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8章 毁灭之路(1)
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
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同学们，现在我们来讲下一课：东林党的失败之路。
在我看来，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
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和地位，他们与赵先生压根儿就没法比。
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待了二十多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标以及赵南星。
顾宪成已经死了，天启二年（1622），邹元标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了赵南星。
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
但失败之根源，正是此人。
天启三年（1623），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是京察年。所谓京察年，也就是折腾年，六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京察，每次都搞得不亦乐乎，今年也不例外。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赵南星是个很负责的人，经过仔细考察，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四人：亓诗教、官应震、吴亮嗣、赵兴邦。
如果你记性好，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亓诗教，齐党首领；赵兴邦，浙党骨干；官应震、吴亮嗣，楚党首领。
此时的朝政局势，大致是这样的，东林党大权在握，三党一盘散沙，已经成了落水狗。
很明显，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甘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
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太不厚道。
更不厚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控政权，结果官应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
这就意味着，汪文言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赵大人在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凶。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四凶论》，以示纪念。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还有若干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三党成员、落水狗。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世界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
据史料记载，这个人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现在，让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杰出坏人、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魏忠贤。
混混的幸福
魏忠贤，北直隶（今河北）肃宁县人，曾用名李进忠。对于魏公公的出身，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农民或杂耍，都是穷人。家里穷，自然就没钱给他读书，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只能整天在街上闲逛。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为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但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魏忠贤的心情，因为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很惨。
多年前，我曾研习过社会学，并从中发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垃圾（俗称混混）是从来不会自卑的。
虽然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能成为一个混混，是极其光荣且值得骄傲的。
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
做了一件坏事，却绝不会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得掉渣的坏人。
魏忠贤，就是这样一个坏人。
根据史料记载，少年魏忠贤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虽然他没钱上学，没法读书，没有工作，却从不唉声叹气，相当乐观。
面对一没钱、二没前途的不利局面，魏忠贤不等不靠，毅然走上社会，大玩特玩，并在实际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市井一无赖尔）。
他虽然是个文盲，却能言善辩（目不识丁，言辞犀利），没读过书，却无师自通（性多狡诈），更为难得的是，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胸怀万贯，具体表现为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还敢跑去赌博（家无分文而一掷百万），赌输后没钱给，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依然无怨无悔，下次再来。混到这个份儿上，可算是登峰造极了。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至少曾经有过。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娶了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过得还不错。
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儿钱财，也被他用光用尽。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翻然悔悟，经过仔细反省，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还有个女儿。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还清赌债。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很正确，因为按当时的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是她。
原本只有家，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翻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太监。这并非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共识。
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且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
