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天下，将天下私人持有的书籍典故尽数烧毁，史称‘焚书’。
不过，并不是说经过秦朝之后，全天下就没有书了。
始皇嬴政在焚书前下令，收集其余六国史书，以及百家经典，藏于皇家档案室之中。
到了秦末，刘邦先项羽一步进入咸阳宫，旋即被咸阳宫的奢贵华丽所倾倒，整日醉生梦死，沉迷于酒色之中。
这时，刘邦手下得兄弟们当中，唯有一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认识到刘邦根本无法得到咸阳城，所以将秦皇家档案室中的大部分藏书取走，载上了马车，准备随时运走。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项羽大军围逼咸阳，刘邦从云巅掉落，并在侥幸躲过鸿门宴之后，灰头土脸爬出咸阳城。
秦皇家档案室的书籍，也被刘邦手下那个不懂享受的小弟顺利搬走。
那个只知道‘偷’竹简的书呆子，长相一般，浓眉大眼。
他姓萧，名何。
刘邦退出关中，项羽大军进入咸阳，怒焚咸阳宫，大火连绵三月而不止。
天下所有人都以为，华夏最后的思想精华，被项羽一把大火付之一炬。
但萧何却将取走的书籍保存的极其完好，并在汉开国之后，将那些典故书籍，以及咸阳宫废墟中取出的书籍残卷，一同放置到了未央宫中的石渠阁内。
饶是如此，民间流动的先贤思想、经典却也因始皇帝+战火的双重围剿而骤减，十不存一。
而民间仅存的那几片残卷中，最受执政者广泛认同的，就是管仲的《管子》。
《管子·小匡》云：士农工商四名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
在此时，天下人的普遍观念中，国家的阶级，便是管子所说的那样，分别按士人，农民，工匠，商贾这四个阶级，次序排列。
士人，就是通俗意义上的读书人，不过天下本就没剩下多少书，仅存的那部分又被持有者视为传家之宝，概不外传；所以与其说，此时的‘士人’阶级是文人，倒不如说是‘武夫’。
旧贵族在战火中尽皆凋零，新的豪强还没又长出牙，就被刘邦的‘陵邑’制度拔掉了齿根，贵族阶级，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樊哙那样的屠狗之辈。
农民，则是自夏朝开始，便是国家之血脉，政权之根本，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农业是任何封建政权的命脉。
工匠，其本质依旧无法脱离‘农’的范畴——通过劳动获得收获，再加上此时儒家势微，那句‘奇淫巧技’显得无比乏力，所以其地位并不低。
工之所以排在农之后，则是因为工匠做出的东西需要售卖···
光是因为‘售卖’这个环节，工匠就不可避免的与‘商’沾上了关系，从而排在了农之后；光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此时的价值观有多么鄙视商人了。
——西汉初，商人的社会地位远低于农民，甚至低于善弄‘奇淫巧技’的工匠，只比身处奴隶阶级的‘城旦舂’高那么一丢丢。
汉初，天下凋零，‘无为而治’的黄老学在萧何、曹参等巨头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了第一显学，同时也是执政学派。
黄老学派，此时还不是后世那个整天想着羽化登仙的‘道’教，而是勤劳踏实的实干派。
不过，由于曹参曾经做的错误示范，黄老学派的执政理念，逐渐向着碌碌无为的方向倾斜，‘无为而治’被无限放大，官场充斥着‘宁愿不做，也不能错’的歪风。
到景帝朝时，重新复兴的法家光是在晁错这个独苗的带领下，便已经能和汉初的巨牛黄老学派分庭抗争了···
到武帝朝，黄老学最后的卫道士——太皇太后窦漪房驾崩之后，儒学彻底坐大，黄老学逐渐式微，主体思想逐渐向‘庄周梦蝶’的方向转变，并最终演变为后世的道教。
而无论是在此时势大的黄老学派，还是景帝朝昙花一现的法家，以及最终让武帝爷罢黜百家的儒家，都对商人持有巨大的敌意！
