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数学家，以及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张苍从这份竹简上看到，远不止于此——不用刘弘多说什么，张苍就已经通过这卷竹简，想到了许多可拓展的财务措施。
例如，在‘日、事、取、余’四栏之外，再加一栏‘印’，规定每一个事件过后，当值官吏需要用印，表示对该次事件，以及府库存钱余额表示认同！
这样一来，非但府库少没少钱，能通过这样一份账簿显现出来，就连钱是在什么时候少的，什么人身上出的问题，都在账簿纸上一览无余——为了保证自己不因账目而被怪罪，官员用印之前，必然会仔细核对府库存钱，以保证存钱的真实剩余量，与账本上‘余’那一栏一致！
“此宦者令奉朕谕，于省中试行之账簿，御史大夫以为如何？”
刘弘一声轻语，将张苍从惊喜中拉回现实，张苍却并没有急于作答。
稍稍按捺内心中的激荡，张苍便发现，其实刘弘所‘发明’的记账方式，与此时本有的记账方式并非全然不同，
此种新式记法中的‘日，事，取，余’四部分，除了‘余’这一项之外的三项，实际上在过去的记录方式中也同样存在。
只不过在过去，‘日，事，取’三项，被记录成了一整句陈述句，并一条条冗积在一起罢了。
理性的分析二者的区别，刘弘所拿出的这种新式记账方式，只不过是在原有的三项中加了一项‘余’，并不再以陈述句的方式记录，转而以一种···
想到这里，张苍却发现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一种记录方式了。
“此记法，朕欲称其曰：财图。”
实际上，作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三大文明中，以及唯一一个延续五千年的文明，华夏数学的发展程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间隔内，都在全世界出于大幅领先地位。
无论是方程、正负、象限等数学基础理论的提出与发现，亦或是圆周率、微积分、衰分等高等数学基础，在华夏的提出时间，都普遍领先全世界至少一千年以上！
但是，自西方所用纪年之‘公元’开始，直到满清覆灭，华夏不止科学技术发展接近停滞，就连数学，也没有再取得太大的进步；十九世纪的华夏数学，与公元前三世纪的近乎完全相同！
造成这种‘发展停滞’的原因有很多：学术学派对数学的轻视、王朝周期律导致的反复战乱，以及民间文化普及度不高等等。
但要说最主要的原因，在刘弘看来，无疑是华夏数学界，缺少一种简介清晰的数学记录方式，或者体系。
就拿此时的汉初来说，无论是方程解析，算数运算，其过程都十分接近后世小学所教的初级基础数学；但是，如果真让后世的中小学生，去看九章算术里某道题目的解析过程，那位学生绝对看不懂。
因为此时的运算过程，完全以汉字叙述的方式进行！
举个例子，后世很典型的一道二元一次方程：x=y-2，5x=3y，求x，y。
但凡上过学的人都知道，这道方程的解析过程：
x=y-2，5x=5y-10
∵5x=3y 5x=5y-10
∴3y=5y-10 y=5
又∵x=y-2，
∴x=3
解析式一列，运算过程简介明了。
而在此时，这样一道题，都不说运算了，光是要看懂题目，都需要费好大的力气···
——有甲、乙二物，甲物加二钱，可换得乙物；甲物五，可换乙物者三，问：甲乙二物各价几何？
且先不提此时没有标点符号这件事了，光是从这么一句文字中提炼出题干，就要求做这道题的人不止需要认字，还得具备一定的思维体系构建能力。
或许看上去，并没有这么玄乎：以后世人的视角，这样纯文字的叙述方式，似乎也没啥不一样的？
那是因为，后世人的思维能力，体系构建能力，都已被更简易的符号、数字等思维工具给锻炼到了一定的熟练程度——即便题目是文字，后世人也能在看过这样一道题过后，自动在大脑生成‘x+2=y，5x+3y’的等式。
但此时的人在解这道题的时候，并不会有这样下意识的的思维体系构建，所有的过程，都需要以文字的形式展现，如‘甲物加二钱可换得乙物，故乙物可视作甲物加二钱；甲物五换得乙物三，即甲物五，换得甲物三又六钱···’
撇开其他的客观原因，真正阻碍华夏数学发展的，便是这般繁杂的运算过程。
此时张苍手中的竹简——准确地说：统计图，就是刘弘打算针对此，所做出的第一个尝试。
从九章算术第一次出现并沿用到现在，华夏数学实际上已经近乎到达了‘文字数学’可抵达的巅峰；要想让华夏数学稳步发展，而不是如历史上一般停滞不前，那从‘数学文字化’到‘数学符号化’的转变，将无可避免。
更简洁易懂的记录方式、运算方式，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精力，让那些数学造诣达到水准线，有机会促成数学发展的人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究更为深奥的问题。
