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孙承宗作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

    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万历二十年(1592),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于是第二年(1593),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1594),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用的,只要让大家都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

    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叫做哗变。

    这种事,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儿,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

    “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士兵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的感悟。

    辽东,大他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于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嚎、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这一认真,就有点儿过了。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毕竟翰林院里不止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从此,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诲人不倦。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他老师极不感冒。但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儿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在仕途上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幸好后面还有一句:“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1622),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是的,没错啊。”

    于是,孙老师算账的时候到了:“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吗?!”“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

    王大人估计被打蒙了,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他真的发火了:“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

    王同学彻底无语了。

    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因两地只隔八里,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门挤破。

    这充分说明,想出此计划的王在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但聪明的孙老师,似乎也不是什么善类,他没有帮助迟钝生王在晋的耐心,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皇帝陛下写了封信,直接把王经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赶走王在晋后,孙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便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在晋的人叫来。”

    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

    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

    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且毫不犹豫。

    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十分简单:“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于是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然后,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

    宁远,即今辽宁兴城,位居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两百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非常险要。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跑出两百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是缺心眼。

    我原先也不明白,后来我去了一趟宁远,明白了。

    宁远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当我登上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

    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是海。说宁远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中间的道路很窄,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努尔哈赤先生要从北面进攻这里,是很辛苦的。当然了,有人会说,既然难走,那不走总行了吧。很可惜,虽然走这里很让人恶心,但不恶心是不行的,因为辽东虽大,要进攻山海关,必须从这里走。此路不通让人苦恼,再加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

    是的,还会有人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有优势,兵力很强,动员几万人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

    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仅仅是理论。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并不是山,而是海。

    明朝为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遇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

    而努尔哈赤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

    更为重要的是,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觉华岛,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

    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后金没有海军,没有翅膀,飞不过来。

    但有些事,是说不准的。

    上个月,我从宁远坐船,前往觉华岛(现名菊花岛),才发现,原来所谓不远,也挺远,在海上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

    上岸之后,宁远就只能眺望了。于是,我问了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离陆地这么远,生活用品用船运很麻烦吧。

    他回答:我们也用汽车拉,不麻烦。然后补充一句:冬天,海面会结冰。

    我又问:这么宽的海面(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有近十公里),都能冻住吗?他回答:一般情况下,冻不住。

    接着还是补充:去年,冻住了。去年,是2007年,冬天很冷。

    于是,我想起了三百八十一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我知道,那一年的冬天,也很冷。

    学生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他决定,在宁远筑城。筑城的重任,他交给了袁崇焕。

    但要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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