黄老学派虽然看上去懒洋洋的，只在嘴边挂着一句‘法无禁止则无咎’，但正因如此，商人阶级在黄老学派看来，是十恶不赦的群体！
要知道‘黄老无为’，下半句可就是无所不为！
黄老学派的思想理念，注定了他们一切以规则为准，但凡在规则以内，便不插手的执政习惯。
可但凡有人挑战规则，违背律法，黄老出身的官员，就会从之前那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陡然变身为法律的卫道士！
这，也是景帝朝时，法家逐渐兴起，黄老学派却并没有多大警惕的缘故——本质上来讲，黄老学和法家的执政理念基本一致：维护法律尊严。
只不过，法家过于锐利的改革基因，让信奉‘无为而治’的黄老学派无所适从，再加上法家身上背着‘暴秦’这么一个污点，才导致黄老学没有对法家表现的过于友好。
而在黄老学派看来，商人居无定所，一出门一年半载，根本不利于控制，严重违背了‘百姓民各司其业，村野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
儒家，对商人同样深恶痛绝，或者说，儒家对于一切不符合自己理念的东西，都深恶痛绝！
儒家的理想社会，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贵族永远是贵族，老爷永远是老爷，平民永远是平民。
可商人的本质，就注定其财富累积速度，比从土里刨食的农民高很多。
这就让儒家很不爽了：要是所有泥腿子都把土地扔下去经商，那老爷们的田谁种？
不行！
商人这东西是个祸害！
不能留！
与之相比，法家就纯粹多了：商人者，尽皆五蠢之辈也！（韩非子言）
在法家眼中，商人不种地，导致国家没法收他们的税，这就是对国家财政的破坏！
商人游历天下，有了见识，没以前那么好忽悠了，这就是对国家管理百姓增大了难度！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商人唯利是图，无仁义之心，无敬畏之人，无道德之廉耻。
商人们为了赚钱，可以出卖朋友，出卖亲人，乃至于出卖国家。
所以，在信奉‘富国强兵’的法家眼里，商人最大的原罪是：心中无国。
不过，并不是说经过秦朝之后，全天下就没有书了。
始皇嬴政在焚书前下令，收集其余六国史书，以及百家经典，藏于皇家档案室之中。
到了秦末，刘邦先项羽一步进入咸阳宫，旋即被咸阳宫的奢贵华丽所倾倒，整日醉生梦死，沉迷于酒色之中。
这时，刘邦手下得兄弟们当中，唯有一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认识到刘邦根本无法得到咸阳城，所以将秦皇家档案室中的大部分藏书取走，载上了马车，准备随时运走。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项羽大军围逼咸阳，刘邦从云巅掉落，并在侥幸躲过鸿门宴之后，灰头土脸爬出咸阳城。
秦皇家档案室的书籍，也被刘邦手下那个不懂享受的小弟顺利搬走。
那个只知道‘偷’竹简的书呆子，长相一般，浓眉大眼。
他姓萧，名何。
刘邦退出关中，项羽大军进入咸阳，怒焚咸阳宫，大火连绵三月而不止。
天下所有人都以为，华夏最后的思想精华，被项羽一把大火付之一炬。
但萧何却将取走的书籍保存的极其完好，并在汉开国之后，将那些典故书籍，以及咸阳宫废墟中取出的书籍残卷，一同放置到了未央宫中的石渠阁内。
饶是如此，民间流动的先贤思想、经典却也因始皇帝+战火的双重围剿而骤减，十不存一。
而民间仅存的那几片残卷中，最受执政者广泛认同的，就是管仲的《管子》。
《管子·小匡》云：士农工商四名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
在此时，天下人的普遍观念中，国家的阶级，便是管子所说的那样，分别按士人，农民，工匠，商贾这四个阶级，次序排列。
士人，就是通俗意义上的读书人，不过天下本就没剩下多少书，仅存的那部分又被持有者视为传家之宝，概不外传；所以与其说，此时的‘士人’阶级是文人，倒不如说是‘武夫’。
旧贵族在战火中尽皆凋零，新的豪强还没又长出牙，就被刘邦的‘陵邑’制度拔掉了齿根，贵族阶级，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樊哙那样的屠狗之辈。