——就如历史上的张苍那样，去琢磨琢磨：地球离太阳，究竟有多远呢···
只要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尝试，刘弘就会拼尽所有，保全那个人不被烧死！
即便不考虑‘为后世计’这般宏伟远大的目标，更简单的数学记录方式，也可以让政权的运转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试想一下：在过去秋收之后，为了将粮税记录在册并上缴国库，地方县衙几乎要花费数个月，发动大半的官吏，将每家每户的纳税额以汉字一条条记录上账本，再上交中央，中央再花十几天时间，核对完该县所送来的农税与账本是否对的上——账目上说，张三缴粮十石，就从堆积如山的粮袋中，找一只写有‘某县张三’的粮袋，称一下是否有十石那么重···
而以后，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地方只需要在原有的账目基础上加一条：某某人缴粮多少之后，总粮食粮达到了多少。
这样一来，中央在核查的时候，就只需要查看账本最后那一栏，汇总的总量与送来的粮食总量是否相符，就可以了。
至于账目是否有差池，中央也不用再挨个比对——就拿刘弘方才那本账本来说，只需要查看某一条账目所记录的支出，是否等于府库原存有量与现存有量之差即可。
光是从‘拿着账本找粮袋沉重’，到‘坐在办公室核算账本’的转变，就可以将行政效率提升至少八成——如果真有加减法都不会算的酒囊饭袋混入中枢，那刘弘绝对不会轻易放过！
作为一个后世人，刘弘所要追求的自然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又需要足够的官僚数量来保证行政效率；‘财务改革’这个想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刘弘地计划之中的。
按汉室现在的生产力，以及中央的财政状况，大范围扩编基层官员，绝非一日之功——在五年之内，刘弘能做到在不裁员的前提下，将官员待遇提升到‘不贪不拿也能活的宽裕’的程度，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这样一来，官僚人数的提升，就从刘弘地近期目标中排除；既然能用的官僚就这么多，刘弘也只能从官僚个体的行政效率下手，用现有的官僚，来做更多的事。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刘弘能做的其实非常多：以纸取代竹简，推动张苍更早推行‘审计’制度，增强御史大夫对官员的审查力度等等等等。
但成本最小，耗时最短，见效最大的，就是财物改革。
毫不夸张的说，只要刘弘能做到让天下所有地方官府，都用此时张苍手上这卷竹简所记录的方式记录财务，汉室的行政效率就能肉眼可见的翻倍！
而对此时的刘弘来说，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政治成就——肉眼可见！
撇开陈平等‘德高望重’的政敌不论，刘弘十四岁的肉体年纪，就让刘弘地政治威望天生处于劣势地位。
无论刘弘做出多么有深意，多么福泽子孙的举措，舆论都会不可避免的认为：陛下年不过十四，必然想不出此等良策；此当是朝堂诸公之共谋吧？
这也算是少年皇帝们的悲哀了——臣子做错事，是皇帝没能压住场子；自己做出了成绩，又会变成臣子的功劳，皇帝能挂个名都算不错了···
但若是推行数学改革，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舆论顶多顶多会认为，这样新奇的‘记数’方式，应该是对《九章算术》有深刻研究的张苍所提出，尤其是在未来几年，朝堂在张苍主持下推行‘审计’制度之后，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将达到顶峰。
看上去，功劳还是变成了臣子的，刘弘只得一个‘虚心纳谏’之名？
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首先，张苍一人独领功劳，与‘朝堂诸公’共谋之功，对刘弘的意义就不一样。
张苍独领，那刘弘就是知人善用；朝堂共谋，刘弘就只是被‘大势所趋’。
最主要的是——作为当事人，张苍自己心里最清楚，这件事究竟是谁的想法。
甚至基于此，将来张苍正式推行‘审计’制度时，也会潜意识的认为，‘审计’制度也并非他一人之功，而是得到了刘弘地‘启示’——作为后世人，刘弘当然会以‘先知者’的角度，改善张苍提出的审计制度，尽量将未来可能出现，或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漏洞规避。
