，战场应变极快，骑兵战术使用精湛，他的军事能力，可与大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将相媲美。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之一。他或许很好、很强大，却绝非没有对手。事实上，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现，就在他的眼前——不止一个。
王在晋到达辽东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他日夜不停地勘察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钻研，终于想出了一个防御方案。
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王在晋认为，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为了保证防御纵深，他决定再修一座新城，用来保卫山海关，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
王在晋做事十分认真，他不但选好了位置，还拟好了预算、兵力等，然后一并上交皇帝。
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立即批复同意，还从国库中拨出了工程款。应该说，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创意是值得鼓励的，而全盘的计划，是值得唾弃的。
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就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也啃穿了。
在这一点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也是他唯一正确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闹。哪里胡闹，我就不说了，等一会儿有人说。总之，如按此方案执行，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
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说。
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惨的命运。
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
这下叶大人头疼了，他干政治是老手，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
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其他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人。
惊天动地，力挽狂澜，由此开始。
“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因为这句话，出于《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它的隐含意思是：
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
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与此同时，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
这个人是孙承宗。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
努尔哈赤离开了这里，踏上了归途，但他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因为四年之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并为争夺这个他曾轻易放弃的小地方，失去所有的一切。
这个他半途折返的地点，叫做宁远。
堪与匹敌者，此人也
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三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
从杨镐、刘綎到袁应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也死了。
辽东的局势，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是差得不能再差，差到官位摆在眼前，都没人要。
比如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二十人左右。用今天话说，是军区司令员，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
一般说来，这个职务相当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地图，指手画脚而已。然而，这几年情况不同了，辽东打仗，明朝陆续派去了十四位总兵，竟然全部阵亡，无一幸免。
总兵越来越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因为没人干，某些在任总兵甚至主动辞职，宁可回家种田，也不干这份工作。
但公认最差的职业，还不是总兵，是辽东经略。总兵可以有几十个，辽东经略只有一个。总兵可以不干，辽东经略不能不干。可是连傻子都知道，辽东都没了，人都撤回山海关了，没兵没地没百姓，还经略个啥？
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给他鼓劲儿，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上方宝剑，还亲自送行。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儿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这条路线前不久我走过，坐车三个钟头。
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就两百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
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天启先生虽说是个木匠，也还有点儿脾气，马上下达谕令：不去，就滚（革职为民，永不叙用）。不想去也好，不愿去也好，替死鬼总得有人当。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
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署部事）。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
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足。对此，我都同意，但我认为，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明知是黑锅，依然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去背，难道不勇敢吗？而他之所以失败，实在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敌人，战场应变极快，骑兵战术使用精湛，他的军事能力，可与大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将相媲美。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之一。他或许很好、很强大，却绝非没有对手。事实上，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现，就在他的眼前——不止一个。
王在晋到达辽东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他日夜不停地勘察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钻研，终于想出了一个防御方案。
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王在晋认为，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为了保证防御纵深，他决定再修一座新城，用来保卫山海关，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
王在晋做事十分认真，他不但选好了位置，还拟好了预算、兵力等，然后一并上交皇帝。
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立即批复同意，还从国库中拨出了工程款。应该说，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创意是值得鼓励的，而全盘的计划，是值得唾弃的。
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就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也啃穿了。
在这一点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也是他唯一正确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闹。哪里胡闹，我就不说了，等一会儿有人说。总之，如按此方案执行，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
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说。
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惨的命运。
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
这下叶大人头疼了，他干政治是老手，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
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其他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人。
惊天动地，力挽狂澜，由此开始。
“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因为这句话，出于《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它的隐含意思是：
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
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与此同时，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
这个人是孙承宗。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