混混都混不下去，人生失败到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要当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做太监，是迫于无奈，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我要严肃地告诉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太监，是一份工作，极其热门的工作，而想成为一名太监，是很难的。事实上，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宫里只有女人。
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为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这是很有可能的），宫里不能进男人。可问题是，宫里太大，上千人吃喝拉撒，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女的干不了，男的不能进，只好不男不女了。
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
既然是劳工，就有用工指标，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老太监死了，新太监才能进。也就是说，每年录取太监的比例相当低。
有多低呢？我统计了一下，大致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而且哪年招还说不准，今年要是不缺人，就不招。
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在一百个符合条件（割了）的人中，只有十到十五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
事实上，自明代中期，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割过了），却没法入宫的太监（候选）在京城等着。
要知道，万一切了，又当不了太监，那就惨了，虽说太监很吃香，但归根结底，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不是太监本人。对于这类“割了”的人，人民群众是相当鄙视的。
所以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既不能入宫，也不能回家，只能在京城混，后来混得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此，明朝政府曾颁布法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
我一直相信，世事皆有可能。
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除了能够找工作、混饭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权力。
公正地讲，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八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公正，却不平坦。因为平凡的人是很多的，且大都不安分，要想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走着上去是不行的，一般都得踩着上去——踩着那些被你淘汰的人。明朝的进士，三年考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平均一百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能进入朝廷，看见皇帝大人尊容的，只有三四十人。而决定所有人命运的，只是那张白纸和几道考试的题目。
同一张纸，同一道题目，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不同的脑袋，不同的手。
能否出人头地，只能靠你自己，靠你那非凡的智力、领悟力，以及你那必定能够超越常人、必定与众不同的信念。
所以我一直认为，科举制度，是一种杰出的、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杜绝了自东汉以来腐败不堪的门阀制度，最大地保证了人才的选拔，虽然它并不完美，却亦无法取代。
当然，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你考上了进士，脱离了科举体系，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体系——文官体系。
在那个体系中，你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还要熬资历、干工作、斗智斗勇，经过几十年的磨砺之后，你才能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并具备足够的智商和经验，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度继续前进。
这就是于谦、李贤、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成功之道，也是必经之道。虽然他们都具有优异的天赋、坚忍的性格、坎坷的经历，但要想名留千古，这是无法逃避的代价。
在那条通往最高宝座的道路上，只有最优秀、最聪明、最有天分的人，才能到达终点。
但许多人不知道，有些不那么聪明、不那么优秀、不那么有天分的人，也能走到终点。
因为在通往终点的方向，有一条捷径，这条捷径，就是太监之路。
太监不需要饱读诗书，不需要层层培训，不需要处理政务，不需要苦苦挣扎，他们能够跨过所有文官体系的痛苦经历，直接获取成功，只需要讨好一个人——皇帝。
皇帝就是老板，就是CEO，就是一言九鼎，总而言之，是说了就算的人物。而太监，就在皇帝的身边，所以只要哄好皇帝，太监就能得到权力以及他想得到的一切。
这就是有明一代，无数的人自愿成为太监的全部原因。
但现在摆在无业游民魏忠贤面前的，不仅仅是个录取名额比例问题，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难点——阉割问题。
魏忠贤当政以后，对自己以前的历史万般遮掩，特别是他怎么当上太监，怎么进宫这一段，绝口不提，搞得云里雾里，捉摸不透。
但这种行为，就好比是骂自己的儿子王八蛋一样，最终只能自取其辱。他当年的死党、后来的死敌刘若愚太监告诉我们，魏公公不愿提及发家史，是因为违背了太监成长的正常程序——他是自宫的。
我一直坚信，东方不败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杰出，也最有可能的自宫者。这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自宫，绝无混饭吃、找工作的目的，而是为了中华武学的发展。
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我考证了太监阉割的全过程后，才不禁由衷感叹，自宫不仅需要勇气，没准儿还真得要点儿功夫。
阉割的技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阉割是个技术工作。想一想就明白了，从人身上割点儿东西下来，还是重要部位，稍有不慎，命就没了。
很多年以来，干这行的都是家族产业，代代相传，以割人为业，其中水平最高的，还能承包官方业务，获得官方认证。
一般这种档次的，不但技术高，能达到庖丁解人的地步，快速切除，还有配套医治伤口，消毒处理，很有服务意识。
所以说，东方不败能在完全外行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复杂的手术，且毫无后遗症（至少我没看出来），没有几十年的内功修养，估计是白扯。
魏忠贤不是武林高手（不算电影、电视），要他自我解决，实在勉为其难，于是只好寻到上述专业机构，找人帮忙。
可到地方一问，才知道人家服务好，收费也高，割一个得四五两银子，我估算了一下，合人民币大概是三四千块。
这可就为难魏公公了，身上要有这么多钱，早拿去赌博翻本，哪犯得着干这个？割还是不割，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没钱。
但现实摆在眼前，不找工作是不行了，于是魏公公心一横——自己动手，前程无忧。
果不其然，业余的赶不上专业的，手术的后遗症十分严重，出血不止，幸亏好心人路过，帮他止了血。