这样一来，张苍就不太可能如历史上那样，与身为皇帝得刘弘起龌龊了。
而和睦的君相关系，对于刘弘未来的计划而言，至关重要。
例如，在‘日、事、取、余’四栏之外，再加一栏‘印’，规定每一个事件过后，当值官吏需要用印，表示对该次事件，以及府库存钱余额表示认同！
这样一来，非但府库少没少钱，能通过这样一份账簿显现出来，就连钱是在什么时候少的，什么人身上出的问题，都在账簿纸上一览无余——为了保证自己不因账目而被怪罪，官员用印之前，必然会仔细核对府库存钱，以保证存钱的真实剩余量，与账本上‘余’那一栏一致！
“此宦者令奉朕谕，于省中试行之账簿，御史大夫以为如何？”
刘弘一声轻语，将张苍从惊喜中拉回现实，张苍却并没有急于作答。
稍稍按捺内心中的激荡，张苍便发现，其实刘弘所‘发明’的记账方式，与此时本有的记账方式并非全然不同，
此种新式记法中的‘日，事，取，余’四部分，除了‘余’这一项之外的三项，实际上在过去的记录方式中也同样存在。
只不过在过去，‘日，事，取’三项，被记录成了一整句陈述句，并一条条冗积在一起罢了。
理性的分析二者的区别，刘弘所拿出的这种新式记账方式，只不过是在原有的三项中加了一项‘余’，并不再以陈述句的方式记录，转而以一种···
想到这里，张苍却发现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一种记录方式了。
“此记法，朕欲称其曰：财图。”
实际上，作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三大文明中，以及唯一一个延续五千年的文明，华夏数学的发展程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间隔内，都在全世界出于大幅领先地位。
无论是方程、正负、象限等数学基础理论的提出与发现，亦或是圆周率、微积分、衰分等高等数学基础，在华夏的提出时间，都普遍领先全世界至少一千年以上！
但是，自西方所用纪年之‘公元’开始，直到满清覆灭，华夏不止科学技术发展接近停滞，就连数学，也没有再取得太大的进步；十九世纪的华夏数学，与公元前三世纪的近乎完全相同！
造成这种‘发展停滞’的原因有很多：学术学派对数学的轻视、王朝周期律导致的反复战乱，以及民间文化普及度不高等等。
但要说最主要的原因，在刘弘看来，无疑是华夏数学界，缺少一种简介清晰的数学记录方式，或者体系。
就拿此时的汉初来说，无论是方程解析，算数运算，其过程都十分接近后世小学所教的初级基础数学；但是，如果真让后世的中小学生，去看九章算术里某道题目的解析过程，那位学生绝对看不懂。
因为此时的运算过程，完全以汉字叙述的方式进行！
举个例子，后世很典型的一道二元一次方程：x=y-2，5x=3y，求x，y。
但凡上过学的人都知道，这道方程的解析过程：
x=y-2，5x=5y-10
∵5x=3y 5x=5y-10
∴3y=5y-10 y=5
又∵x=y-2，
∴x=3
解析式一列，运算过程简介明了。
而在此时，这样一道题，都不说运算了，光是要看懂题目，都需要费好大的力气···
——有甲、乙二物，甲物加二钱，可换得乙物；甲物五，可换乙物者三，问：甲乙二物各价几何？
且先不提此时没有标点符号这件事了，光是从这么一句文字中提炼出题干，就要求做这道题的人不止需要认字，还得具备一定的思维体系构建能力。
或许看上去，并没有这么玄乎：以后世人的视角，这样纯文字的叙述方式，似乎也没啥不一样的？
那是因为，后世人的思维能力，体系构建能力，都已被更简易的符号、数字等思维工具给锻炼到了一定的熟练程度——即便题目是文字，后世人也能在看过这样一道题过后，自动在大脑生成‘x+2=y，5x+3y’的等式。
但此时的人在解这道题的时候，并不会有这样下意识的的思维体系构建，所有的过程，都需要以文字的形式展现，如‘甲物加二钱可换得乙物，故乙物可视作甲物加二钱；甲物五换得乙物三，即甲物五，换得甲物三又六钱···’
撇开其他的客观原因，真正阻碍华夏数学发展的，便是这般繁杂的运算过程。
此时张苍手中的竹简——准确地说：统计图，就是刘弘打算针对此，所做出的第一个尝试。
从九章算术第一次出现并沿用到现在，华夏数学实际上已经近乎到达了‘文字数学’可抵达的巅峰；要想让华夏数学稳步发展，而不是如历史上一般停滞不前，那从‘数学文字化’到‘数学符号化’的转变，将无可避免。
更简洁易懂的记录方式、运算方式，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精力，让那些数学造诣达到水准线，有机会促成数学发展的人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究更为深奥的问题。
——就如历史上的张苍那样，去琢磨琢磨：地球离太阳，究竟有多远呢···