农民，则是自夏朝开始，便是国家之血脉，政权之根本，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农业是任何封建政权的命脉。
工匠，其本质依旧无法脱离‘农’的范畴——通过劳动获得收获，再加上此时儒家势微，那句‘奇淫巧技’显得无比乏力，所以其地位并不低。
工之所以排在农之后，则是因为工匠做出的东西需要售卖···
光是因为‘售卖’这个环节，工匠就不可避免的与‘商’沾上了关系，从而排在了农之后；光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此时的价值观有多么鄙视商人了。
——西汉初，商人的社会地位远低于农民，甚至低于善弄‘奇淫巧技’的工匠，只比身处奴隶阶级的‘城旦舂’高那么一丢丢。
汉初，天下凋零，‘无为而治’的黄老学在萧何、曹参等巨头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了第一显学，同时也是执政学派。
黄老学派，此时还不是后世那个整天想着羽化登仙的‘道’教，而是勤劳踏实的实干派。
不过，由于曹参曾经做的错误示范，黄老学派的执政理念，逐渐向着碌碌无为的方向倾斜，‘无为而治’被无限放大，官场充斥着‘宁愿不做，也不能错’的歪风。
到景帝朝时，重新复兴的法家光是在晁错这个独苗的带领下，便已经能和汉初的巨牛黄老学派分庭抗争了···
到武帝朝，黄老学最后的卫道士——太皇太后窦漪房驾崩之后，儒学彻底坐大，黄老学逐渐式微，主体思想逐渐向‘庄周梦蝶’的方向转变，并最终演变为后世的道教。
而无论是在此时势大的黄老学派，还是景帝朝昙花一现的法家，以及最终让武帝爷罢黜百家的儒家，都对商人持有巨大的敌意！
黄老学派虽然看上去懒洋洋的，只在嘴边挂着一句‘法无禁止则无咎’，但正因如此，商人阶级在黄老学派看来，是十恶不赦的群体！
要知道‘黄老无为’，下半句可就是无所不为！
黄老学派的思想理念，注定了他们一切以规则为准，但凡在规则以内，便不插手的执政习惯。
可但凡有人挑战规则，违背律法，黄老出身的官员，就会从之前那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陡然变身为法律的卫道士！
这，也是景帝朝时，法家逐渐兴起，黄老学派却并没有多大警惕的缘故——本质上来讲，黄老学和法家的执政理念基本一致：维护法律尊严。
只不过，法家过于锐利的改革基因，让信奉‘无为而治’的黄老学派无所适从，再加上法家身上背着‘暴秦’这么一个污点，才导致黄老学没有对法家表现的过于友好。
而在黄老学派看来，商人居无定所，一出门一年半载，根本不利于控制，严重违背了‘百姓民各司其业，村野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
儒家，对商人同样深恶痛绝，或者说，儒家对于一切不符合自己理念的东西，都深恶痛绝！
儒家的理想社会，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贵族永远是贵族，老爷永远是老爷，平民永远是平民。
可商人的本质，就注定其财富累积速度，比从土里刨食的农民高很多。
这就让儒家很不爽了：要是所有泥腿子都把土地扔下去经商，那老爷们的田谁种？
不行！
商人这东西是个祸害！
不能留！
与之相比，法家就纯粹多了：商人者，尽皆五蠢之辈也！（韩非子言）
在法家眼中，商人不种地，导致国家没法收他们的税，这就是对国家财政的破坏！
商人游历天下，有了见识，没以前那么好忽悠了，这就是对国家管理百姓增大了难度！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商人唯利是图，无仁义之心，无敬畏之人，无道德之廉耻。
商人们为了赚钱，可以出卖朋友，出卖亲人，乃至于出卖国家。
所以，在信奉‘富国强兵’的法家眼里，商人最大的原罪是：心中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