成功自宫后，魏忠贤决定去报名，可刚到报名处，问清楚录取条件，当时就晕了。
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同学们，现在我们来讲下一课：东林党的失败之路。
在我看来，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
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和地位，他们与赵先生压根儿就没法比。
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待了二十多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标以及赵南星。
顾宪成已经死了，天启二年（1622），邹元标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了赵南星。
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
但失败之根源，正是此人。
天启三年（1623），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是京察年。所谓京察年，也就是折腾年，六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京察，每次都搞得不亦乐乎，今年也不例外。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赵南星是个很负责的人，经过仔细考察，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四人：亓诗教、官应震、吴亮嗣、赵兴邦。
如果你记性好，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亓诗教，齐党首领；赵兴邦，浙党骨干；官应震、吴亮嗣，楚党首领。
此时的朝政局势，大致是这样的，东林党大权在握，三党一盘散沙，已经成了落水狗。
很明显，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甘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
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太不厚道。
更不厚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控政权，结果官应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
这就意味着，汪文言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赵大人在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四凶。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四凶论》，以示纪念。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还有若干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三党成员、落水狗。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世界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
据史料记载，这个人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现在，让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杰出坏人、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魏忠贤。
混混的幸福
魏忠贤，北直隶（今河北）肃宁县人，曾用名李进忠。对于魏公公的出身，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农民或杂耍，都是穷人。家里穷，自然就没钱给他读书，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只能整天在街上闲逛。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为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但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魏忠贤的心情，因为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很惨。
多年前，我曾研习过社会学，并从中发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垃圾（俗称混混）是从来不会自卑的。
虽然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能成为一个混混，是极其光荣且值得骄傲的。
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
做了一件坏事，却绝不会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得掉渣的坏人。
魏忠贤，就是这样一个坏人。
根据史料记载，少年魏忠贤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虽然他没钱上学，没法读书，没有工作，却从不唉声叹气，相当乐观。
面对一没钱、二没前途的不利局面，魏忠贤不等不靠，毅然走上社会，大玩特玩，并在实际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市井一无赖尔）。
他虽然是个文盲，却能言善辩（目不识丁，言辞犀利），没读过书，却无师自通（性多狡诈），更为难得的是，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胸怀万贯，具体表现为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还敢跑去赌博（家无分文而一掷百万），赌输后没钱给，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依然无怨无悔，下次再来。混到这个份儿上，可算是登峰造极了。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至少曾经有过。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娶了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过得还不错。
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儿钱财，也被他用光用尽。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翻然悔悟，经过仔细反省，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还有个女儿。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还清赌债。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很正确，因为按当时的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是她。
原本只有家，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翻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太监。这并非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共识。
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且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