只要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尝试，刘弘就会拼尽所有，保全那个人不被烧死！
即便不考虑‘为后世计’这般宏伟远大的目标，更简单的数学记录方式，也可以让政权的运转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试想一下：在过去秋收之后，为了将粮税记录在册并上缴国库，地方县衙几乎要花费数个月，发动大半的官吏，将每家每户的纳税额以汉字一条条记录上账本，再上交中央，中央再花十几天时间，核对完该县所送来的农税与账本是否对的上——账目上说，张三缴粮十石，就从堆积如山的粮袋中，找一只写有‘某县张三’的粮袋，称一下是否有十石那么重···
而以后，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地方只需要在原有的账目基础上加一条：某某人缴粮多少之后，总粮食粮达到了多少。
这样一来，中央在核查的时候，就只需要查看账本最后那一栏，汇总的总量与送来的粮食总量是否相符，就可以了。
至于账目是否有差池，中央也不用再挨个比对——就拿刘弘方才那本账本来说，只需要查看某一条账目所记录的支出，是否等于府库原存有量与现存有量之差即可。
光是从‘拿着账本找粮袋沉重’，到‘坐在办公室核算账本’的转变，就可以将行政效率提升至少八成——如果真有加减法都不会算的酒囊饭袋混入中枢，那刘弘绝对不会轻易放过！
作为一个后世人，刘弘所要追求的自然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又需要足够的官僚数量来保证行政效率；‘财务改革’这个想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刘弘地计划之中的。
按汉室现在的生产力，以及中央的财政状况，大范围扩编基层官员，绝非一日之功——在五年之内，刘弘能做到在不裁员的前提下，将官员待遇提升到‘不贪不拿也能活的宽裕’的程度，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这样一来，官僚人数的提升，就从刘弘地近期目标中排除；既然能用的官僚就这么多，刘弘也只能从官僚个体的行政效率下手，用现有的官僚，来做更多的事。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刘弘能做的其实非常多：以纸取代竹简，推动张苍更早推行‘审计’制度，增强御史大夫对官员的审查力度等等等等。
但成本最小，耗时最短，见效最大的，就是财物改革。
毫不夸张的说，只要刘弘能做到让天下所有地方官府，都用此时张苍手上这卷竹简所记录的方式记录财务，汉室的行政效率就能肉眼可见的翻倍！
而对此时的刘弘来说，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政治成就——肉眼可见！
撇开陈平等‘德高望重’的政敌不论，刘弘十四岁的肉体年纪，就让刘弘地政治威望天生处于劣势地位。
无论刘弘做出多么有深意，多么福泽子孙的举措，舆论都会不可避免的认为：陛下年不过十四，必然想不出此等良策；此当是朝堂诸公之共谋吧？
这也算是少年皇帝们的悲哀了——臣子做错事，是皇帝没能压住场子；自己做出了成绩，又会变成臣子的功劳，皇帝能挂个名都算不错了···
但若是推行数学改革，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舆论顶多顶多会认为，这样新奇的‘记数’方式，应该是对《九章算术》有深刻研究的张苍所提出，尤其是在未来几年，朝堂在张苍主持下推行‘审计’制度之后，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将达到顶峰。
看上去，功劳还是变成了臣子的，刘弘只得一个‘虚心纳谏’之名？
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首先，张苍一人独领功劳，与‘朝堂诸公’共谋之功，对刘弘的意义就不一样。
张苍独领，那刘弘就是知人善用；朝堂共谋，刘弘就只是被‘大势所趋’。
最主要的是——作为当事人，张苍自己心里最清楚，这件事究竟是谁的想法。
甚至基于此，将来张苍正式推行‘审计’制度时，也会潜意识的认为，‘审计’制度也并非他一人之功，而是得到了刘弘地‘启示’——作为后世人，刘弘当然会以‘先知者’的角度，改善张苍提出的审计制度，尽量将未来可能出现，或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漏洞规避。
这样一来，张苍就不太可能如历史上那样，与身为皇帝得刘弘起龌龊了。
而和睦的君相关系，对于刘弘未来的计划而言，至关重要。