混混都混不下去，人生失败到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要当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做太监，是迫于无奈，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我要严肃地告诉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太监，是一份工作，极其热门的工作，而想成为一名太监，是很难的。事实上，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宫里只有女人。
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为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这是很有可能的），宫里不能进男人。可问题是，宫里太大，上千人吃喝拉撒，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女的干不了，男的不能进，只好不男不女了。
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
既然是劳工，就有用工指标，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老太监死了，新太监才能进。也就是说，每年录取太监的比例相当低。
有多低呢？我统计了一下，大致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而且哪年招还说不准，今年要是不缺人，就不招。
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在一百个符合条件（割了）的人中，只有十到十五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
事实上，自明代中期，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割过了），却没法入宫的太监（候选）在京城等着。
要知道，万一切了，又当不了太监，那就惨了，虽说太监很吃香，但归根结底，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不是太监本人。对于这类“割了”的人，人民群众是相当鄙视的。
所以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既不能入宫，也不能回家，只能在京城混，后来混得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此，明朝政府曾颁布法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
我一直相信，世事皆有可能。
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除了能够找工作、混饭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权力。
公正地讲，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八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公正，却不平坦。因为平凡的人是很多的，且大都不安分，要想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走着上去是不行的，一般都得踩着上去——踩着那些被你淘汰的人。明朝的进士，三年考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平均一百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能进入朝廷，看见皇帝大人尊容的，只有三四十人。而决定所有人命运的，只是那张白纸和几道考试的题目。
同一张纸，同一道题目，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不同的脑袋，不同的手。
能否出人头地，只能靠你自己，靠你那非凡的智力、领悟力，以及你那必定能够超越常人、必定与众不同的信念。
所以我一直认为，科举制度，是一种杰出的、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杜绝了自东汉以来腐败不堪的门阀制度，最大地保证了人才的选拔，虽然它并不完美，却亦无法取代。
当然，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你考上了进士，脱离了科举体系，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体系——文官体系。
在那个体系中，你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还要熬资历、干工作、斗智斗勇，经过几十年的磨砺之后，你才能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并具备足够的智商和经验，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度继续前进。
这就是于谦、李贤、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成功之道，也是必经之道。虽然他们都具有优异的天赋、坚忍的性格、坎坷的经历，但要想名留千古，这是无法逃避的代价。
在那条通往最高宝座的道路上，只有最优秀、最聪明、最有天分的人，才能到达终点。
但许多人不知道，有些不那么聪明、不那么优秀、不那么有天分的人，也能走到终点。
因为在通往终点的方向，有一条捷径，这条捷径，就是太监之路。
太监不需要饱读诗书，不需要层层培训，不需要处理政务，不需要苦苦挣扎，他们能够跨过所有文官体系的痛苦经历，直接获取成功，只需要讨好一个人——皇帝。
皇帝就是老板，就是CEO，就是一言九鼎，总而言之，是说了就算的人物。而太监，就在皇帝的身边，所以只要哄好皇帝，太监就能得到权力以及他想得到的一切。
这就是有明一代，无数的人自愿成为太监的全部原因。
但现在摆在无业游民魏忠贤面前的，不仅仅是个录取名额比例问题，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难点——阉割问题。
魏忠贤当政以后，对自己以前的历史万般遮掩，特别是他怎么当上太监，怎么进宫这一段，绝口不提，搞得云里雾里，捉摸不透。
但这种行为，就好比是骂自己的儿子王八蛋一样，最终只能自取其辱。他当年的死党、后来的死敌刘若愚太监告诉我们，魏公公不愿提及发家史，是因为违背了太监成长的正常程序——他是自宫的。
我一直坚信，东方不败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杰出，也最有可能的自宫者。这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自宫，绝无混饭吃、找工作的目的，而是为了中华武学的发展。
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我考证了太监阉割的全过程后，才不禁由衷感叹，自宫不仅需要勇气，没准儿还真得要点儿功夫。
阉割的技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阉割是个技术工作。想一想就明白了，从人身上割点儿东西下来，还是重要部位，稍有不慎，命就没了。
很多年以来，干这行的都是家族产业，代代相传，以割人为业，其中水平最高的，还能承包官方业务，获得官方认证。
一般这种档次的，不但技术高，能达到庖丁解人的地步，快速切除，还有配套医治伤口，消毒处理，很有服务意识。
所以说，东方不败能在完全外行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复杂的手术，且毫无后遗症（至少我没看出来），没有几十年的内功修养，估计是白扯。
魏忠贤不是武林高手（不算电影、电视），要他自我解决，实在勉为其难，于是只好寻到上述专业机构，找人帮忙。
可到地方一问，才知道人家服务好，收费也高，割一个得四五两银子，我估算了一下，合人民币大概是三四千块。
这可就为难魏公公了，身上要有这么多钱，早拿去赌博翻本，哪犯得着干这个？割还是不割，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没钱。
但现实摆在眼前，不找工作是不行了，于是魏公公心一横——自己动手，前程无忧。
果不其然，业余的赶不上专业的，手术的后遗症十分严重，出血不止，幸亏好心人路过，帮他止了血。
成功自宫后，魏忠贤决定去报名，可刚到报名处，问清楚录取条件，当时就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